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在祭祀辽东死难将士时,德胜门、西直门箭楼上的守城士兵突然看到大队人马向着京城涌来。他们立刻就向把守两门的城门郎、内官进行了汇报。

    然而这些前来报警的士兵发觉,应该在城楼内值守的城门郎、内官都不见了,他们顿时慌乱了起来。

    北京城每一座城门都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得综合性防御建筑群,再配合城外的护城河同城墙,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北京城的城墙高度并不统一,但是东北角这处对外也有7米多高,对内则超过了5米高。

    外侧凸出保护城门的箭楼高出两侧城墙近20多米,坐落在一座用砖包砌的大型城台之上。

    为了有利防御,城台又比两侧瓮城的城墙高上了5、6米,从城外看去,从地面到箭楼顶部起码有5倍于城墙的高度。

    箭楼的平面就像是一个梯形,长边对着城墙外有30多米,短边对着内侧的瓮城约20余米,进深有近20米。

    箭楼分为4层,除面对瓮城一侧为敞开的进口外,其余三面都开设了箭窗,共计82个。

    箭楼和城门楼之间的距离在110米上下,箭楼两侧以圆弧形状修筑了两道城墙,把城门保护在瓮城之内。瓮城两侧各开了两个小门,上面有一座闸楼,这两道城墙相距了70米左右。

    城墙的顶部宽度基本相同,大约为10米。除了雄伟的城门防御建筑外,还有每隔一段距离修建的敌台,城墙转角处的角楼。

    一般而言,就算就什么敌军跑到了北京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真实面貌之后,也会打消强攻的念头。

    也先也好,俺答汗也好,他们到曾经攻到了这里,但是在这道城墙的保护之下,两位草原上的君主最终还是放弃了强攻,带着部属泱泱而归了。

    但是守卫城市最终需要依靠的是人,而不是一道城墙。京师有内城九门,外城七门,加上皇城四门,共有20门。

    太祖时期,皇城四门设门正、门副,以内官充任皇门官。永乐之后,太监的权势大涨,皇门官开始插手外城的事务。

    到了成化年间,内官监太监陈良第一次出任提督都城九门暨皇城四门,此后京城各门的防禁就大半落入了内监手中。

    内城九门额定兵员3759名,外城七门额定兵员3104名,皇城四门的额定兵员则超过了8千。

    但是明末的政治**同样没有让京城各门守卫成为净土,根据固定,提督九门的内官和各门把守内官都有点军的权力,就是合法的挑选一部分士兵作为自己的军伴,可以用作亲兵,也能当做免费的仆役。

    万历皇帝末年,兵部尚书薛三才就指出,京城内外16门6800名军士,被内官占为私役的就达到了4332名,对于人数更多的皇城四门,连兵部尚书都不敢捅出来。

    虽然事后,提督九门的内官受到了申黜,但是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原本内外16门,每门个200多守门兵丁,现在也只剩下了5、60名老弱兵丁罢了。

    而负责门禁虽然是守门内臣,但是掌管九门锁钥铜牌的却是中军都督府,而根据明朝大小相制,上下相维的治官原则,还有一名兵部主事负责一月两次的点视。

    可以说北京内外九门的管理本身就不是事权一统,权力分散的结果就是,当德胜门、西直门的城门郎、内官不见了之后,这些守城的军士顿时失去了主张。

    如果外面是敌军,他们自然可以关门示警。但是外面都是北郊大营的京营士兵,如果他们贸然发布了警报,却只是误报的话,事后恐怕第一个要砍脑袋的就是报警的人。

    两座城门的守门军士,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同一个方式,派人向皇城内的提督九门内官徐应元请示。

    当朱由检这边的祭祀快要完成的时候,一名内侍忙不迭的跑进了祭坛前的广场。

    不一会,王承恩就小步跑到了崇祯边上,告诉了崇祯一个坏消息,京营一些军士因为不满自己被裁撤,正涌入了京城要找皇帝求情,废除新政恢复旧制。

    “北郊大营的营官和戎政府的主官有没有送来消息?闹事的有多少人?他们是从那里进的京城,现在又往那去?他们带了武器了吗?”

    朱由检的一连串问话,顿时让王承恩张口结舌,他楞了一会才说道:“是徐应元派人送来的消息,只说有许多人,起码上万了吧。他们从德胜门、西直门进来的,有没有武器这个没有说,其他地方都没有传来消息。”

    朱由检平静的说道:“派个人去打探清楚,命令徐应元守好皇城四门,不要轻举妄动,要是让乱兵冲进了皇城,他就自己抹了脖子吧。再派人去巡警署和消防局,让他们守住京城的武库、各武器作坊,不要让人趁乱抢了武器铠甲去。”

    几乎在崇祯收到消息时,在内阁值守的黄立极、施鳯来、张瑞图几位阁老也收到了京营生乱的消息。

    黄立极一边命令戎政府属官去劝说这些闹事的兵丁回营,一边命令俞咨皋集结城内的兵丁准备平乱。

    接着黄立极让施鳯来立刻去外城,把崇祯接回皇城之中,让兵部尚书王在晋率领正在祭祀的各京营军官,去安抚进入京城的乱兵。

    这次京营兵变,虽然是抚宁侯等勋贵煽动的,因为崇祯清理京营编制、京畿卫所屯田侵占及长芦盐场改制,把这些勋贵的财源都一一断绝了。

    但是在这场兵变的背后,宫内那些因为衙门改制失势的内官们,同样也默默的进行了推波助澜,京营内和城门处的监督内臣被调走,给予勋贵们煽动兵变的行事方便。

    至于袁崇焕等东林党人,则想着干脆借京城兵变的机会,拉拢关外的关宁军来上京对朝中阉党残余进行清洗,把朝政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缠下,失去了管束的京营士兵们,终于被依附于勋贵门下的百户、总旗所煽动了,他们鼓噪起来要去找皇帝说理。

    除去那些参加祭祀的军官,其他原本应该在北郊大营中镇守的高级军官们,忽然之间就消失了。

    近3万京营士兵浩浩荡荡的,就向着京城而来了。为了防止被关在京城之外,士兵们被分成了三路,向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涌去。

    除了西直门的城门郎得到士兵汇报后,第一时间关闭了城门,另两座城门因为无人负责,被京营士兵们推开了挡路的守门兵丁,冲入了城内。

    如果抚宁侯等勋贵是想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要进行帝位更迭的话,他们已经成功了一大半。因为只要进入了内城,基本上想要攻下皇城就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了,毕竟*厂及军器局都是在内城。

    然而在文官压制了近百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勋贵早就失去了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想法。

    他们冒着这么风险煽动京营军士闹事,想要的仅仅是让崇祯应允恢复旧制而已。

    而这些勋贵们自己就住在内城,为了不让这些闹事的京营士兵不至于失去控制洗劫内城,威胁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甚至要求闹事的士兵不许携带任何武器。

    于是这场兵变刚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行。西直门大街、德胜门大街上的一些百姓,还好奇的站在路边观望着,想要看看这些士兵想要做什么。

    北京城内已经数十年没有遇到过战争了,这些百姓们也失去了对于危险的警惕性。

    谁也不清楚,这场一开始看起来很和谐的士兵游行,是怎么变成后面的暴动的。

    事后锦衣卫、东厂递交上来的调查报告,一个说是:崇玄观前一名士兵偷窃了一双鞋子,引来了店铺伙计的依依不饶,最后发生了斗殴,士兵抢劫了这个做鞋子的店铺,骚乱开始了。

    另一个则是说:一对在护国寺上香的新婚夫妇,因为几名士兵无礼的打量着妻子,被身为读书人的丈夫训斥,并喝令家仆抓住几名士兵,要送去大营进行严惩,结果激怒了士兵们。

    总而言之,当发生骚乱之后,原本就对这些士兵没有什么约束力的军官们,很快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而一直向着长安街行进的队伍,也停顿了下来,一群群的士兵开始分散开来,冲进两边的坊市进行抢劫。

    原本聚集在一起的,兵变的京营士兵们,很快就分散在了阜成门大街以北,积水潭以西的坊区内。

    这些京营士兵终究只是一群没有上过战场的兵痞,他们心里还存在着对法律和权势的畏惧。他们既不敢杀人也不敢放火,只是仗着人多对居民、商铺进行抢劫,而且他们还胆怯的避开了那些高门大户的府邸。

    不过很快一些街上的青皮混混,就趁乱加入了对平民的抢劫中去了。这些人一向都是替权贵势要们做些见不得人的事,心里对于大明律和朝廷的敬畏,要比京营的士兵少的多。

    有着他们的加入,京城西北各坊内终于出现了流血和放火事件。而这个时候,朱由检也终于了解了内城现在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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