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放暑假，儿子大玩二天。我提醒他定个学习计划，他不理这个茬。到第三天，也就是七月十五号。青云遮住了太阳，一股冷空气一扫连日暑气，天气清爽，正适合出门。我说道：
“喜乐，去大连背书包干什么？“
“这是我的计划。我每天抽点时间写作业。”
“别犯神经了，根本不可能，快把书包放下，等回来写。”我和妻子一起劝阻说。
“我能行。上次去呼市我就写完了。”儿子不服气地说。
“想背就带上，书包轻轻的。”我顺着儿子的话音说。
“王喜乐，我可不帮你背书包。”妻子翻了我一眼说。
“谁用你背。我能行。”儿子说。
妻子梳洗打扮完毕，一身雪白的丝质及膝服饰，她飘逸的质感像个仙女。儿子正好相反。妻子蹙起枊眉，说：“不是让你穿新衣服吗？”
“妈，这是我们班足球队的队服，可牛了！”他神气地说。
妻子无奈地摇摇头。
“妈妈，你这个小包我帮你背上，”儿子冷不防一把抢去妻子的包。
“喜乐，这里面全是贵重东西”妻子说。
“没事，我能保护。”儿子不疾不徐地声明。
妻子莞尔一笑，露出满意之色，说：“好儿子，帮我背到班车站。”
“出发喽，出发喽，”儿子后面背着书包，前面挎着小包，像英雄一般乐呵呵地走在前面。
“出去把孩子带好，那小子太跳，小心别丢了。”我不停叮咛妻子。
现在是学生放假回家阶段，车站到处是人。阴沉的天气，人们不在留恋阴凉依在各处。车站的花坛开满鲜花。来来往往的密蜂为人欢歌。车站入口处有个风铃。风一吹，风铃发出奇特、清脆、悦耳的响声，随风飘到各处，为远行的人们送去一路平安的祝福。
“小弟，你穿的是队服。我妈非让我穿新衣服把我别扭死了。”大姑她们早到了，哥哥用极不如意的口气说。
“现在的孩子让他穿新衣服像是要‘杀’他一样，我们小时候盼都盼不上。”王喜乐的大姑说。
“那可不是。我让王喜乐换件新衣服，他死活不肯就要穿足球服，有的地方不知粘得啥，洗都洗不掉。”妻子茫然地说。
“上车喽，上车喽，”车门刚打开，兄弟俩一起冲过去。看谁先上车，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做事方式。
我把行里放好，然后与家人话别。在目光相对，我发觉家人的一颦一笑，皆影响着我的心绪。我愣愣地看着早上十点的班车，载着我生命的那一部分消失在远方，才想起挥手与之告别，但只能挥给自己看了。
人在天涯，情在心坎。好不容易熬到七月三十日。早上，妻子从打电话说她们到了银川，有一股电流从我身上穿过。下午二点半，空气弥漫着一股浓稠的燥热。地下无风，天上无云，空气和太阳燃烧到了一起。车站的情形与半月前大不一样，各种树木耸拉着枝条；花园里的花垂着叶子，低着梢头，有的已被晒死了。我站在树荫下，窒人的热浪围裹着我。热，太热了。
三点了，我朝班车来的方向望了望“车呢”我嘀咕起来。
三点半，班车终于出现在路口。我胸口一紧，觉得快缺氧了，心跳快一下，慢一下，不规律地乱跳。刚才空当当的站台不知从那涌出十多个接车的人，在不大的站台上已显得挤了。班车一进站，儿子在车上看见我，隔着窗子向我召手。车一停，门一开，他第一个冲下来，“爸爸，爸爸，我想你。”他呼喊着扑进我的怀里。我抱他一连转了好几圈，旁若无人，完全沉侵在两人的天地里，浑然不觉我俩已成班车站众人的焦点。
“见了儿子连老婆也不要了，”妻子说，“快到行里箱拿东西。”
我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说：“儿子再好也好不过媳妇。”
“别贫嘴了。”妻子说。
我正拿行理，儿子跑上来背起他的书包和另外一个包向前走去，“老公，儿子真顶用了，那个包是在银川买的，一路上他一直背着。”妻子说。
我心中一喜，觉得儿子有简单的责任意识了。
我们一同向老妈家走去。
“喜喜回来了，想死奶奶了。”老妈说。
“玩的好不好，累不累？”爷爷问。
爷爷奶奶不停地问，儿子不停地说。这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孙，是二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爷爷奶奶的问话稍一停顿，儿子打开旅行箱拿出二部四驱车和一部电控车向我炫耀，并和哥哥开始了组装。
“没买枪，你不是那么爱玩枪吗？”我问。
“枪。我不玩了。”
“为啥？”
“枪就是打，没变化，玩了几个月越玩越觉得没意思。我妈在大連想给我买我没同意。”儿子说。
“屁！枪是不要了，死皮懒脸让我买了那部电控车，价钱可不低。”妻子用告状的语气说。
妻子拿出外出照得照片，有张照片惊了我。我问：“喜乐，那么大的蛇挂在脖子上不怕吗？”
儿子拿过照片看着他的英雄壮举，说：“这算啥！我在大連秋林商场，”儿子正说着，妻子慌忙把话接过去，说，“死皮懒脸，大呼小叫，磨着大人买了三部赛车。”儿子止住了嘴，转身和他哥继续组装赛车。
“怎么哥哥没有挂上蛇照张像。”我问。
儿子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说：“哥哥连蛇边都不敢去，把大姑气坏了。”
在老妈家吃完下午饭，回到家妻子向我说了一件有关儿子惊心动魂的事。她说：“那天我领着俩个孩子去大连秋林商场逛。二点时，我们与王喜乐走散了。我赶快叫哥哥守在门口，我在里面找。找了好大一会没找到，那时我才明白老人常说‘带孩子出门非要背后多长一双眼’是啥意思。娃娃，这不是件东西，这是性命悠关，家庭悠关的天大之事。我在商场播寻人启示。商场的一位经理说孩子会不会走出去，我说不会的，孩子刚不在我就让他哥守在了门口。那位经理给商场保安打了电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在商场里一遍一遍地找，快四点了还不见孩子，我都快疯了。我再次回到播音室，“孩子一定走出了商场，如果没有出商场保安早找到了，”那位经理正说着电话响了，“孩子在你那，”我一听，心“扑通”一声落进肚里。
“我妈妈都急哭了。”儿子插了一句。
“后面的事让他自己说。”妻子说。
儿子听妈妈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手脚好象无处可放，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爸爸，广播里一播找人我就听见了。当时我有点紧张。商场里到处是人，你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害怕暴露身份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商场里转，我知道绝不能离开商场。我希望能碰到妈妈，转了好一会也没碰上。我想必须找个人把我领到广播室去。找谁呢，必须要找个可靠的人。看见有几个大孩子在商场里面跑，我马上跟了上去象是与他们一伙的。他们来到文具柜台前，挑着挑那，卖文具的阿姨对这些小孩可好了。我初步决定向她求援，为了保险，我在那来回转了一会，经过再三比较觉得还是卖文具的阿姨最可信，就向阿姨说我需要她的帮助。阿姨问我需要帮什么，我说她能不能把我领到广播找人的地方，我就是广播里要找的那个孩子。”
妻子接过儿子的话。“那位经理把我带到文具柜台，听儿子一讲，那位经理都吃惊地说这么小的孩子，会这么想，太不可思议了！”妻子说，“出了商场我有种奇特的心绪，儿子哪来那么大的胆了和那么好的主意。在他上身上总好象有种将见未见的东西，即让人揪心又让人放心。
“这是实践教育的必然结果。”我说。
“为啥？”
“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就越少。”
“小孩子能具备个啥？”
“这你就错了。”我说，“儿子一天在自然中跑来跑去别人看的都累，但在玩得实践中锤炼出了书本不可能给予的东西。他初学滑旱冰‘他妈的’、‘爷’等不良用语很多，现在有吗？谁专门批评过他？”
“这是为什么？”
“言污心恶。小孩子说脏话从心理上讲，是能力弱的表现，想用脏话显示自己，如果缺少引导孩子有可能被脏话引到恶的境地。其实，王喜乐的玩与其他孩子的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为啥？”
“有些孩子的玩，是大人的一种赏赐。比如说考出好分数，或学习太久出去玩一玩，这种玩是一种活动，没有目的。而王喜乐的玩是有目的的，是在塑造精神品质。你常说我不抓孩子的学习，说我是神经病。其实，我是通过玩抓孩子的认知生活、认知人的能力。儿子通过玩，在无数次与小朋友发生失败、争吵与和好的事物中，使他相信自己有化解危机的能力。像在秋林商场这件事中，儿子马上能意识到危险，这种意识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产生，这种直觉是知识教育无法教会的。”
“经过秋林商场这事，我对儿子有了点放心的感觉，他还这么小！”妻子说。
“这也是一种教育哲学带来的结果。”
“啥教育哲学？”
“水泻千里，百折不回，汇入大海。孩子的成长与之一样，可惜我们的教育把成长简化成学习，或分数，忽视了穿山越岗的艰难，很少注意孩子生命的内容和意志究竟符合什么。
教育，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通往成功的阶梯’等虚幻的东西去鼓励幼小的生命。孩子必须经历无数个像沙粒大小事物后，才能产生美好的东西。而应试教育只把成功定格在分数上，从根本上说教育以步入邪恶，在这种教育环境长大的孩子一定会像旷野的羔羊，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是：风和日丽，人容易忘记乌云密布的岁月；暴风骤雨，民众缺乏战斗的精神。同时众多无法克服分数阻力的孩子会自动倒下， ‘磙刀肉’式的人将遍布社会。”
“你这话也太大了。”妻子说，“我们说儿子的问题怎么扯到国家上了。”
“儿子也是国家的一员。现在儿子没有了脏话，说明他在玩中获得了许多胜利，他不需要用脏话来显现自己。就像打麻将嘴碎的人一定是常输钱的人，他想用语言掩盖对输钱的恐惧。这是人之常情。”
“老公，你这个比喻太好了。刚才我对儿子怎么没有脏话了还不明白，现在你一说打麻将我全明白了。”妻子亮着眼睛说，“不过，你说再好只有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搞上去了，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别人才会相信你。”
“学习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生活过程。从科学角度讲每个孩子只有一次教育机会，就像人长身体一样，有很强的阶段性。教育需顺序，更需要耐心。”
“现在儿了是不是玩的太凶了。”妻子说。
“主要是游戏和动画片占用的时间太多，得想出个法子与之争夺。”
“快十二点了，儿子还在玩游戏，半个月没玩了。咋办？”
“管，肯定要管，”我喊道，“王喜乐，你过来。”儿子过来我说：“时间不容许你玩了，你是个有自制力的孩子。”
“爸爸，我打掉这关行吗？”
“行。”
过了十分钟，儿子关了电脑睡觉去了。
“喜乐，去大连背书包干什么？“
“这是我的计划。我每天抽点时间写作业。”
“别犯神经了，根本不可能，快把书包放下，等回来写。”我和妻子一起劝阻说。
“我能行。上次去呼市我就写完了。”儿子不服气地说。
“想背就带上，书包轻轻的。”我顺着儿子的话音说。
“王喜乐，我可不帮你背书包。”妻子翻了我一眼说。
“谁用你背。我能行。”儿子说。
妻子梳洗打扮完毕，一身雪白的丝质及膝服饰，她飘逸的质感像个仙女。儿子正好相反。妻子蹙起枊眉，说：“不是让你穿新衣服吗？”
“妈，这是我们班足球队的队服，可牛了！”他神气地说。
妻子无奈地摇摇头。
“妈妈，你这个小包我帮你背上，”儿子冷不防一把抢去妻子的包。
“喜乐，这里面全是贵重东西”妻子说。
“没事，我能保护。”儿子不疾不徐地声明。
妻子莞尔一笑，露出满意之色，说：“好儿子，帮我背到班车站。”
“出发喽，出发喽，”儿子后面背着书包，前面挎着小包，像英雄一般乐呵呵地走在前面。
“出去把孩子带好，那小子太跳，小心别丢了。”我不停叮咛妻子。
现在是学生放假回家阶段，车站到处是人。阴沉的天气，人们不在留恋阴凉依在各处。车站的花坛开满鲜花。来来往往的密蜂为人欢歌。车站入口处有个风铃。风一吹，风铃发出奇特、清脆、悦耳的响声，随风飘到各处，为远行的人们送去一路平安的祝福。
“小弟，你穿的是队服。我妈非让我穿新衣服把我别扭死了。”大姑她们早到了，哥哥用极不如意的口气说。
“现在的孩子让他穿新衣服像是要‘杀’他一样，我们小时候盼都盼不上。”王喜乐的大姑说。
“那可不是。我让王喜乐换件新衣服，他死活不肯就要穿足球服，有的地方不知粘得啥，洗都洗不掉。”妻子茫然地说。
“上车喽，上车喽，”车门刚打开，兄弟俩一起冲过去。看谁先上车，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做事方式。
我把行里放好，然后与家人话别。在目光相对，我发觉家人的一颦一笑，皆影响着我的心绪。我愣愣地看着早上十点的班车，载着我生命的那一部分消失在远方，才想起挥手与之告别，但只能挥给自己看了。
人在天涯，情在心坎。好不容易熬到七月三十日。早上，妻子从打电话说她们到了银川，有一股电流从我身上穿过。下午二点半，空气弥漫着一股浓稠的燥热。地下无风，天上无云，空气和太阳燃烧到了一起。车站的情形与半月前大不一样，各种树木耸拉着枝条；花园里的花垂着叶子，低着梢头，有的已被晒死了。我站在树荫下，窒人的热浪围裹着我。热，太热了。
三点了，我朝班车来的方向望了望“车呢”我嘀咕起来。
三点半，班车终于出现在路口。我胸口一紧，觉得快缺氧了，心跳快一下，慢一下，不规律地乱跳。刚才空当当的站台不知从那涌出十多个接车的人，在不大的站台上已显得挤了。班车一进站，儿子在车上看见我，隔着窗子向我召手。车一停，门一开，他第一个冲下来，“爸爸，爸爸，我想你。”他呼喊着扑进我的怀里。我抱他一连转了好几圈，旁若无人，完全沉侵在两人的天地里，浑然不觉我俩已成班车站众人的焦点。
“见了儿子连老婆也不要了，”妻子说，“快到行里箱拿东西。”
我不好意思地伸伸舌头，说：“儿子再好也好不过媳妇。”
“别贫嘴了。”妻子说。
我正拿行理，儿子跑上来背起他的书包和另外一个包向前走去，“老公，儿子真顶用了，那个包是在银川买的，一路上他一直背着。”妻子说。
我心中一喜，觉得儿子有简单的责任意识了。
我们一同向老妈家走去。
“喜喜回来了，想死奶奶了。”老妈说。
“玩的好不好，累不累？”爷爷问。
爷爷奶奶不停地问，儿子不停地说。这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孙，是二老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爷爷奶奶的问话稍一停顿，儿子打开旅行箱拿出二部四驱车和一部电控车向我炫耀，并和哥哥开始了组装。
“没买枪，你不是那么爱玩枪吗？”我问。
“枪。我不玩了。”
“为啥？”
“枪就是打，没变化，玩了几个月越玩越觉得没意思。我妈在大連想给我买我没同意。”儿子说。
“屁！枪是不要了，死皮懒脸让我买了那部电控车，价钱可不低。”妻子用告状的语气说。
妻子拿出外出照得照片，有张照片惊了我。我问：“喜乐，那么大的蛇挂在脖子上不怕吗？”
儿子拿过照片看着他的英雄壮举，说：“这算啥！我在大連秋林商场，”儿子正说着，妻子慌忙把话接过去，说，“死皮懒脸，大呼小叫，磨着大人买了三部赛车。”儿子止住了嘴，转身和他哥继续组装赛车。
“怎么哥哥没有挂上蛇照张像。”我问。
儿子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说：“哥哥连蛇边都不敢去，把大姑气坏了。”
在老妈家吃完下午饭，回到家妻子向我说了一件有关儿子惊心动魂的事。她说：“那天我领着俩个孩子去大连秋林商场逛。二点时，我们与王喜乐走散了。我赶快叫哥哥守在门口，我在里面找。找了好大一会没找到，那时我才明白老人常说‘带孩子出门非要背后多长一双眼’是啥意思。娃娃，这不是件东西，这是性命悠关，家庭悠关的天大之事。我在商场播寻人启示。商场的一位经理说孩子会不会走出去，我说不会的，孩子刚不在我就让他哥守在了门口。那位经理给商场保安打了电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我在商场里一遍一遍地找，快四点了还不见孩子，我都快疯了。我再次回到播音室，“孩子一定走出了商场，如果没有出商场保安早找到了，”那位经理正说着电话响了，“孩子在你那，”我一听，心“扑通”一声落进肚里。
“我妈妈都急哭了。”儿子插了一句。
“后面的事让他自己说。”妻子说。
儿子听妈妈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手脚好象无处可放，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爸爸，广播里一播找人我就听见了。当时我有点紧张。商场里到处是人，你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害怕暴露身份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在商场里转，我知道绝不能离开商场。我希望能碰到妈妈，转了好一会也没碰上。我想必须找个人把我领到广播室去。找谁呢，必须要找个可靠的人。看见有几个大孩子在商场里面跑，我马上跟了上去象是与他们一伙的。他们来到文具柜台前，挑着挑那，卖文具的阿姨对这些小孩可好了。我初步决定向她求援，为了保险，我在那来回转了一会，经过再三比较觉得还是卖文具的阿姨最可信，就向阿姨说我需要她的帮助。阿姨问我需要帮什么，我说她能不能把我领到广播找人的地方，我就是广播里要找的那个孩子。”
妻子接过儿子的话。“那位经理把我带到文具柜台，听儿子一讲，那位经理都吃惊地说这么小的孩子，会这么想，太不可思议了！”妻子说，“出了商场我有种奇特的心绪，儿子哪来那么大的胆了和那么好的主意。在他上身上总好象有种将见未见的东西，即让人揪心又让人放心。
“这是实践教育的必然结果。”我说。
“为啥？”
“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就越少。”
“小孩子能具备个啥？”
“这你就错了。”我说，“儿子一天在自然中跑来跑去别人看的都累，但在玩得实践中锤炼出了书本不可能给予的东西。他初学滑旱冰‘他妈的’、‘爷’等不良用语很多，现在有吗？谁专门批评过他？”
“这是为什么？”
“言污心恶。小孩子说脏话从心理上讲，是能力弱的表现，想用脏话显示自己，如果缺少引导孩子有可能被脏话引到恶的境地。其实，王喜乐的玩与其他孩子的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为啥？”
“有些孩子的玩，是大人的一种赏赐。比如说考出好分数，或学习太久出去玩一玩，这种玩是一种活动，没有目的。而王喜乐的玩是有目的的，是在塑造精神品质。你常说我不抓孩子的学习，说我是神经病。其实，我是通过玩抓孩子的认知生活、认知人的能力。儿子通过玩，在无数次与小朋友发生失败、争吵与和好的事物中，使他相信自己有化解危机的能力。像在秋林商场这件事中，儿子马上能意识到危险，这种意识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产生，这种直觉是知识教育无法教会的。”
“经过秋林商场这事，我对儿子有了点放心的感觉，他还这么小！”妻子说。
“这也是一种教育哲学带来的结果。”
“啥教育哲学？”
“水泻千里，百折不回，汇入大海。孩子的成长与之一样，可惜我们的教育把成长简化成学习，或分数，忽视了穿山越岗的艰难，很少注意孩子生命的内容和意志究竟符合什么。
教育，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通往成功的阶梯’等虚幻的东西去鼓励幼小的生命。孩子必须经历无数个像沙粒大小事物后，才能产生美好的东西。而应试教育只把成功定格在分数上，从根本上说教育以步入邪恶，在这种教育环境长大的孩子一定会像旷野的羔羊，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是：风和日丽，人容易忘记乌云密布的岁月；暴风骤雨，民众缺乏战斗的精神。同时众多无法克服分数阻力的孩子会自动倒下， ‘磙刀肉’式的人将遍布社会。”
“你这话也太大了。”妻子说，“我们说儿子的问题怎么扯到国家上了。”
“儿子也是国家的一员。现在儿子没有了脏话，说明他在玩中获得了许多胜利，他不需要用脏话来显现自己。就像打麻将嘴碎的人一定是常输钱的人，他想用语言掩盖对输钱的恐惧。这是人之常情。”
“老公，你这个比喻太好了。刚才我对儿子怎么没有脏话了还不明白，现在你一说打麻将我全明白了。”妻子亮着眼睛说，“不过，你说再好只有把孩子的学习成绩搞上去了，也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别人才会相信你。”
“学习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生活过程。从科学角度讲每个孩子只有一次教育机会，就像人长身体一样，有很强的阶段性。教育需顺序，更需要耐心。”
“现在儿了是不是玩的太凶了。”妻子说。
“主要是游戏和动画片占用的时间太多，得想出个法子与之争夺。”
“快十二点了，儿子还在玩游戏，半个月没玩了。咋办？”
“管，肯定要管，”我喊道，“王喜乐，你过来。”儿子过来我说：“时间不容许你玩了，你是个有自制力的孩子。”
“爸爸，我打掉这关行吗？”
“行。”
过了十分钟，儿子关了电脑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