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诗人陆游晚年写给儿子的诗中有这么一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战争也是同样道理,胜败与否,绝不仅取决于沙场征战的将士,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里的龌龊肮脏或高贵纯洁,都影响着胜利天平的倾向。

    先后进行了西征和两次北伐的桓温对东晋帝国“外难未弥,内弊交兴”的状况深有体会,优秀的将领,勇敢的士兵,最终依然失败了战争。那么,决定胜负的因素,一定在战争之外,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缩影。

    战事进行期间,桓温多次上书朝廷,力求通过改革以增强国力,提高军队战斗力。最为著名的有《七项事宜疏》等,其内容针砭时弊,足以彰显桓温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体事务方面,桓温主持了东晋历史上第三次“土断”。

    所谓“土断”,大可以参考当代的“人口普查”,即通过清查户口,使广大人民登记在册,“黑户”变“白户”,以便于统治。

    进行“土断”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晋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荫庇,导致大量没有户口的“黑户”产生。“黑户”由于没有户口,所以不需要交赋税,也不服兵役,只对“荫庇”他们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对国家无任何贡献和义务。这种情况的产生,严重影响国家税收,损害东晋国家利益。土断在客观上具有抑制和打击世家大族和地主势力的作用,是东晋迅速提升国力的必然选择。

    364年,桓温受命主持“土断”,史称“庚戌土断”。

    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两次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他们隐匿的所有民户。这些民户被清理出来后,从此脱离士族高门,并且要向朝廷纳赋税、服兵役。

    在实施进程中,桓温执法严苛,不畏权势,使“土断”得以顺利贯彻落实。据《晋书》记载,王彪为会稽内史,执行桓温“土断”法令,仅会稽一郡“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国家控制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赋税随之增多,腐朽没落的东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同时,“庚戌土断”为桓温第三次北伐及后来谢安当国,组成北府兵,一举取得在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奠定基础,更令其后整个南朝皆为之得益的关键政绩。

    多年以后,再一次实施“土断”的刘裕这样评价桓温的政治改革:“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仓皇南渡的东晋,能够在总体上对北方政权保持攻势,桓温承上启下,功莫大焉。

    对于桓温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为了实现北伐的成功而服务,光复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终极追求。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实现其日益膨胀的个人私欲所做的必要准备。

    不同的目的,却需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完成。于是,安于享乐的清谈家们和宁愿孤身犯险的桓温就有了很深的“误解”。对错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论道一定不可能收复沦丧的山河和拯救异族铁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历史观说,是、非这两者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否则将会影响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使真相湮灭在时间的消磨中。人性本就复杂,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历史是一面照亮人心的镜子,为什么只要是桓温所做就一定是龌龊肮脏?

    369年四月,桓温发兵北伐前燕。

    个中原因总结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国力大增,有了“财阜国丰”的基础,桓温认为,晋军有实力和北方骑兵一战;其二,前燕南下后,多次进攻东晋,并于365年攻克洛阳等地,给东晋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三,桓温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后,尚有徐、兖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制。据载,由于东晋内部斗争,桓温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以上三州军政大权,所以急需通过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来实现野心,最终达到谋权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战神慕容恪病死之后,慕容垂远离政治中心,慕容评与太后可足浑氏沆瀣一气,专权乱政。桓温认为,北伐前燕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桓温历次北伐中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出师时有百官相送,都邑尽倾。北伐军共有步骑五万,兵分东西两路。西路由王导时留下的宿将袁真带领,任务是穿过谯、梁二郡,打通石门水道,把粮草运送到黄河前线;东路由桓温亲自率领,从驻地姑孰出发,经水路进入黄河,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师。

    北伐军途径金城(今江苏句容县北),桓温看到曾经在此任职琅琊太守时种下的柳树已有十围粗,当时场景历历在目,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折枝在手,潸然泪下,感慨良多: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无情,人生易老,桓温第三次北伐时,中原沦落已经五十余年,晋氏南渡,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遗民已经老去、凋零,在南方长大的新一代遗民子弟,早已将他乡认作故乡。桓温所感慨的,不仅是自己壮志难伸,也是无数仁人志士北望中原而无可奈何的叹息。

    壮志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骑在,为君百死定风波。感慨中的桓温正手握数万大军,肩负着太多人的梦。

    晋军过淮、泗,沿河北上,桓温率众将登船楼北望,但见满目疮痍,破败不堪。饱经战乱的中原各地萧条荒凉,早已经不复当年景象,桓温慨然叹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时有袁宏在侧,闻之曰:“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

    桓温很生气,以刘表有千斤大牛能吃饭却不能干活最后被曹操所杀为喻,用以反驳袁弘,意指如袁弘这样身居高位者,徒有高官厚禄却不能为国尽职出力,误国误民。当时满座骇然,尽皆失色,袁弘随即被免职。

    不过故事还是有续集的,此事的不久之后,桓温发现自己尚缺北伐檄文一份,于是命袁弘赋之。当时正在进军途中,没有条件为袁弘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文房四宝也不齐全,袁弘以马背当案几,以口水润狼毫,顷刻间写就檄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精彩非常,寓意深刻,扬我军威,挫敌胆气,桓温览之大悦。后来,这段故事便流传了下来,成了一句形容人们才华横溢、才思敏捷的成语:“倚马千言”。

    359年六月,北伐军将领檀玄在湖陆击败前燕拦截军队,俘获敌宁东将军慕容忠,北伐军军至山东金乡。

    时值大旱,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今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人称之为“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

    在北伐军进入黄河前,晋军内部曾对下一步进军方略产生争论。谋士郗超认为:北方正值旱季,漕运难通,北伐军可原地驻守,积聚军需,过冬之后再继续进兵,方法虽迟缓,但我军必能立于不败之地;或者大军直扑邺城,逼迫燕军主力出城决战,即使燕军据城坚守,也可尽收城外百姓、财货,防止敌人坚壁清野,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

    桓温没有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坚持按原定计划沿河西上与袁真会合。北伐军进入黄河,逆流西进。

    很多人认为,这是桓温无心真正北伐的凭据,若从郗超之言,必不至后来的惨败。

    直趋邺城固然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但是,同样意味着北伐军需要舍弃船舶辎重,远距离徒步奔袭,而据城而守的前燕军却是以逸待劳,这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在敌方有生力量并未受损的情况下,桓温只要进攻稍有不利,前燕四方援军转瞬即至,是时,内外夹击,北伐军必败。事实上,在当时,前燕已经有所反应,开始派兵拦截北伐军进军。作为首都的邺城,前燕不可能毫无防备。

    对于“顿兵河、济,积蓄粮草,来年再战”的建议,桓温就更不可能采纳了。悬师日久,会对军心士气造成极大损害,导致师老兵疲,这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鼓励话语就能够改变的。而且也会给前燕太多的准备时间,从容调度,到时候依然是胜负难料的结果。

    桓温真正的胜算在于:东西两路大军全部达成预定战役目标,会师于前燕首都邺城城下。那时,北伐军体力充沛,士气如虹,兵精粮足。前燕却会因为无法阻止晋军北上而陷入恐慌,屡战屡败之后,军心涣散,不可能阻止北伐军攻破邺城。

    开战初期,战事发展正是桓温想要的样子,直到负责打通粮道的袁真出了问题。

    六月,北伐军在黄墟(今河南民权北)大败前燕下邳王慕容厉两万步骑,慕容厉仅以身免;燕军继任者慕容藏节节败退;同月,前燕高平太守徐翻投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响应;同月,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大破燕将傅颜八万大军于林渚(今河南郑州市东北)。

    七月,北伐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距前燕国都邺城仅二百余里。

    接连的战败让燕国君臣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皇帝慕容暐及主政者慕容评连逃往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的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正在搬家。

    想起那座代表着慕容家族精神的大棘城,那年,大棘城下,慕容廆激励将士,亲自出击,重创宇文素延数十万大军。那年,依然是大棘城下,刀枪如林,马嘶震天,慕容恪仅以两千骑兵即击破后赵天王石虎,一战而名扬天下。

    国都迁到了邺城,皇帝也换成了慕容暐,桓温还没有围城,情况并不比当年糟糕,先辈的荣光也还在,但前燕君臣的骨头,酥了。

    慕容垂阻止了前燕皇帝陛下的逃跑行动,“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

    在国家危难之际,慕容垂发挥了自己在关键节点上的关键作用,阻止皇帝的逃跑,稳定了前燕的军心、民心。为下一步行动的有效实施奠定了基础。

    慕容暐停下脚步,任命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抗晋军。同时派遣使者赴前秦求援,许诺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以西土地,换取前秦出兵救援。大家请注意这一点,战后,前燕食言,这成为前秦灭燕的导火索。

    当时,到达枋头的晋军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北伐军节节胜利,但西路军袁真在平定谯、梁之后,并没能顺利打通石门漕运粮道,完成战役目标。慕容垂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完全断绝晋军东、西两路会师可能。桓公渎也由于干旱而水位下降,不能通运。北伐军水运不通,退路及粮食供应均被切断,桓温顿兵枋头,邺城虽近在咫尺却不敢挥兵直进。

    而且,在顿兵枋头之后,桓温和慕容垂几次交手均遭失败,又有传言前秦援军将至,北伐军士气愈发低迷,此消彼长之下,退兵已成必然。

    369年九月,由于水路不通,桓温命令烧掉所有船只,放弃全部辎重,从陆路撤军。沿途为防止燕军投毒,一路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而追兵不至,晋军于是放松警惕,开始大踏步后撤。

    其实,前燕的追兵一直就在北伐军的身后,慕容垂亲自率领八千骑兵尾随追踪,并不是不愿出击,而是在等待一击而胜的时机。

    当晋军认为燕军并没有派出追兵时,当晋军放松警惕防备松散时,当晋军思乡心切战意渐消时,当晋军日夜兼程疲惫不堪时,那就是燕军进攻的时机。

    很荣幸,慕容垂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很不幸,晋军正如慕容垂所料。

    桓温见追兵未至,于是大胆撤军,命令晋军兼程而进。紧随北伐军身后的慕容垂随即下令急速追赶,并使慕容德率精骑四千于襄邑(今河南睢县西)设伏。

    九月,慕容垂在襄邑追及晋军,慕容德伏兵尽出,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杀伤晋军达三万人。前秦援军也应邀而至,前秦将领苟池在谯国再次击败桓温,晋军伤亡以万计。

    369年十月,桓温收拢散兵,屯驻山阳(今江苏淮安),第三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这是桓温最后一次北伐,此败之后,再不北伐。

    值得一提的是,劝说前秦苻坚出兵救援前燕的人,就是那个在桓温军帐中扪虱论天下的王猛。一别经年,各为其主。

    总体而言,桓温三次北伐并无建树,最后一次更是损失惨重,在此对于北伐失败的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借用史书话语,桓温北伐动机不够纯粹。“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北伐成了桓温立威东晋,名震江东的工具,收复失地还我山河反倒成了次要愿望了。也正因为此,桓温害怕失败,进军务求持重,大好形势下常观望不前,贻误战机。

    其次,在将领的个人谋略上,正如前燕申胤所评,桓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固然有其务求持重的原因,但也反映桓温不善于捕捉战机,指挥作战缺乏灵活性。尤其在第三次北伐撤军途中,其个人谋略明显比慕容垂很是逊一筹。

    最后,东晋君臣偏安东南一隅,志在割江自保,无意恢复失地。反倒是对桓温权势日盛而深怀戒心,不愿看到桓温北伐成功。因此,桓温的北伐并不能得到东晋朝廷的全力支持。正如前燕申胤所评:“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微,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桓温的北伐是孤独的,前有强敌,后有掣肘。一段伟大的事业,本该上下同心、全力以赴的征程,在上位者各自利益的驱动下,成了桓温一个人的旅程。

    桓温所进行的北伐,虽然损失惨重,建树无多,但却为北方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提供了支援,沉重打击了少数民族的残暴统治,这是符合当时北方人民愿望的。桓温的北伐,犹如一盏明灯,在黑夜中带给了北方人民战胜异族奴役的信心和希望。

    战后,慕容垂功高遭嫉,被迫出逃。

    战后,渡过难关的前燕没有兑现向前秦求援时的割地许诺,燕主慕容暐遣使苻坚“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双方因之反目。这直接导致前秦发动灭亡前燕的战争。

    桓温的北伐没有灭亡前燕,前燕却因为桓温的北伐而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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