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内阁本就非太祖所创立，要是按照祖制，朕就应该解散内阁。既然几位祖宗设立内阁而不废除，又把当初咨询国事的内阁大学士，建成了掌控外廷的内阁阁老，可见内阁制度是适应了我大明治理国家的需要的。
再说了，朕也没打算全面恢复古之丞相一职。丞相一职总揽一国之军政大权，大小事务无不包容。老实说这么一个不受控制的丞相在宫外，朕也一样睡不着觉。”朱由检很坦白的说了自己对丞相职位的看法。
黄立极原本有些滚烫的内心，顿时有些发凉。不知道这崇祯一会要复相，一会说不是恢复丞相，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由检只是停顿了下，就接着说道：“朕打算重新梳理六部九卿的官职，把各部官员的权利范围及职责全部确认，并制定成文字。
内阁在六部之上，执掌大明的行政权，但不得干涉军事和司法。内阁采取首相负责制，只要内阁多数成员同意，六部尚书以下均可直接免职，不必征求朕的同意。但六部尚书和内阁成员的任免，必须要经过朕的同意。
吏部和户部尚书必须入阁，前者为次相，后者为财相。六部九卿之中，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要重新厘定权责。刑部管理缉捕，都察院负责诉讼，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审判。此三者直接向朕负责，内阁可以监督和申斥但不能干预。
至于兵部则和五军都督府合一，兵部尚书同样向朕负责，内阁无权干预。至于内阁成员的数量规定，阁员的权力分配和职责范围，就由首辅你召集朝中官员拟定。不过内阁首相，必须实行任期制度，每一任期为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作为一名资深官僚，崇祯这简化版的三权分立的奥妙，黄立极很快就领悟了，这是帝王平衡臣下的权力之术。不过内阁的权力明确固定下来之后，看上去不仅没有扩大，反而似乎比之前还变小了。
但是内阁权力以文字规定之后，内阁位于六部之上的地位，却得到了法理依据的支持。在以往，虽然内阁号称是实相，但是碰到一些强势的六部尚书，内阁发出的命令却一样会被抵制。
这就是因为内阁存在的法理依据不足，按照内阁成立时的书面文字解释，内阁的权力只是为皇帝拟旨和提建议而已。要是皇帝不采纳内阁的意见，理论上内阁并无权力约束六部。
而一些资格较老的重臣，或是和皇帝关系更为亲密的尚书，完全可以不理会内阁发出的命令，因为凭借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内廷直接否定内阁拟定的命令。没有司礼监的批红，换句话说，没有皇帝的认可，内阁的命令就是废纸一张。
现在崇祯虽然从六部九卿中剔除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兵部四个部门，但是却把其他部门直接放在了内阁之下。也就是说内阁今后发出命令，只要皇帝不反对，这些部门就必须要遵照执行。
从同意到反对，看似区别不大。但是权力的高下却是天壤之别。内阁和六部原本必须要经过内廷才能发生联系，现在却成了上下级单位。光是这点，内阁的权力就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至于军权和司法权力的剥离，黄立极虽然有些惋惜，但却认为这是正确的，毕竟行政、司法、财赋、军事、人事五大权力，首相已经占据了三个。如果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身上，先不说他会不会被东林党人喷成想要谋朝篡位的奸贼，首先崇祯应该是睡不着觉了。
黄立极想要的是成就一番功业，而不是想要做代汉自立的曹操，且这位崇祯皇帝也不大像懦弱的汉献帝。以黄立极对朱家历代皇帝的性格分析，他要真当了个五权归一的真丞相，恐怕事成之后，他就得去见前辈胡惟庸了。
黄立极细细的推敲了一遍，认为这样修改之后的官制，比现在这个含糊不清的内阁六部九卿制，权力倒要明晰了许多。且军事、行政、司法三权互相牵制，结构上倒是变得更为稳定了。
但是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崇祯到底想要怎么加商人的税收。如果崇祯只是蛮横的想要一纸诏书，就把增加商税的事推行下去，以黄立极对底层官吏的了解，这些官吏们只会借着这个名义去勒索良民，而不是真正的找那些势家豪族经营的产业收税。
到时候黑锅是崇祯和他这个首相背了，但是国库收入没增加多少不说，反而肥了那帮底层小吏。
而最可忧虑的是，要是因此导致天下商人罢市，比如江南一带的百姓多以桑蚕、织布为业，一旦他们无法出售自己的出产，换不回粮食糊口，则江南必定会发生民变。
山陕一带发生民变，朝臣最多也是震惊一下，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除了几个山陕出身的官员比较焦虑。但是要是大明半财赋的江南之地出了民变，那么朝中官员都要坐卧不安了。
不仅仅是京城官员和皇室需要来自江南的税米给养，就是九边的将士都需要来自江南的税赋养家糊口。山陕生变、辽东生变都不过是大明边角之患，但是要是大明腹心江南生变，马上就是天下大乱的征兆。
到时候，就算他把首辅改成了首相，也一样改变不了被免职问责的下场。如此一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跟随崇祯进行政治改革，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他可不是张居正这种为国不顾惜身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个顾惜生命的老官僚而已。
黄立极听完了朱由检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想法，再次坚定的询问道：“然则，陛下打算如何增加商税，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增加的税额为多少？”
把内阁权力用正式成文法规定下来，都没有让黄立极迷昏了头脑，脱口答应跟随自己进行改革，这无疑让朱由检有些挫败感。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朱由检一定不会想要说出最后的预备计划。
在朱由检的计划中，如果黄立极可以有担当一些，帮自己扛着士林清流的非议，他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变数太多，实在是不符合他想要把一切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设想。
朱由检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才故作平静的说道：“如何增加商税，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增加的税额为多少？不管我们提出的数额多么细小，也会遭到商人的反对，和经商士人的阻扰。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权力交给纳税商人自己来决定，他们应该交纳多少税收，和怎么收税。”
“交给商人自己决定？陛下，这些商人怎么可能同意给自己加税？他们不给自己减税就不错了。”黄立极哑然失笑的批评了崇祯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不是由商人来决定，而是由纳税商人来决定。”朱由检再次强调了一遍。
黄立极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说道：“这商人和纳税商人不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纳税商人基本上都是和士人没什么瓜葛，反而是地方缙绅打压的对象。那些和士族有关系的商人，不是不纳税，就是只缴纳了很少的税收。
我不觉得这些纳税商人会反对，废除士人优免商税的政策。这相当于是私盐和官盐在市场公开竞争，不缴纳税赋的士商其实和私盐贩子没什么区别。
让这些纳税商人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士商优免条款，大约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们无记名投票废除竞争对手的优惠，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缺乏这种勇气。
所以朕打算召开一个大明商税讨论会，召集各省商人进京讨论大明商税的改革。两京十三省，各召集10名商人，陕北、陕西、安徽、江浙赣、闽粤8地人数倍之，共召集230名商人代表。其中年纳税在10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5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100两以下者取三分之一。
有了这些商人自己定下的规矩，想必那些天天把与民争利挂在嘴边的清流，这下也无话可说了。”
黄立极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崇祯这个危险的想法，作为一名士人，虽然他不介意亲族从事商业，也不介意接受商人的馈赠。但是他绝对反对商人涉及政治，这是潜藏在大明儒者中的潜意识。
征收商税这种事务，应该是由文官来决定，而不是鄙贱的商人自己决定。这完全破坏了封建伦常秩序。但是黄立极反对的声音到了喉咙口，却发不出来。
他知道，如果他反对了这个主意，那么就意味着他要自己承担推行商税改革的责任。增加商税的政策出自自己还是出自商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由他来提出全盘的税收改革计划，被侵占了利益的商人们，必定把他恨之入骨，而言官清流肯定会攻击他这是在盘剥小民。而召开商人代表得出了增加商税的决议，于他个人是脱离了政治责任，但是这明显是违背了大明，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潜规则。
召开商人代表会议，对他个人的政治责任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把改革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推给制定了错误政策的商人代表会议。但是对整个大明的文官政治是不利的，这无疑破坏了大明文官治政的传统，为商人直接干涉政治破开了一道口子。
再说了，朕也没打算全面恢复古之丞相一职。丞相一职总揽一国之军政大权，大小事务无不包容。老实说这么一个不受控制的丞相在宫外，朕也一样睡不着觉。”朱由检很坦白的说了自己对丞相职位的看法。
黄立极原本有些滚烫的内心，顿时有些发凉。不知道这崇祯一会要复相，一会说不是恢复丞相，到底是什么意思。
朱由检只是停顿了下，就接着说道：“朕打算重新梳理六部九卿的官职，把各部官员的权利范围及职责全部确认，并制定成文字。
内阁在六部之上，执掌大明的行政权，但不得干涉军事和司法。内阁采取首相负责制，只要内阁多数成员同意，六部尚书以下均可直接免职，不必征求朕的同意。但六部尚书和内阁成员的任免，必须要经过朕的同意。
吏部和户部尚书必须入阁，前者为次相，后者为财相。六部九卿之中，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要重新厘定权责。刑部管理缉捕，都察院负责诉讼，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审判。此三者直接向朕负责，内阁可以监督和申斥但不能干预。
至于兵部则和五军都督府合一，兵部尚书同样向朕负责，内阁无权干预。至于内阁成员的数量规定，阁员的权力分配和职责范围，就由首辅你召集朝中官员拟定。不过内阁首相，必须实行任期制度，每一任期为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作为一名资深官僚，崇祯这简化版的三权分立的奥妙，黄立极很快就领悟了，这是帝王平衡臣下的权力之术。不过内阁的权力明确固定下来之后，看上去不仅没有扩大，反而似乎比之前还变小了。
但是内阁权力以文字规定之后，内阁位于六部之上的地位，却得到了法理依据的支持。在以往，虽然内阁号称是实相，但是碰到一些强势的六部尚书，内阁发出的命令却一样会被抵制。
这就是因为内阁存在的法理依据不足，按照内阁成立时的书面文字解释，内阁的权力只是为皇帝拟旨和提建议而已。要是皇帝不采纳内阁的意见，理论上内阁并无权力约束六部。
而一些资格较老的重臣，或是和皇帝关系更为亲密的尚书，完全可以不理会内阁发出的命令，因为凭借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内廷直接否定内阁拟定的命令。没有司礼监的批红，换句话说，没有皇帝的认可，内阁的命令就是废纸一张。
现在崇祯虽然从六部九卿中剔除了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兵部四个部门，但是却把其他部门直接放在了内阁之下。也就是说内阁今后发出命令，只要皇帝不反对，这些部门就必须要遵照执行。
从同意到反对，看似区别不大。但是权力的高下却是天壤之别。内阁和六部原本必须要经过内廷才能发生联系，现在却成了上下级单位。光是这点，内阁的权力就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至于军权和司法权力的剥离，黄立极虽然有些惋惜，但却认为这是正确的，毕竟行政、司法、财赋、军事、人事五大权力，首相已经占据了三个。如果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身上，先不说他会不会被东林党人喷成想要谋朝篡位的奸贼，首先崇祯应该是睡不着觉了。
黄立极想要的是成就一番功业，而不是想要做代汉自立的曹操，且这位崇祯皇帝也不大像懦弱的汉献帝。以黄立极对朱家历代皇帝的性格分析，他要真当了个五权归一的真丞相，恐怕事成之后，他就得去见前辈胡惟庸了。
黄立极细细的推敲了一遍，认为这样修改之后的官制，比现在这个含糊不清的内阁六部九卿制，权力倒要明晰了许多。且军事、行政、司法三权互相牵制，结构上倒是变得更为稳定了。
但是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崇祯到底想要怎么加商人的税收。如果崇祯只是蛮横的想要一纸诏书，就把增加商税的事推行下去，以黄立极对底层官吏的了解，这些官吏们只会借着这个名义去勒索良民，而不是真正的找那些势家豪族经营的产业收税。
到时候黑锅是崇祯和他这个首相背了，但是国库收入没增加多少不说，反而肥了那帮底层小吏。
而最可忧虑的是，要是因此导致天下商人罢市，比如江南一带的百姓多以桑蚕、织布为业，一旦他们无法出售自己的出产，换不回粮食糊口，则江南必定会发生民变。
山陕一带发生民变，朝臣最多也是震惊一下，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除了几个山陕出身的官员比较焦虑。但是要是大明半财赋的江南之地出了民变，那么朝中官员都要坐卧不安了。
不仅仅是京城官员和皇室需要来自江南的税米给养，就是九边的将士都需要来自江南的税赋养家糊口。山陕生变、辽东生变都不过是大明边角之患，但是要是大明腹心江南生变，马上就是天下大乱的征兆。
到时候，就算他把首辅改成了首相，也一样改变不了被免职问责的下场。如此一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跟随崇祯进行政治改革，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他可不是张居正这种为国不顾惜身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个顾惜生命的老官僚而已。
黄立极听完了朱由检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想法，再次坚定的询问道：“然则，陛下打算如何增加商税，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增加的税额为多少？”
把内阁权力用正式成文法规定下来，都没有让黄立极迷昏了头脑，脱口答应跟随自己进行改革，这无疑让朱由检有些挫败感。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朱由检一定不会想要说出最后的预备计划。
在朱由检的计划中，如果黄立极可以有担当一些，帮自己扛着士林清流的非议，他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变数太多，实在是不符合他想要把一切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设想。
朱由检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才故作平静的说道：“如何增加商税，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增加的税额为多少？不管我们提出的数额多么细小，也会遭到商人的反对，和经商士人的阻扰。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权力交给纳税商人自己来决定，他们应该交纳多少税收，和怎么收税。”
“交给商人自己决定？陛下，这些商人怎么可能同意给自己加税？他们不给自己减税就不错了。”黄立极哑然失笑的批评了崇祯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不是由商人来决定，而是由纳税商人来决定。”朱由检再次强调了一遍。
黄立极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说道：“这商人和纳税商人不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纳税商人基本上都是和士人没什么瓜葛，反而是地方缙绅打压的对象。那些和士族有关系的商人，不是不纳税，就是只缴纳了很少的税收。
我不觉得这些纳税商人会反对，废除士人优免商税的政策。这相当于是私盐和官盐在市场公开竞争，不缴纳税赋的士商其实和私盐贩子没什么区别。
让这些纳税商人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士商优免条款，大约是不太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们无记名投票废除竞争对手的优惠，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缺乏这种勇气。
所以朕打算召开一个大明商税讨论会，召集各省商人进京讨论大明商税的改革。两京十三省，各召集10名商人，陕北、陕西、安徽、江浙赣、闽粤8地人数倍之，共召集230名商人代表。其中年纳税在10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5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100两以下者取三分之一。
有了这些商人自己定下的规矩，想必那些天天把与民争利挂在嘴边的清流，这下也无话可说了。”
黄立极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崇祯这个危险的想法，作为一名士人，虽然他不介意亲族从事商业，也不介意接受商人的馈赠。但是他绝对反对商人涉及政治，这是潜藏在大明儒者中的潜意识。
征收商税这种事务，应该是由文官来决定，而不是鄙贱的商人自己决定。这完全破坏了封建伦常秩序。但是黄立极反对的声音到了喉咙口，却发不出来。
他知道，如果他反对了这个主意，那么就意味着他要自己承担推行商税改革的责任。增加商税的政策出自自己还是出自商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由他来提出全盘的税收改革计划，被侵占了利益的商人们，必定把他恨之入骨，而言官清流肯定会攻击他这是在盘剥小民。而召开商人代表得出了增加商税的决议，于他个人是脱离了政治责任，但是这明显是违背了大明，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潜规则。
召开商人代表会议，对他个人的政治责任是大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把改革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推给制定了错误政策的商人代表会议。但是对整个大明的文官政治是不利的，这无疑破坏了大明文官治政的传统，为商人直接干涉政治破开了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