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引工程对于中国，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送来了正确的人。
正确的时间，中国教育系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八十年代之前，可以说是相当薄弱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需求的工程师和科研工作者。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在这个阶段要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着重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我们的工程师相较于改进创新，更看重完整无误的重现能力——一如沈飞的肥皂段子。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科研界距离国际水平有相当差距，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打开国门看时间的同时，又面临了一个高端科研人才断档的尴尬阶段。
就是要追赶国际水平，起码也要知道国际水平的科研是怎么搞的吧？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咵嚓”一声，干脆利落的倒了下去。
苏联作为世界两极，科研水平当然是国际级别的。大量的科研工作者通过双引工程进入国内，总算让这个青黄不接阶段的中国人，找到了摸路子的方向。
对于中国来说，不啻是一场及时雨啊。
而如今有了胡文海的牵线搭桥，再加上苏共死而不僵，双引工程的资源和规模彻底的超出了曾经的历史规模。苏联的科学家主要都是集中在国营的科研院所，吃的都是国家财政，乃是苏共最后的基本盘。
舍宁在远东竖起招兵旗，再加上克格勃手里的全套资料，成建制的从前苏联的科研院所拉队伍，比欧美摸不着路子的零敲碎打要有效率的多了。
而这些宝贵的科研人才到了远东之后，又通过双引工程被“租借”到中国。为了安置这批双引工程人才，国内把不少当年参加过援华工程的老人又请了回来，更是动员各地领导干部们带头给毛子科学家们让房子、让车子，解决子女上学和伴侣就业等生活问题，或者有些沿海发达地区，干脆就在风景优美的地段集中建设苏联专家别墅区。
国内给这些苏联科学家的绝对能算得上是“超国民待遇”，但并没有人因此而愤愤不平。就像后来听说马达西奇要到山城建厂，之前对羊城黑人大骂特骂的人，转过脸来就要奔走相告。
都是老外，但外国人和外国人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事实证明，这些苏联科学家确实值这个价钱。他们往往是一句话，就能让国内的研究少走一段弯路，或者点破一层窗户纸，科研进度顿时一日千里。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内对苏联科研体系的深入了解，借鉴过来的制度让一些情况发生了改变。
提起苏联科技，似乎就是要用“傻大黑粗”来形容。科技落后而笨拙，国营的科研体制必然是僵化而低效，并且科技产品也都是凭关系才能装备部队的。
如果真要如此，美国和苏联对抗了半个世纪，对抗的就是这么个对手？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先不提别的，航空工业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又怎么可能是“傻大黑粗”四个字能形容的！
能把美国逼到崩溃的边缘，苏联当然是有几手绝活的。这不光是说一两项特殊先进的技术，更是苏联某些制度在保障着这种先进。
“这次我跟着首长在601转了一圈，说实话，获益匪浅啊！”
吕秘书把目光从窗外的大雪中收了回来，说话的语气颇为感慨，不住的感叹道：“601是真的背水一战了，过年外面放鞭炮，车间里还拉着苏联专家加班加点。别说，这些苏联专家，那是真有两把刷子。”
“苏联航空系统研究院的费多索夫建议我们对601的科研体系进行重组，由科研——工程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并且建立一套年轻专家培养体系。研究院可以与航空领域的院校结合，在大学第四年，就选择有兴趣进入研究所工作的优秀学生，利用院校的教学资源开设教研室……”
吕秘书说的眉飞色舞，胡文海则安静的听着。过去他也只是作为一个红裤衩的军事爱好者，感兴趣的是武器装备、是那些武器装备背后的故事。然而当他真正去做些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比飞机大炮和数控机床更有力量的，反而是那些挂在墙上的一条条规章制度。
所谓科研——工程系统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精妙。这是个专门为培养总师而设立的体系，飞机设计是个系统工程，各个子系统的技术往往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就要求科研人员要懂生产，生产要与科研结合。设计师不光要在实验室里画图，还得拥有充足的现场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总师的视角局限于自己过往子系统那一亩三分地，设计出来的飞机就会出现偏颇。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总师需要拥有能够驾驭这些子系统的能力——苏联专家给出的意见相当苏联，总师必须拥有极高数学造诣！
用数学将科研和工程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用关系式和方程将各个子系统组合成一个航空工程，将一切都建立在数学之上，数学万岁！
军迷们总是心心念念的喊着什么“毛子系统集成天下无敌！”，世界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天下无敌呢？费多索夫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苏联航空工业强大的秘密，教给了中国人。
但要建成这样一个体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吕秘书说到这里，也是不住的长吁短叹。
“按照苏联的模式，不仅是研究所要在院校开设教研室，在大四就让学生接触航空系统知识。到了研究所，所里还要抽调科研主力专家对他们进行至少三年的培训。这段时间里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飞机生产的各个工序岗位流转，还要从院校请来其他专业的教授，进行多学科的跟踪培训——相当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同时再读出两三个子系统相关学位，顺便还要拿下几个工种级别考试……”
吕秘书能做到二号大秘的位置，少不了也是一个顶级学霸。即使如此，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也不由自主的一阵抽搐。
摆在苏联和中国的国有科研系统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难题。
一个能考入航空院校，并且进入航空研究所工作，三年读一个研究生加两三个相关学位，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外面的人才市场上，要拿什么水平的薪资？
然而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才进了研究所，也只能拿和他级别相符的同级别工资而已。即使算上科研奖金，距离他们的市场价值，相差的也非常悬殊。
苏联和中国的军工科研工作者，更多是凭借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来支持自己工作的。
如果整个社会体系是封闭的，像苏联还在的时候，左右都是给国家打工，拿多少工资也只能是认了。然而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军工科研人员时时刻刻面临社会上丰富多彩生活的诱惑，难道还能强求人家必须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吗？
听完吕秘书唉声叹气的叙述，胡文海面前桌子上的一盘羊肉芹菜陷饺子早就已经见了光盘。
“就不是我说你们……”
他放下筷子，扁了扁嘴哼道：“国企改革，企业老总的薪资就能跟市场接轨，几百万、以后说不定上亿的年薪都能开出去。换了科研人员就又是一个嘴脸，哎呀等级工资是体制问题没办法……”
“上坟烧报纸，你们这是糊弄鬼呢？”
吕秘书不由两手一摊，无奈的说道：“嗨，不然怎么办呢？企业老总只有一个，科研人员几十、几百，这个蛋糕不好分啊。”
“有什么不好分的？全员持股，按照贡献增减股份。研究所开个公司科研成果军转民，军工项目不好分钱，不代表民用项目也分不到钱。在民用市场上赚到的钱，怎么开奖金那不就是研究所内部的事情了吗？”
别的胡文海不好说，但是怎么给科研人员发钱，这他还不是轻车熟路吗？
后世也算半个同行的电科38所多会做人啊，中兴被封杀了芯片来源，转头就发布魂芯2号DSP芯片。若非是之前美国芯片垄断了市场，38所恐怕早就往民用市场里钻了。
各种军转民的技术或许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但是它们无疑在深刻的影响着社会的运转。远的有北斗导航，超算处理器和分立元器件，碳纤维在中国的第一个用户就是军队，更不用说长虹不仅彩电造的好，还给铁道部造过测速雷达用于列车调度。
至于说全员持股，这也是任总玩剩下的。
吕秘书被胡文海不假思索就扔出来这个方案砸的一愣，木木的点了点头：“胡总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回去和首长汇报一下，研究一下看看究竟能不能行。”
正确的时间，中国教育系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八十年代之前，可以说是相当薄弱的。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能够满足中国工业化需求的工程师和科研工作者。
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在这个阶段要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我们的科研工作者，着重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我们的工程师相较于改进创新，更看重完整无误的重现能力——一如沈飞的肥皂段子。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科研界距离国际水平有相当差距，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打开国门看时间的同时，又面临了一个高端科研人才断档的尴尬阶段。
就是要追赶国际水平，起码也要知道国际水平的科研是怎么搞的吧？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咵嚓”一声，干脆利落的倒了下去。
苏联作为世界两极，科研水平当然是国际级别的。大量的科研工作者通过双引工程进入国内，总算让这个青黄不接阶段的中国人，找到了摸路子的方向。
对于中国来说，不啻是一场及时雨啊。
而如今有了胡文海的牵线搭桥，再加上苏共死而不僵，双引工程的资源和规模彻底的超出了曾经的历史规模。苏联的科学家主要都是集中在国营的科研院所，吃的都是国家财政，乃是苏共最后的基本盘。
舍宁在远东竖起招兵旗，再加上克格勃手里的全套资料，成建制的从前苏联的科研院所拉队伍，比欧美摸不着路子的零敲碎打要有效率的多了。
而这些宝贵的科研人才到了远东之后，又通过双引工程被“租借”到中国。为了安置这批双引工程人才，国内把不少当年参加过援华工程的老人又请了回来，更是动员各地领导干部们带头给毛子科学家们让房子、让车子，解决子女上学和伴侣就业等生活问题，或者有些沿海发达地区，干脆就在风景优美的地段集中建设苏联专家别墅区。
国内给这些苏联科学家的绝对能算得上是“超国民待遇”，但并没有人因此而愤愤不平。就像后来听说马达西奇要到山城建厂，之前对羊城黑人大骂特骂的人，转过脸来就要奔走相告。
都是老外，但外国人和外国人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事实证明，这些苏联科学家确实值这个价钱。他们往往是一句话，就能让国内的研究少走一段弯路，或者点破一层窗户纸，科研进度顿时一日千里。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内对苏联科研体系的深入了解，借鉴过来的制度让一些情况发生了改变。
提起苏联科技，似乎就是要用“傻大黑粗”来形容。科技落后而笨拙，国营的科研体制必然是僵化而低效，并且科技产品也都是凭关系才能装备部队的。
如果真要如此，美国和苏联对抗了半个世纪，对抗的就是这么个对手？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先不提别的，航空工业苏联与美国分庭抗礼，又怎么可能是“傻大黑粗”四个字能形容的！
能把美国逼到崩溃的边缘，苏联当然是有几手绝活的。这不光是说一两项特殊先进的技术，更是苏联某些制度在保障着这种先进。
“这次我跟着首长在601转了一圈，说实话，获益匪浅啊！”
吕秘书把目光从窗外的大雪中收了回来，说话的语气颇为感慨，不住的感叹道：“601是真的背水一战了，过年外面放鞭炮，车间里还拉着苏联专家加班加点。别说，这些苏联专家，那是真有两把刷子。”
“苏联航空系统研究院的费多索夫建议我们对601的科研体系进行重组，由科研——工程系统结构为指导思想，并且建立一套年轻专家培养体系。研究院可以与航空领域的院校结合，在大学第四年，就选择有兴趣进入研究所工作的优秀学生，利用院校的教学资源开设教研室……”
吕秘书说的眉飞色舞，胡文海则安静的听着。过去他也只是作为一个红裤衩的军事爱好者，感兴趣的是武器装备、是那些武器装备背后的故事。然而当他真正去做些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比飞机大炮和数控机床更有力量的，反而是那些挂在墙上的一条条规章制度。
所谓科研——工程系统其实也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精妙。这是个专门为培养总师而设立的体系，飞机设计是个系统工程，各个子系统的技术往往风马牛不相及。
因此就要求科研人员要懂生产，生产要与科研结合。设计师不光要在实验室里画图，还得拥有充足的现场经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总师的视角局限于自己过往子系统那一亩三分地，设计出来的飞机就会出现偏颇。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总师需要拥有能够驾驭这些子系统的能力——苏联专家给出的意见相当苏联，总师必须拥有极高数学造诣！
用数学将科研和工程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用关系式和方程将各个子系统组合成一个航空工程，将一切都建立在数学之上，数学万岁！
军迷们总是心心念念的喊着什么“毛子系统集成天下无敌！”，世界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天下无敌呢？费多索夫只用了一句话，就把苏联航空工业强大的秘密，教给了中国人。
但要建成这样一个体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吕秘书说到这里，也是不住的长吁短叹。
“按照苏联的模式，不仅是研究所要在院校开设教研室，在大四就让学生接触航空系统知识。到了研究所，所里还要抽调科研主力专家对他们进行至少三年的培训。这段时间里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在飞机生产的各个工序岗位流转，还要从院校请来其他专业的教授，进行多学科的跟踪培训——相当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同时再读出两三个子系统相关学位，顺便还要拿下几个工种级别考试……”
吕秘书能做到二号大秘的位置，少不了也是一个顶级学霸。即使如此，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也不由自主的一阵抽搐。
摆在苏联和中国的国有科研系统面前的，是一个共同的难题。
一个能考入航空院校，并且进入航空研究所工作，三年读一个研究生加两三个相关学位，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到外面的人才市场上，要拿什么水平的薪资？
然而不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这样的人才进了研究所，也只能拿和他级别相符的同级别工资而已。即使算上科研奖金，距离他们的市场价值，相差的也非常悬殊。
苏联和中国的军工科研工作者，更多是凭借爱国主义和荣誉感来支持自己工作的。
如果整个社会体系是封闭的，像苏联还在的时候，左右都是给国家打工，拿多少工资也只能是认了。然而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军工科研人员时时刻刻面临社会上丰富多彩生活的诱惑，难道还能强求人家必须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吗？
听完吕秘书唉声叹气的叙述，胡文海面前桌子上的一盘羊肉芹菜陷饺子早就已经见了光盘。
“就不是我说你们……”
他放下筷子，扁了扁嘴哼道：“国企改革，企业老总的薪资就能跟市场接轨，几百万、以后说不定上亿的年薪都能开出去。换了科研人员就又是一个嘴脸，哎呀等级工资是体制问题没办法……”
“上坟烧报纸，你们这是糊弄鬼呢？”
吕秘书不由两手一摊，无奈的说道：“嗨，不然怎么办呢？企业老总只有一个，科研人员几十、几百，这个蛋糕不好分啊。”
“有什么不好分的？全员持股，按照贡献增减股份。研究所开个公司科研成果军转民，军工项目不好分钱，不代表民用项目也分不到钱。在民用市场上赚到的钱，怎么开奖金那不就是研究所内部的事情了吗？”
别的胡文海不好说，但是怎么给科研人员发钱，这他还不是轻车熟路吗？
后世也算半个同行的电科38所多会做人啊，中兴被封杀了芯片来源，转头就发布魂芯2号DSP芯片。若非是之前美国芯片垄断了市场，38所恐怕早就往民用市场里钻了。
各种军转民的技术或许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看不到，但是它们无疑在深刻的影响着社会的运转。远的有北斗导航，超算处理器和分立元器件，碳纤维在中国的第一个用户就是军队，更不用说长虹不仅彩电造的好，还给铁道部造过测速雷达用于列车调度。
至于说全员持股，这也是任总玩剩下的。
吕秘书被胡文海不假思索就扔出来这个方案砸的一愣，木木的点了点头：“胡总说的好像也有道理，我……回去和首长汇报一下，研究一下看看究竟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