姬周立国之初，自上而下，极力推崇恪守道德、礼仪、风度的行为规范，从而产生了诔、碑两种不同的文章体裁。甚至在当时，凡遇到丧事能够撰写诔文，成为了胜任“大夫”职位的官吏，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
何谓诔呢？《释名》如此解释：“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所以，诔就是累述逝者的生前德行，给予记录并宣扬出来，臆求永垂不朽。夏商之前，类似这种专门为逝者扬名的完整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也就无法考证了。周代伊始，虽然有了诔文形式，但还没有向下普及到“士”这一级别的官员，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较低的人，都不允许给贵族或高级别的人物作诔，并且小辈也不能给长辈书写诔文。那时候周天子过世，必须说成是“天以诔之”，并且还要到南郊祭祀场地上，宣读诔文和确定谥号。像这钟仪式，在当时都是异乎寻常的隆重啊。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春秋时鲁庄共（姬同公元前706-662年鲁国第16任君主）与宋国在鲁地界乘丘打仗。战场之上，鲁庄公因为自己的车驾倾覆，进而责怪驾车者缺乏男人气概；几乎同时，两名驾车战士为自证勇敢，即刻冲入阵前搏击而死。事后，鲁庄公悔恨错怪了两名驾车者，并特别为他俩作诔，如同追谥以示表彰。而这一事例，应是诔应用到“士”阶层的发端。
另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夫子去世后，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68年鲁国第26任君主）曾作诔文：“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在这其中，像“憖遗”所表达的殷切情愫，而“呜呼”所倒出的哀叹悲怀，虽算不上诔文中的智慧杰作，却完全符合此种文体的志趣格调。
再如《列女传·贤明》记载，鲁国柳下惠的夫人有追忆丈夫的诔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其中的哀怜颂扬之情，真格的溢于言表，虽说属于远近闻名的诔文，但弊在韵文过长。
进入汉代之后，在不同程度上，各种文化成果都得到了继承、恢复和弘大。于西汉时期，为了汉元帝皇后，扬雄所撰写的《元后诔》，虽说闻名遐迩，但辞令太过冗长。然而，班固在他的《汉书·元后传》中，只是摘录了《元后诔》中的“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几行字，以至于晋代的挚虞，竟然以为这就是杨雄这篇诔文的全篇了。其实无论如何，凡是用于累述美德、扬名垂世的诔文，怎么可能只有寥寥四句呢？到了东汉之际，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学者）因狱中构思诔文，受到光武帝赏赉，进而盛名一时，像他的《吴汉诔》确实工整优秀，而他的另外作品，却比较平庸。毋庸讳言，任何人任何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为皇帝赞赏过谁的一篇文章，随后竟然连其人其它作品都一样贵如黄金吧？再比如傅毅，不但才思缜密，而且写作严谨精致，像他的《明帝诔》《北海王诔》等篇，叙述伦次清晰，情节过渡自然。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苏顺（东汉文人生卒年不详字孝山）和崔瑗，都好在作品繁简得体，叙述事实如同传记，尤其在辞藻韵律格调上，都具备了诔文的创作天资。随后，晋代的潘岳，构思诔文，师承苏顺，犹善于追述悲伤情怀，辞文新颖倍感亲切，其名声若与苏顺相较，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而其他人物作品，如崔骃的《诔赵》、刘陶（又名伟字子奇颍川颍阴人东汉末年人物）的《诔黄》，整体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简明扼要。在魏晋时期，像曹植也享有盛名，而他的诔文，弊在文辞过于繁琐以及语势迟缓拖沓，例如在他《文帝诔》的结尾部分，却用了百余言来表白自己，这明显远离了该文体的传统意义和根本需求。
若追根溯源，像《诗经·商颂》中《玄鸟》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对商王列宗的盛赞，而《诗经·大雅》中《生民》等，则是周朝臣民对祖先美德的颂扬。所以，累述张扬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诗人一贯使用的体裁。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痛心悲哀的情绪气氛，则需要因人而异，并且各取所长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诔》有“白日幽光、雰雾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现北海王死后“白天都变得晦暗，云雾更加阴郁。”如此情绪化的大胆渲染，不但在当时即刻便成了学习榜样，以至于后来者的类似作品，也就愈发生动感人了。
概括上述诔文的体例制式，大致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摘选逝者重要言论，二记录主要生平事迹，三从颂扬美德开始而到表达哀思结束。在这其中，凡论说逝者的音容笑貌，务求若隐若现，仿佛就在眼前；凡谈论生者的伤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这就是“诔”作为一种文体，所应达到的创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谓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说，“碑”原本出自“埤”这个字，而“埤”则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话说三皇五帝时代，为了将祭祀封禅的事情告知苍天大地，便用堆土树石作为信物符号；这就是碑的雏形。据《周穆王传》记载，周穆王曾经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标志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点名称；这是古代碑的实用例证。早些时候，在宗庙门前，一般左右都立着两根木柱或石柱，其主要用于拴住牲口，并不用于铭刻功绩；伴随金属礼器使用的逐渐减少，人们逐步开始在过去石柱上刻字留念；这同样是为了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坟地的石柱或木桩，原本是帮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后逐步演变成了刻字纪念的“碑”了。
自东汉之后，方形的石碑和圆形的碣石，开始大行其道。在书写刻石文字方面，若论才高八斗且首屈一指者，当之无愧的必是蔡邕啊。例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因为深谙《尚书》中《尧典》《伊训》等篇章的精髓紧要，故而能够文体庄重雅致；另外，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褒扬适度，哀思恰当，不仅逝者即便生者都当之无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人物生平不但脉络清晰，评说感受更是无不公允。总之，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不但重点突出，而且简明扼要；在文采上，不仅清晰雅正，而又温润光泽；在情理上，更是十分婉转流畅，完全没有理屈词穷的破绽，故而堪称巧夺天工，即卓尔不群，又浑然天成啊。所以，孔融因为追随蔡邕，所以在碑文上收获，尤为突出，像他的《卫尉张俭碑铭》《陈碑》，堪称义正辞严而文采飞扬。孔融在碑文上的造诣，仅次蔡邕。至于之后的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自恃文采掷地有声，也曾撰写碑诔而名噪一时，像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太尉庾亮碑》等，弊在繁辞太过，枝蔓太多，颇显芜杂；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条理，最为得当。
纵观书写碑文的体例，若论风格，确乎应该具备“史家”的才干。因为，其中“序”的部分，类似人物传记，而正文部分，恰如“铭”的韵味。所以说碑文的写作，在陈述美好德行时，需要展示出来风清气正的华贵，而于追忆旷世功勋中，必须凸显艰苦卓绝的壮烈。这才是碑文的根本规制所在啊。若论碑文的实质，源头出自在器物上刻文的习俗，因而铭文与碑文在内容上，其二者本是一脉相承。若究根溯源，其实不难看出，是应为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的习惯，才后有的树碑扬名和诔文垂世的追求。因此，若把单纯用于歌功颂德的碑文，归入铭文范畴，并无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树碑立传，归入诔文范畴，同样恰如其分吧。
总而言之：追宗怀远，有赖于碑诔树立；刻铭颂德，目的在思慕厉行。碑风拂面如心暖，诔情凄切似裂肝。石墨残拓仍光彩，逝者风度已茫然！
何谓诔呢？《释名》如此解释：“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所以，诔就是累述逝者的生前德行，给予记录并宣扬出来，臆求永垂不朽。夏商之前，类似这种专门为逝者扬名的完整记录，并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也就无法考证了。周代伊始，虽然有了诔文形式，但还没有向下普及到“士”这一级别的官员，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较低的人，都不允许给贵族或高级别的人物作诔，并且小辈也不能给长辈书写诔文。那时候周天子过世，必须说成是“天以诔之”，并且还要到南郊祭祀场地上，宣读诔文和确定谥号。像这钟仪式，在当时都是异乎寻常的隆重啊。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春秋时鲁庄共（姬同公元前706-662年鲁国第16任君主）与宋国在鲁地界乘丘打仗。战场之上，鲁庄公因为自己的车驾倾覆，进而责怪驾车者缺乏男人气概；几乎同时，两名驾车战士为自证勇敢，即刻冲入阵前搏击而死。事后，鲁庄公悔恨错怪了两名驾车者，并特别为他俩作诔，如同追谥以示表彰。而这一事例，应是诔应用到“士”阶层的发端。
另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孔夫子去世后，鲁哀公（姬将公元前?-468年鲁国第26任君主）曾作诔文：“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在这其中，像“憖遗”所表达的殷切情愫，而“呜呼”所倒出的哀叹悲怀，虽算不上诔文中的智慧杰作，却完全符合此种文体的志趣格调。
再如《列女传·贤明》记载，鲁国柳下惠的夫人有追忆丈夫的诔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其中的哀怜颂扬之情，真格的溢于言表，虽说属于远近闻名的诔文，但弊在韵文过长。
进入汉代之后，在不同程度上，各种文化成果都得到了继承、恢复和弘大。于西汉时期，为了汉元帝皇后，扬雄所撰写的《元后诔》，虽说闻名遐迩，但辞令太过冗长。然而，班固在他的《汉书·元后传》中，只是摘录了《元后诔》中的“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几行字，以至于晋代的挚虞，竟然以为这就是杨雄这篇诔文的全篇了。其实无论如何，凡是用于累述美德、扬名垂世的诔文，怎么可能只有寥寥四句呢？到了东汉之际，杜笃（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学者）因狱中构思诔文，受到光武帝赏赉，进而盛名一时，像他的《吴汉诔》确实工整优秀，而他的另外作品，却比较平庸。毋庸讳言，任何人任何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因为皇帝赞赏过谁的一篇文章，随后竟然连其人其它作品都一样贵如黄金吧？再比如傅毅，不但才思缜密，而且写作严谨精致，像他的《明帝诔》《北海王诔》等篇，叙述伦次清晰，情节过渡自然。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苏顺（东汉文人生卒年不详字孝山）和崔瑗，都好在作品繁简得体，叙述事实如同传记，尤其在辞藻韵律格调上，都具备了诔文的创作天资。随后，晋代的潘岳，构思诔文，师承苏顺，犹善于追述悲伤情怀，辞文新颖倍感亲切，其名声若与苏顺相较，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也；而其他人物作品，如崔骃的《诔赵》、刘陶（又名伟字子奇颍川颍阴人东汉末年人物）的《诔黄》，整体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简明扼要。在魏晋时期，像曹植也享有盛名，而他的诔文，弊在文辞过于繁琐以及语势迟缓拖沓，例如在他《文帝诔》的结尾部分，却用了百余言来表白自己，这明显远离了该文体的传统意义和根本需求。
若追根溯源，像《诗经·商颂》中《玄鸟》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对商王列宗的盛赞，而《诗经·大雅》中《生民》等，则是周朝臣民对祖先美德的颂扬。所以，累述张扬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诗人一贯使用的体裁。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现痛心悲哀的情绪气氛，则需要因人而异，并且各取所长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诔》有“白日幽光、雰雾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现北海王死后“白天都变得晦暗，云雾更加阴郁。”如此情绪化的大胆渲染，不但在当时即刻便成了学习榜样，以至于后来者的类似作品，也就愈发生动感人了。
概括上述诔文的体例制式，大致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摘选逝者重要言论，二记录主要生平事迹，三从颂扬美德开始而到表达哀思结束。在这其中，凡论说逝者的音容笑貌，务求若隐若现，仿佛就在眼前；凡谈论生者的伤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这就是“诔”作为一种文体，所应达到的创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谓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说，“碑”原本出自“埤”这个字，而“埤”则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话说三皇五帝时代，为了将祭祀封禅的事情告知苍天大地，便用堆土树石作为信物符号；这就是碑的雏形。据《周穆王传》记载，周穆王曾经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标志自己所到之处的地点名称；这是古代碑的实用例证。早些时候，在宗庙门前，一般左右都立着两根木柱或石柱，其主要用于拴住牲口，并不用于铭刻功绩；伴随金属礼器使用的逐渐减少，人们逐步开始在过去石柱上刻字留念；这同样是为了达到永久保存的目的。其实类似的情况，还有坟地的石柱或木桩，原本是帮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后逐步演变成了刻字纪念的“碑”了。
自东汉之后，方形的石碑和圆形的碣石，开始大行其道。在书写刻石文字方面，若论才高八斗且首屈一指者，当之无愧的必是蔡邕啊。例如他的《太尉杨赐碑》，因为深谙《尚书》中《尧典》《伊训》等篇章的精髓紧要，故而能够文体庄重雅致；另外，他的《陈寔碑》《郭泰碑》两篇，褒扬适度，哀思恰当，不仅逝者即便生者都当之无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人物生平不但脉络清晰，评说感受更是无不公允。总之，蔡邕的碑文，在叙事上，不但重点突出，而且简明扼要；在文采上，不仅清晰雅正，而又温润光泽；在情理上，更是十分婉转流畅，完全没有理屈词穷的破绽，故而堪称巧夺天工，即卓尔不群，又浑然天成啊。所以，孔融因为追随蔡邕，所以在碑文上收获，尤为突出，像他的《卫尉张俭碑铭》《陈碑》，堪称义正辞严而文采飞扬。孔融在碑文上的造诣，仅次蔡邕。至于之后的孙绰（公元314-371年字兴公中都人东晋玄言诗人），自恃文采掷地有声，也曾撰写碑诔而名噪一时，像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监碑》《太尉庾亮碑》等，弊在繁辞太过，枝蔓太多，颇显芜杂；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条理，最为得当。
纵观书写碑文的体例，若论风格，确乎应该具备“史家”的才干。因为，其中“序”的部分，类似人物传记，而正文部分，恰如“铭”的韵味。所以说碑文的写作，在陈述美好德行时，需要展示出来风清气正的华贵，而于追忆旷世功勋中，必须凸显艰苦卓绝的壮烈。这才是碑文的根本规制所在啊。若论碑文的实质，源头出自在器物上刻文的习俗，因而铭文与碑文在内容上，其二者本是一脉相承。若究根溯源，其实不难看出，是应为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的习惯，才后有的树碑扬名和诔文垂世的追求。因此，若把单纯用于歌功颂德的碑文，归入铭文范畴，并无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树碑立传，归入诔文范畴，同样恰如其分吧。
总而言之：追宗怀远，有赖于碑诔树立；刻铭颂德，目的在思慕厉行。碑风拂面如心暖，诔情凄切似裂肝。石墨残拓仍光彩，逝者风度已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