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立极的带头下，内阁众臣也及时反映了过来，连连向崇祯进行了道贺。这次击败察哈尔部，可不是之前儿戏般的收复海外孤岛台湾的影响可比拟的。
在众人眼中，这才是崇祯登基以来，足以向天下百姓公布，并能向太庙告捷的大胜。毕竟蒙古人可是自大明立国以来的宿敌，而察哈尔部更是名义上的蒙古各部共主，击败察哈尔部的胜利，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自万历三大征之后，这场胜利可以算的上，一洗这十多年来明军在辽东屡战屡败的颓废气象了。
在这文化殿内，除了崇祯只是单纯的为解决了察哈尔部制造的麻烦而感到高兴外，其他内阁诸臣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这场胜利中为自己捞取些好处了。
对于黄立极来说，推动内阁六部官制改革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改制的好处他还没有享受到，但是因为改制而被损坏了利益的官员们，私下诋毁他的言论已经在京城内广为流传起来了。
如果能把这场胜利同内阁六部官制改革联系起来，那么他不仅能够借着这场胜利平息那些对他的非议，还能从大明百姓中获得巨大的支持。
毕竟在现在的大明，多数百姓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距离自己村子30里远的地方。
他们也许听说过朝廷同东虏作战，有过数次失利，但是未必能分的清，这东虏指的建州女真，究竟同这次明军击败的察哈尔蒙古部有什么区别。
只要把这场胜利向天下公布出去，那些地方上的百姓很有可能会认为，大明击败的这个察哈尔部，便是以前几次击败了大明几次的建奴。
而朝廷也可以借着这个气势，压制各地对于朝廷权威蠢蠢欲动的地方豪强。
事实上即便是官员缺额众多的万历年间，大明各地对于朝廷中枢下达的命令，一向都是恭顺而不敢违背的。
但是随着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连连失利，失去了大半个辽东之后，中央的权威才开始有些摇摇欲坠了起来。
正因为地方豪强对于朝廷中枢权威的畏惧不足，才会有代表皇帝出京的矿监、税监官吏，被地方豪强官绅纠众围攻的群体**件，在天启年间屡屡出现。
但是如果查阅下宫中的档案便可知道，宫内派出矿监、税监最多的时期，并不是熹宗皇帝在位时期，而是神宗皇帝的时期。
但是万历年间围攻矿监、税监官吏的事件，一共也没有几次。倒是地方官员士绅弹劾他们不法事迹的奏章，一年都有数十封。但是到了天启年间，地方士绅直接动手围攻矿监、税监的事件就大大上升了。这也是从侧面证明了，朝廷的权威在各地下降的一个事实。
作为内阁首辅，黄立极自然是希望能够加强中枢的权力的，更何况在改制之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受内廷牵制，近乎于实相的存在了。
黄立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之前同魏忠贤走的太近，因此被东林党人看做了阉党的骨干成员。
因此虽然成为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首辅，但是因为声望的问题，在朝中清流和地方官员的抵制下，他的权力反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到了他这个年纪，自然是不会采用激烈的方式同这些官员们正面冲突，毕竟他要考虑自己身后的名誉和家人的安全问题了。
如果不是崇祯的积极推动，他对于官制的改革问题，也绝不会走的这么急迫，而是更希望走一步，看两步。
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送到他面前，可以让他刷一刷新内阁的声望，堵住朝野清流的嘴，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
带着内阁诸臣向皇帝恭贺之后，黄立极便向崇祯提议道：“陛下，既然同察哈尔部的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老臣以为这战时大本营也可以尽快撤销了。
良将劲卒集中在一人手中，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孙恺阳年纪老迈，这塞外又是苦寒之地，大战既然已经结束，不如就让他先回家休养几日，也好表示陛下对于老臣的关心。”
张瑞图看着崇祯微微颔首，似乎挺认同黄立极的意见，便出列说道：“陛下，这同察哈尔部落的战事是结束了，但是如何调停我大明同察哈尔部之间的关系，依然还是要从长计议。
战争之前，陛下就对内阁说过，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察哈尔部，而是要挫败这林丹汗吞并右翼蒙古各部的企图。
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自然要同林丹汗和顺义王等右翼蒙古各部的首领坐下来，谈出一个结果来。
既不能让察哈尔部同右翼蒙古各部就此握手言和，也不能同察哈尔部继续敌对下去，免得林丹汗一怒之下同辽东的建奴为伍。
臣以为，想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把后续事务转交给内阁，至于战时大本营的任务，臣以为应该就此完结了。应当解散大本营，把相关人员召回京城。”
看着几位阁臣都大为认同黄立极、张瑞图的提议，朱由检反而沉默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才开口平淡的说道：“黄先生和张先生说的都不错，不过现在解散战时大本营还不是时候。
虽然察哈尔部受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谁能保证我们撤离之后，林丹汗不会卷土重来？
没有了我们的军队在旁支持，那些右翼蒙古各部组成的联军，是不是真的能独自抵抗察哈尔人？如果不能，我们耗费了如此多的钱粮同林丹汗打这一仗岂不是多余？
正所谓，行百里而半九十。击败了林丹汗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只有真正让察哈尔部同右翼蒙古各部达成协议，让我大明西北边境安定下来，我们才能真正可以放下心来。
再说了，我们花费了这么多力气帮助右翼蒙古各部打这一仗，可不是仅仅让他们保住自己家产的。
趁着这些右翼蒙古各部失去了传统草场，力量最为衰退的时候，把大明的影响力深入到每一个部落中去，搞清楚这些部落的内外状况，让他们接受我大明的号令，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作为，等到这些部落人口繁衍增长，再次出现一个有能力号召蒙古各部的人物，骚扰我大明西北边境，那我们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施鳯来看了看身边哑然的同僚，突然微笑的对崇祯说道：“陛下圣明，陛下刚刚所言，正是老成谋国之言。
臣以为，孙恺阳精于边事，这战后笼络关外蒙古各部，震慑察哈尔部，乃是极为妥当的人选，实在是不需另外派人处理战后事务。
不过察哈尔部正值新败，只需要大同边军一部就能震慑之。如果继续把大同、宣府等边军劲旅屯于关外，臣恐怕两处边镇空虚日久会生出什么祸端了。
臣以为不如留下一只精干的部队在丰川监视关外蒙古各部，而把大部撤回大同、宣府，一来可以充实大同-宣府的防御，二来也能减少军需物资转运的距离，以减轻边地民力。”
黄立极踌躇了下，也再次向崇祯提议道：“施存梅说的不错，如果陛下担心，孙恺阳走后蒙古各部之间的事务再起波澜，那么不如就让孙恺阳坐镇大同。
至于调停蒙古右翼各部同察哈尔部之间的冲突，并向右翼各部传播王化之事，这毕竟是文事不是武事，臣以为还是由内阁安排适当的官员进行为好。
不过这战时大本营的权力实在过大，臣还是坚持，应当尽早撤除为好，这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以黄立极为首的几位阁臣，始终坚持要尽快解散战时大本营，把几只精兵调回原处去。
他们显然不愿意，让孙恺阳这样声望卓著的文臣掌握着，一只能够击败蒙古大军的强大武力。
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让武臣有借机冒头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连以往一向都站在崇祯这边的徐光启和郭允厚，也选择了保持沉默。
在阁臣面前孤立无援的朱由检，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他同意下令撤销战时大本营，但是必须要等整个战时大本营返回京城之后。
因为战时大本营要返回京城之后方可撤销，因此几位阁臣也不得不认可，孙承宗带领战时大本营及部分军队同时返回京城的行程。
不过这样一来，内阁想要淡化孙承宗和战时大本营对这场胜利的主要功劳，也就多半失去了意义。
对朱由检来说，为了树立战时大本营、总参谋部等作战指挥机构的独立地位，他不得不冒险让孙承宗带着大本营主要人员回京。
而让袁崇焕、茅元仪两人留在大同，一边整顿边军，一边监视关外蒙古各部的异动。
此外，朱由检还同意了黄立极、张瑞图提出的，同察哈尔部、右翼蒙古各部进行战后交涉的使者人选，杨景辰。
同样内阁也承认，之前作为大明使者同林丹汗交涉的使者柳敬亭，将作为杨景辰的副手。对于同蒙古各部的交涉事务，两人都有向朝廷直接上奏的权力。
虽然和杨景辰相比，柳敬亭的出身实在是太低，但是因为柳敬亭出使的时间，正是风险莫测的时候，朝中无有官员肯去。
因此现在，几位阁臣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柳敬亭使者身份给剥夺了去，只好默认了崇祯的意见。
处置了这些繁琐的战后事务之后，朱由检对着这些还在讨论事情的阁臣们，漫不经心的问了一句：“大同关外的战事算是告一段落了，该向天下百姓宣布捷报，也就按以往的规矩去做好了。
现在朕想问问诸位先生，这河南的事，是不是也该顺便了解了？”
在众人眼中，这才是崇祯登基以来，足以向天下百姓公布，并能向太庙告捷的大胜。毕竟蒙古人可是自大明立国以来的宿敌，而察哈尔部更是名义上的蒙古各部共主，击败察哈尔部的胜利，更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自万历三大征之后，这场胜利可以算的上，一洗这十多年来明军在辽东屡战屡败的颓废气象了。
在这文化殿内，除了崇祯只是单纯的为解决了察哈尔部制造的麻烦而感到高兴外，其他内阁诸臣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这场胜利中为自己捞取些好处了。
对于黄立极来说，推动内阁六部官制改革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改制的好处他还没有享受到，但是因为改制而被损坏了利益的官员们，私下诋毁他的言论已经在京城内广为流传起来了。
如果能把这场胜利同内阁六部官制改革联系起来，那么他不仅能够借着这场胜利平息那些对他的非议，还能从大明百姓中获得巨大的支持。
毕竟在现在的大明，多数百姓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距离自己村子30里远的地方。
他们也许听说过朝廷同东虏作战，有过数次失利，但是未必能分的清，这东虏指的建州女真，究竟同这次明军击败的察哈尔蒙古部有什么区别。
只要把这场胜利向天下公布出去，那些地方上的百姓很有可能会认为，大明击败的这个察哈尔部，便是以前几次击败了大明几次的建奴。
而朝廷也可以借着这个气势，压制各地对于朝廷权威蠢蠢欲动的地方豪强。
事实上即便是官员缺额众多的万历年间，大明各地对于朝廷中枢下达的命令，一向都是恭顺而不敢违背的。
但是随着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在辽东连连失利，失去了大半个辽东之后，中央的权威才开始有些摇摇欲坠了起来。
正因为地方豪强对于朝廷中枢权威的畏惧不足，才会有代表皇帝出京的矿监、税监官吏，被地方豪强官绅纠众围攻的群体**件，在天启年间屡屡出现。
但是如果查阅下宫中的档案便可知道，宫内派出矿监、税监最多的时期，并不是熹宗皇帝在位时期，而是神宗皇帝的时期。
但是万历年间围攻矿监、税监官吏的事件，一共也没有几次。倒是地方官员士绅弹劾他们不法事迹的奏章，一年都有数十封。但是到了天启年间，地方士绅直接动手围攻矿监、税监的事件就大大上升了。这也是从侧面证明了，朝廷的权威在各地下降的一个事实。
作为内阁首辅，黄立极自然是希望能够加强中枢的权力的，更何况在改制之后，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受内廷牵制，近乎于实相的存在了。
黄立极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之前同魏忠贤走的太近，因此被东林党人看做了阉党的骨干成员。
因此虽然成为了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首辅，但是因为声望的问题，在朝中清流和地方官员的抵制下，他的权力反而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到了他这个年纪，自然是不会采用激烈的方式同这些官员们正面冲突，毕竟他要考虑自己身后的名誉和家人的安全问题了。
如果不是崇祯的积极推动，他对于官制的改革问题，也绝不会走的这么急迫，而是更希望走一步，看两步。
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送到他面前，可以让他刷一刷新内阁的声望，堵住朝野清流的嘴，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
带着内阁诸臣向皇帝恭贺之后，黄立极便向崇祯提议道：“陛下，既然同察哈尔部的战事已经告一段落，老臣以为这战时大本营也可以尽快撤销了。
良将劲卒集中在一人手中，终究不是什么好事。孙恺阳年纪老迈，这塞外又是苦寒之地，大战既然已经结束，不如就让他先回家休养几日，也好表示陛下对于老臣的关心。”
张瑞图看着崇祯微微颔首，似乎挺认同黄立极的意见，便出列说道：“陛下，这同察哈尔部落的战事是结束了，但是如何调停我大明同察哈尔部之间的关系，依然还是要从长计议。
战争之前，陛下就对内阁说过，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察哈尔部，而是要挫败这林丹汗吞并右翼蒙古各部的企图。
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自然要同林丹汗和顺义王等右翼蒙古各部的首领坐下来，谈出一个结果来。
既不能让察哈尔部同右翼蒙古各部就此握手言和，也不能同察哈尔部继续敌对下去，免得林丹汗一怒之下同辽东的建奴为伍。
臣以为，想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把后续事务转交给内阁，至于战时大本营的任务，臣以为应该就此完结了。应当解散大本营，把相关人员召回京城。”
看着几位阁臣都大为认同黄立极、张瑞图的提议，朱由检反而沉默了起来，片刻之后他才开口平淡的说道：“黄先生和张先生说的都不错，不过现在解散战时大本营还不是时候。
虽然察哈尔部受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谁能保证我们撤离之后，林丹汗不会卷土重来？
没有了我们的军队在旁支持，那些右翼蒙古各部组成的联军，是不是真的能独自抵抗察哈尔人？如果不能，我们耗费了如此多的钱粮同林丹汗打这一仗岂不是多余？
正所谓，行百里而半九十。击败了林丹汗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只有真正让察哈尔部同右翼蒙古各部达成协议，让我大明西北边境安定下来，我们才能真正可以放下心来。
再说了，我们花费了这么多力气帮助右翼蒙古各部打这一仗，可不是仅仅让他们保住自己家产的。
趁着这些右翼蒙古各部失去了传统草场，力量最为衰退的时候，把大明的影响力深入到每一个部落中去，搞清楚这些部落的内外状况，让他们接受我大明的号令，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作为，等到这些部落人口繁衍增长，再次出现一个有能力号召蒙古各部的人物，骚扰我大明西北边境，那我们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施鳯来看了看身边哑然的同僚，突然微笑的对崇祯说道：“陛下圣明，陛下刚刚所言，正是老成谋国之言。
臣以为，孙恺阳精于边事，这战后笼络关外蒙古各部，震慑察哈尔部，乃是极为妥当的人选，实在是不需另外派人处理战后事务。
不过察哈尔部正值新败，只需要大同边军一部就能震慑之。如果继续把大同、宣府等边军劲旅屯于关外，臣恐怕两处边镇空虚日久会生出什么祸端了。
臣以为不如留下一只精干的部队在丰川监视关外蒙古各部，而把大部撤回大同、宣府，一来可以充实大同-宣府的防御，二来也能减少军需物资转运的距离，以减轻边地民力。”
黄立极踌躇了下，也再次向崇祯提议道：“施存梅说的不错，如果陛下担心，孙恺阳走后蒙古各部之间的事务再起波澜，那么不如就让孙恺阳坐镇大同。
至于调停蒙古右翼各部同察哈尔部之间的冲突，并向右翼各部传播王化之事，这毕竟是文事不是武事，臣以为还是由内阁安排适当的官员进行为好。
不过这战时大本营的权力实在过大，臣还是坚持，应当尽早撤除为好，这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以黄立极为首的几位阁臣，始终坚持要尽快解散战时大本营，把几只精兵调回原处去。
他们显然不愿意，让孙恺阳这样声望卓著的文臣掌握着，一只能够击败蒙古大军的强大武力。
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让武臣有借机冒头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上，连以往一向都站在崇祯这边的徐光启和郭允厚，也选择了保持沉默。
在阁臣面前孤立无援的朱由检，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他同意下令撤销战时大本营，但是必须要等整个战时大本营返回京城之后。
因为战时大本营要返回京城之后方可撤销，因此几位阁臣也不得不认可，孙承宗带领战时大本营及部分军队同时返回京城的行程。
不过这样一来，内阁想要淡化孙承宗和战时大本营对这场胜利的主要功劳，也就多半失去了意义。
对朱由检来说，为了树立战时大本营、总参谋部等作战指挥机构的独立地位，他不得不冒险让孙承宗带着大本营主要人员回京。
而让袁崇焕、茅元仪两人留在大同，一边整顿边军，一边监视关外蒙古各部的异动。
此外，朱由检还同意了黄立极、张瑞图提出的，同察哈尔部、右翼蒙古各部进行战后交涉的使者人选，杨景辰。
同样内阁也承认，之前作为大明使者同林丹汗交涉的使者柳敬亭，将作为杨景辰的副手。对于同蒙古各部的交涉事务，两人都有向朝廷直接上奏的权力。
虽然和杨景辰相比，柳敬亭的出身实在是太低，但是因为柳敬亭出使的时间，正是风险莫测的时候，朝中无有官员肯去。
因此现在，几位阁臣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柳敬亭使者身份给剥夺了去，只好默认了崇祯的意见。
处置了这些繁琐的战后事务之后，朱由检对着这些还在讨论事情的阁臣们，漫不经心的问了一句：“大同关外的战事算是告一段落了，该向天下百姓宣布捷报，也就按以往的规矩去做好了。
现在朕想问问诸位先生，这河南的事，是不是也该顺便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