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淳夫自然也知道，光凭自己这几句空话，就想要打消许心素这些海商的怨愤，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而且漳州海商为了能获得政治上的保护，把他推送上工部尚书这个位置，所花费的资金最起码超过了20万两。
为了能得到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支持，光是一次性送给自己这位亲家公的礼金，就达到了2万金。
这些海商都是锱铢必较的商人，花费了如此巨大的资金，依旧还是没能冲破闽粤缙绅对于海外贸易的垄断权力，反而被这些闽粤缙绅缙绅联合十八芝海盗集团，封锁住了海上商道。
想要让他们忍气吞声的咽下这个损失，眼睁睁的看着郑芝龙控制整个海上商道，这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
许心素虽然口头上唯唯诺诺，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把吴淳夫的话听进去。
其实不管许心素身边的漳州海商，还是郑芝龙以泉州海商、广东海商为主的十八芝集团，曾经都是一家人。
他们都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一份子，李旦是泉州人，是海上贸易商人出身的海盗，他家资豪富名下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
李旦原本经营的是福建到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航线，但是因为和西班牙统治者交恶，转而迁移到了日本九州岛，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而颜思齐是平民出身，因为受到了家乡缙绅豪奴的羞辱，一怒之下杀死对方，逃到了日本，成为了海盗。
李旦虽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舰队，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以纵横四海为梦想的海盗王。
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东亚海面来说，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甚至是英国，都对这片富饶的东亚地区虎视眈眈。
一个在陆地上居住的海盗领袖，是无法应对这种激烈的海上挑战的。
性格豪爽、精熟武艺又能服众的颜思齐，就成了李旦推出来掌控海上秩序，保护自家海上贸易航线的代表。
有了李旦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颜思齐才能在短短几年之内聚拢起一只庞大的海盗集团。并和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对台湾进行开发作为海盗集团的基地。
虽然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形成，抵挡住了欧洲殖民贸易公司在东亚势力的扩展。
但是在这个海商集团的内部，却并不是铁板一块。李旦麾下的老人，因为掌握了大陆的货源组织，和日本的销售市场，基本上占据了大明-日本之间往来贸易数额的七成。
而颜思齐、郑芝龙、陈衷纪等后起之秀，虽然保护着从大陆到日本之间海上航线的安全，但是货源和市场的缺失，令的他们只能吃一些残羹冷炙。
对于这些新兴起的海盗商人来说，他们是相当不满意的。他们终日在海上漂泊，但是所得还及不上在日本和八闽坐地分赃的坐商，在郑芝龙等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合理的规矩。
毕竟这个时代的航海技术并不完善，在经度测量方法还没有找到之前，无法在海上定位的船只，往往会因为迷路而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加上航海病和多如牛毛的海盗。
一次出海贸易如果是十艘船，能够返回九艘，已经是妈祖保佑了。平常年份的话，大约能够返回的只有7-8艘船罢了。
因此郑芝龙这些新兴海盗商人认为，他们这些在海上维护着航道的商，所得的利益应当和那些在岸上的坐商们倒过来才是公平合理的。
但是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咄咄逼人之势，颜思齐并不愿意和李旦决裂，他压制了这些海盗们的不满。
而李旦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他年轻时在海上所建立的船队，依然不可小窥。
郑芝龙等新兴海盗也只能隐忍，但是天启5年8月李旦从台湾回平户的途中去世，而紧接着9月正当壮年的颜思齐突然就得了伤寒死去。
然后所谓的十八芝首领，声称李旦、颜思齐已经把整个海盗集团的基业传给了郑芝龙。
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让许心素等大陆坐商是完全无法相信的。毕竟李旦可是有亲生儿子的，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基业传给一个义子。
不过许心素等人也不愿意就此服从于李旦的儿子李国助，因为李国助自小便在日本平户长大，对于他们这些八闽海商来说并没有什么威望。
而且李旦在福建的产业也实在诱人，既然郑芝龙开了先河，他们这些漳州海商也就顺手推舟了一把。
于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这个东亚海上秩序的维护者，迅速瓦解成了3个部分。
日本平户藩的基业，自然是落入了李旦的亲子李国助手中。而台湾基业及大部分的船队，在名义上则落入了郑芝龙手中。厦门的产业，则进入了许心素等人的口袋。
接下去，按照许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设想，就应该大家互不干涉，自由的进行贸易才对。
但是许心素等漳州海商忘记了一件事，他们是大陆闽浙缙绅的出货商，大宗商品生丝、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染料、铁器等货源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如果进行互不干涉的自由贸易，李国助也好，郑芝龙也罢，到最后都成了仰他们鼻息的分销商了。
而对于闽浙缙绅来说，只要是有些底蕴的家族，都不会直接从事风险巨大的海上直接贸易，也不会冒着危险和郑芝龙这些海盗商人进行直接交易。
他们从农户收购生丝、从机户手中收购丝绸，从内陆采购茶叶、瓷器，然后把这些货物卖给许心素这些明面上正当的商人，通过垄断陆上和海洋之间的货源，来获取稳定而没有风险的利润。
因此李国助和郑芝龙很快就放下他们之间的仇怨，转而联手在海上封锁许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船只，要迫使他们让出大陆货源组织的份额。
许心素这些漳州海商怎么可能放弃，让他们聚敛起财富的来源，这种经济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海上征战。
但是这些在岸上享受惯了的坐商们，终究不是在惊涛怒海中闯荡的海盗们的对手，他们很快就被郑芝龙赶上了陆地。
而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瓦解，让西班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有机可乘，把势力扩展到了台湾岛上。
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更试图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获得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力。
海上打不过郑芝龙的许心素，一方面严格控制着大陆上的货源，不让郑芝龙等海商获得货物的渠道，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
一方面从朝廷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下手，希望能联合朝廷的水师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力量，消灭十八芝，重新恢复东亚海上的秩序。
许心素的设想很好，他也成功的用金钱收买了福建总兵俞咨皋，并劝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起围剿郑芝龙。
但是许心素等人可以花钱收买福建总兵，却从没有真正想过，要借此建立一支听命于海商的强大舰队。
他们短见的眼光，使得福建水师在战斗力上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加强，只是为郑芝龙找了一个敌人而已。
问题在于，许心素等人和郑芝龙势不两立的状态，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纠纷。
而福建水师和郑芝龙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水师官兵围剿海盗死亡之后的抚恤也低的吓人。
士气低落的水师官兵，那里会和郑芝龙殊死搏斗。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一间殖民地商业公司，他们可以做锦上添花的事，但绝不会去做火中取栗的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亚洲来是为了获取财富，而不是帮助大明清剿海盗的。
大明水师居然打不过一群海盗，如果不是1604年，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受挫于明军舰队司令沈有容。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澎湖击退雷耶斯佐恩率领的荷兰舰队。
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对于大明的力量记忆尚未有退却，那么按照惯例，就应该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中国海盗联手，进攻大明东南沿海地区，掠夺上帝赐予的财富了。
许心素等漳州海商及福建水师官兵在武力上的连续失败，迫使那些掌握着各地货源的闽浙缙绅们做出了一个选择，默许郑芝龙等泉州海商，替代许心素等漳州海商，恢复海上贸易的秩序。
许心素自然是清楚的，对于其他商人来说，也许只要向郑芝龙低头，就能改换门庭。
但是对于他这个漳州海商的代表来说，郑芝龙是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因此当他得知崇祯在召见他的时候，同时召集了郑芝龙等人北上京城，而郑芝龙居然昏头跑出了老巢，来北京晋见皇帝时，许心素已经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郑芝龙活着离开北京城。
而且漳州海商为了能获得政治上的保护，把他推送上工部尚书这个位置，所花费的资金最起码超过了20万两。
为了能得到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支持，光是一次性送给自己这位亲家公的礼金，就达到了2万金。
这些海商都是锱铢必较的商人，花费了如此巨大的资金，依旧还是没能冲破闽粤缙绅对于海外贸易的垄断权力，反而被这些闽粤缙绅缙绅联合十八芝海盗集团，封锁住了海上商道。
想要让他们忍气吞声的咽下这个损失，眼睁睁的看着郑芝龙控制整个海上商道，这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
许心素虽然口头上唯唯诺诺，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把吴淳夫的话听进去。
其实不管许心素身边的漳州海商，还是郑芝龙以泉州海商、广东海商为主的十八芝集团，曾经都是一家人。
他们都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一份子，李旦是泉州人，是海上贸易商人出身的海盗，他家资豪富名下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
李旦原本经营的是福建到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航线，但是因为和西班牙统治者交恶，转而迁移到了日本九州岛，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而颜思齐是平民出身，因为受到了家乡缙绅豪奴的羞辱，一怒之下杀死对方，逃到了日本，成为了海盗。
李旦虽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舰队，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以纵横四海为梦想的海盗王。
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东亚海面来说，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甚至是英国，都对这片富饶的东亚地区虎视眈眈。
一个在陆地上居住的海盗领袖，是无法应对这种激烈的海上挑战的。
性格豪爽、精熟武艺又能服众的颜思齐，就成了李旦推出来掌控海上秩序，保护自家海上贸易航线的代表。
有了李旦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颜思齐才能在短短几年之内聚拢起一只庞大的海盗集团。并和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对台湾进行开发作为海盗集团的基地。
虽然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形成，抵挡住了欧洲殖民贸易公司在东亚势力的扩展。
但是在这个海商集团的内部，却并不是铁板一块。李旦麾下的老人，因为掌握了大陆的货源组织，和日本的销售市场，基本上占据了大明-日本之间往来贸易数额的七成。
而颜思齐、郑芝龙、陈衷纪等后起之秀，虽然保护着从大陆到日本之间海上航线的安全，但是货源和市场的缺失，令的他们只能吃一些残羹冷炙。
对于这些新兴起的海盗商人来说，他们是相当不满意的。他们终日在海上漂泊，但是所得还及不上在日本和八闽坐地分赃的坐商，在郑芝龙等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合理的规矩。
毕竟这个时代的航海技术并不完善，在经度测量方法还没有找到之前，无法在海上定位的船只，往往会因为迷路而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加上航海病和多如牛毛的海盗。
一次出海贸易如果是十艘船，能够返回九艘，已经是妈祖保佑了。平常年份的话，大约能够返回的只有7-8艘船罢了。
因此郑芝龙这些新兴海盗商人认为，他们这些在海上维护着航道的商，所得的利益应当和那些在岸上的坐商们倒过来才是公平合理的。
但是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咄咄逼人之势，颜思齐并不愿意和李旦决裂，他压制了这些海盗们的不满。
而李旦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他年轻时在海上所建立的船队，依然不可小窥。
郑芝龙等新兴海盗也只能隐忍，但是天启5年8月李旦从台湾回平户的途中去世，而紧接着9月正当壮年的颜思齐突然就得了伤寒死去。
然后所谓的十八芝首领，声称李旦、颜思齐已经把整个海盗集团的基业传给了郑芝龙。
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让许心素等大陆坐商是完全无法相信的。毕竟李旦可是有亲生儿子的，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基业传给一个义子。
不过许心素等人也不愿意就此服从于李旦的儿子李国助，因为李国助自小便在日本平户长大，对于他们这些八闽海商来说并没有什么威望。
而且李旦在福建的产业也实在诱人，既然郑芝龙开了先河，他们这些漳州海商也就顺手推舟了一把。
于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这个东亚海上秩序的维护者，迅速瓦解成了3个部分。
日本平户藩的基业，自然是落入了李旦的亲子李国助手中。而台湾基业及大部分的船队，在名义上则落入了郑芝龙手中。厦门的产业，则进入了许心素等人的口袋。
接下去，按照许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设想，就应该大家互不干涉，自由的进行贸易才对。
但是许心素等漳州海商忘记了一件事，他们是大陆闽浙缙绅的出货商，大宗商品生丝、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染料、铁器等货源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如果进行互不干涉的自由贸易，李国助也好，郑芝龙也罢，到最后都成了仰他们鼻息的分销商了。
而对于闽浙缙绅来说，只要是有些底蕴的家族，都不会直接从事风险巨大的海上直接贸易，也不会冒着危险和郑芝龙这些海盗商人进行直接交易。
他们从农户收购生丝、从机户手中收购丝绸，从内陆采购茶叶、瓷器，然后把这些货物卖给许心素这些明面上正当的商人，通过垄断陆上和海洋之间的货源，来获取稳定而没有风险的利润。
因此李国助和郑芝龙很快就放下他们之间的仇怨，转而联手在海上封锁许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船只，要迫使他们让出大陆货源组织的份额。
许心素这些漳州海商怎么可能放弃，让他们聚敛起财富的来源，这种经济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海上征战。
但是这些在岸上享受惯了的坐商们，终究不是在惊涛怒海中闯荡的海盗们的对手，他们很快就被郑芝龙赶上了陆地。
而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瓦解，让西班牙殖民者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终于有机可乘，把势力扩展到了台湾岛上。
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更试图利用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获得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力。
海上打不过郑芝龙的许心素，一方面严格控制着大陆上的货源，不让郑芝龙等海商获得货物的渠道，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
一方面从朝廷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下手，希望能联合朝廷的水师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力量，消灭十八芝，重新恢复东亚海上的秩序。
许心素的设想很好，他也成功的用金钱收买了福建总兵俞咨皋，并劝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起围剿郑芝龙。
但是许心素等人可以花钱收买福建总兵，却从没有真正想过，要借此建立一支听命于海商的强大舰队。
他们短见的眼光，使得福建水师在战斗力上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加强，只是为郑芝龙找了一个敌人而已。
问题在于，许心素等人和郑芝龙势不两立的状态，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纠纷。
而福建水师和郑芝龙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仇恨，水师官兵围剿海盗死亡之后的抚恤也低的吓人。
士气低落的水师官兵，那里会和郑芝龙殊死搏斗。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一间殖民地商业公司，他们可以做锦上添花的事，但绝不会去做火中取栗的事。
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亚洲来是为了获取财富，而不是帮助大明清剿海盗的。
大明水师居然打不过一群海盗，如果不是1604年，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受挫于明军舰队司令沈有容。1623年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澎湖击退雷耶斯佐恩率领的荷兰舰队。
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对于大明的力量记忆尚未有退却，那么按照惯例，就应该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中国海盗联手，进攻大明东南沿海地区，掠夺上帝赐予的财富了。
许心素等漳州海商及福建水师官兵在武力上的连续失败，迫使那些掌握着各地货源的闽浙缙绅们做出了一个选择，默许郑芝龙等泉州海商，替代许心素等漳州海商，恢复海上贸易的秩序。
许心素自然是清楚的，对于其他商人来说，也许只要向郑芝龙低头，就能改换门庭。
但是对于他这个漳州海商的代表来说，郑芝龙是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的。
因此当他得知崇祯在召见他的时候，同时召集了郑芝龙等人北上京城，而郑芝龙居然昏头跑出了老巢，来北京晋见皇帝时，许心素已经打定了主意，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让郑芝龙活着离开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