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安德烈不知道什么叫做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是当他走进这座用书籍构建起来的知识圣堂时，他感觉到了发自内心的谦卑感，就如同他第一次走进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感受一样。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区域，看到这么多印刷精美的书籍放在一起。虽然他看不懂这些书籍上印刷的方块字体，但是不少书籍中夹杂的插图，已经让他明白这些书籍并不是用来赞美神的教典。
和拥有这样高度文化的国家相比，大不列颠群岛果然相当于刚刚脱离野蛮生活的蛮族状态。位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是大不列颠最大的图书馆，但是在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于1602年正式重建这座图书馆时，他花了无数精力收集到的图书也不过才区区2000余册，还不及此处的百分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的文化太过落后，比如金尼阁一次性就带着教宗赠书7000余部运到了中国。之所以英国第一的图书馆都搜集不到多少种图书，完全是因为现在的欧洲宗教斗争所造成的。
和中国不同，在欧洲虽然贵族拥有受到教育的权力，但是知识的传承却始终掌握在教会手中。11世纪因为东西教会分裂，导致天主教内部出现了内部抗议者。到了16世纪初，马丁路德以一篇《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宣告了意图改革教会的新教教徒的出现。
在这一百年里，新教势力的兴起，使得欧洲出现了新教联盟的贵族联盟。在这个时代，但凡是思想上开始的争斗，最终都会用武力来解决思想上的分歧。
新教徒虽然得到了欧洲下层民众和一部分贵族的支持，但是在教义学术理论的积累上，兴起不到百多年的新教教士们，必然要弱于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教会。在这种状况下，昔日秦始皇使用过的焚书坑儒之策，新教教士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使用上了。
而新教国家中，实施这个政策最为激烈而彻底的，自然还是英国人。在年英王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前，大不列颠群岛上有着近千所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最古老的甚至可以追述到公元5世纪。
正因为这些修道院存在的历史之久，所以这些修道院内也蕴藏着大量的手抄书，但是在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后，他关闭了800多座修道院，并焚烧并毁坏了约25万册图书，这其中不乏从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
虽说在亨利八世的时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传入了欧洲。但是在这之前，欧洲的书籍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在羊皮纸上精心抄写，并在封面上装饰以金银，书籍完全是一种昂贵的艺术品。
在15世纪中期，这样一部羊皮书价值一幢房子和一小片土地。因此小贵族家中基本看不到书籍，只有大贵族家中才有昂贵的书房存在，而书籍也是以个位数居多。
1439年，牛津大学收到了来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一笔慷慨捐赠，共有280册书，此事引起了牛津大学当局的重视。为了这批书籍，他们决定要把图书馆搬迁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处于大学中央的新楼里，并以公爵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图书馆。
而汉弗莱图书馆便是博德利图书馆的前身，当这座图书馆被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毁于一旦后，才有了博德利爵士的重建活动。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奠定了不列颠王国的新教基础，但是它对于英国文化上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欧洲天主教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现在的英国可以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更为开放，也更能接受新的关于科学的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德烈被住所服务的中国人讽刺之后，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开始对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兴趣，想要见识一下，让这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究竟是什么。
毕竟在艾萨克·牛顿爵士没有诞生之前，英国在欧洲人眼中也不过就是乡巴佬和海盗、小贩组成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可言。
安德烈一边在书柜之间行走着，一边好奇的拉着身边的李伯安询问着他所不明白的事务，从书的内容、价格到书柜上贴的标语，和摆放在书柜边上，供人阅读抄写的桌椅，他对这个叫做中华书局的一切都感到了极大的惊喜。
这里的书籍同欧洲相比，便宜的就像是白送的一样。虽然印刷术和造纸术在欧洲各地的流传，让书籍从贵族用来炫耀自己财富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贵族和富户也能购置的起的知识载体，但一册书依然等于一名普通雇工的一周工资。
如果不是这些书籍使用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文字，他一定会买上一批作为自己在船上消磨时间的读物。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打算弄上一本带回国去，当做他这趟中国冒险之旅的纪念品。
安德烈正一心想要找一本插图多一些，比较具有中国风情的书籍时，从他身边经过的店员看着两人不由停下微笑着建议道：“这位西洋客人如果想要购买外文书籍的话，不妨跟我走，外文书籍可不在这边。”
李伯安有些诧异的看了这名店员一眼，才对安德烈翻译了他的话。安德烈同样感觉很惊讶，他有些愕然的说道：“这里还有欧洲文字的书籍？”
这名店员一边向前方走去，一边说道：“西洋文字的书籍不多，只有不到20本，就在隔壁的房间内。”
李伯安同安德烈顿时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他们也很好奇，这大明的都城内有些什么样的外文书籍。不过两人心里都觉得，这大约是某个商人从欧洲带来的货物。
他们跟着这位书局职员穿过了几个书架，便走进了另外一件较小的房间内。同样是双排相对的书架，中间留出了走人的通道，不过这里的书架几乎比外间要少了一半。
领路的店员在第三排书架前停了下来，他指着书架中间一排书籍说道：“两位客人你们慢慢看，外文书都放在这里了。”
安德烈向店员道了谢之后，便走到了书架面前，取出了书籍翻看了起来。当他拿到手时，才发觉不对，这些并不是从欧洲贩运过来的书籍。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书籍名称，《中文和拉丁语互译词典》，整本书并不厚，只有260页左右，但是闻着上面的墨香味，也知道这是一本新书。
安德烈先是愕然，借着便抬头向着书架上望去，他细细数了数，这一排大约只有17本书，但是没有一本是欧洲运来的书籍。
他好奇的翻了翻手中书页的内容，发觉里面的拉丁文词语并不是什么胡编乱造的货色，起码写作这本词典的人，有很深厚的拉丁文素养，至少比他强多了。
詹姆斯一世在世时，一反前几任英王对于教育事业的疏忽，大力扶持推动英国的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
而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用英语创作的戏剧和诗歌，充满了优美的文字意境。这使得英国人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文字语言，在大学中开始推动用英语教学，而拉丁文则成为了科学研究使用的工具性文字，不再是英国上流贵族所使用的日常用语。
安德烈虽然会读写拉丁文，但是他不觉得自己能够这么贴切的使用拉丁文，为中文词句进行注释。他重新返回了封面，赫然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尼古拉·特里戈，这显然是一位欧洲人。
安德烈把手中的书籍放到一边，对书架上的书籍进行了全数的翻阅。书架上的17本书中，还有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法语对中文的词典，此外才是几本很薄的双语书籍，显然是用来进一步学习这些欧洲语言的。
尼古拉·特里戈的名字在大半数书籍上出现了，安德烈想了想，便挑出了一本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本近300页的书籍，采用的是拉丁文和中文双语刊印。
他拿着这两本书同李伯安走去出入口的柜台前付款时，装作不经意的问道：“这位尼古拉·特里戈先生是什么人啊？”
店员低着头给他包装书籍，头也不抬的回道：“是一位西洋和尚，也是大明皇家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金尼阁…”
虽然从店员的口中打听到了尼古拉·特里戈的身份，但是安德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金尼阁是耶稣会的修士，同他这位清教徒根本搭不上什么关系。估计对方不在明国皇帝面前说英国的坏话，就已经不错了。
从书局出来，微微有些失落的安德烈，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他忽然心情又变得舒畅了起来。他这次前来中国，不仅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还为公司签订了一份每年100万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最重要的是，中国皇帝还允许他们在天津设立一个商馆，并在北京派驻代表以作为双方的沟通。当然对他自己而言，同中国皇帝指派的商人一起开办苏门答腊岛采油公司，也是一个不错的期待。
不过安德烈还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皇帝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够保护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毕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以北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这个地区不论哪个竞争对手都比英国人更为强大。他很担忧，英国所获得的通商利益，会如同安汶岛上的英国商馆一样，再次被欧洲其他殖民者所打压。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欧洲以外的区域，看到这么多印刷精美的书籍放在一起。虽然他看不懂这些书籍上印刷的方块字体，但是不少书籍中夹杂的插图，已经让他明白这些书籍并不是用来赞美神的教典。
和拥有这样高度文化的国家相比，大不列颠群岛果然相当于刚刚脱离野蛮生活的蛮族状态。位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是大不列颠最大的图书馆，但是在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于1602年正式重建这座图书馆时，他花了无数精力收集到的图书也不过才区区2000余册，还不及此处的百分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欧洲的文化太过落后，比如金尼阁一次性就带着教宗赠书7000余部运到了中国。之所以英国第一的图书馆都搜集不到多少种图书，完全是因为现在的欧洲宗教斗争所造成的。
和中国不同，在欧洲虽然贵族拥有受到教育的权力，但是知识的传承却始终掌握在教会手中。11世纪因为东西教会分裂，导致天主教内部出现了内部抗议者。到了16世纪初，马丁路德以一篇《九十五条论纲》，正式宣告了意图改革教会的新教教徒的出现。
在这一百年里，新教势力的兴起，使得欧洲出现了新教联盟的贵族联盟。在这个时代，但凡是思想上开始的争斗，最终都会用武力来解决思想上的分歧。
新教徒虽然得到了欧洲下层民众和一部分贵族的支持，但是在教义学术理论的积累上，兴起不到百多年的新教教士们，必然要弱于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天主教教会。在这种状况下，昔日秦始皇使用过的焚书坑儒之策，新教教士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使用上了。
而新教国家中，实施这个政策最为激烈而彻底的，自然还是英国人。在年英王亨利八世实行宗教改革前，大不列颠群岛上有着近千所修道院，这些修道院最古老的甚至可以追述到公元5世纪。
正因为这些修道院存在的历史之久，所以这些修道院内也蕴藏着大量的手抄书，但是在亨利八世实施宗教改革后，他关闭了800多座修道院，并焚烧并毁坏了约25万册图书，这其中不乏从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
虽说在亨利八世的时代，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传入了欧洲。但是在这之前，欧洲的书籍都是修道院的修士在羊皮纸上精心抄写，并在封面上装饰以金银，书籍完全是一种昂贵的艺术品。
在15世纪中期，这样一部羊皮书价值一幢房子和一小片土地。因此小贵族家中基本看不到书籍，只有大贵族家中才有昂贵的书房存在，而书籍也是以个位数居多。
1439年，牛津大学收到了来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一笔慷慨捐赠，共有280册书，此事引起了牛津大学当局的重视。为了这批书籍，他们决定要把图书馆搬迁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处于大学中央的新楼里，并以公爵的名字命名了这座图书馆。
而汉弗莱图书馆便是博德利图书馆的前身，当这座图书馆被以宗教改革的名义毁于一旦后，才有了博德利爵士的重建活动。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奠定了不列颠王国的新教基础，但是它对于英国文化上的摧残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欧洲天主教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现在的英国可以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更为开放，也更能接受新的关于科学的知识。
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德烈被住所服务的中国人讽刺之后，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开始对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兴趣，想要见识一下，让这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究竟是什么。
毕竟在艾萨克·牛顿爵士没有诞生之前，英国在欧洲人眼中也不过就是乡巴佬和海盗、小贩组成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可言。
安德烈一边在书柜之间行走着，一边好奇的拉着身边的李伯安询问着他所不明白的事务，从书的内容、价格到书柜上贴的标语，和摆放在书柜边上，供人阅读抄写的桌椅，他对这个叫做中华书局的一切都感到了极大的惊喜。
这里的书籍同欧洲相比，便宜的就像是白送的一样。虽然印刷术和造纸术在欧洲各地的流传，让书籍从贵族用来炫耀自己财富的奢侈品，变成了普通贵族和富户也能购置的起的知识载体，但一册书依然等于一名普通雇工的一周工资。
如果不是这些书籍使用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文字，他一定会买上一批作为自己在船上消磨时间的读物。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打算弄上一本带回国去，当做他这趟中国冒险之旅的纪念品。
安德烈正一心想要找一本插图多一些，比较具有中国风情的书籍时，从他身边经过的店员看着两人不由停下微笑着建议道：“这位西洋客人如果想要购买外文书籍的话，不妨跟我走，外文书籍可不在这边。”
李伯安有些诧异的看了这名店员一眼，才对安德烈翻译了他的话。安德烈同样感觉很惊讶，他有些愕然的说道：“这里还有欧洲文字的书籍？”
这名店员一边向前方走去，一边说道：“西洋文字的书籍不多，只有不到20本，就在隔壁的房间内。”
李伯安同安德烈顿时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他们也很好奇，这大明的都城内有些什么样的外文书籍。不过两人心里都觉得，这大约是某个商人从欧洲带来的货物。
他们跟着这位书局职员穿过了几个书架，便走进了另外一件较小的房间内。同样是双排相对的书架，中间留出了走人的通道，不过这里的书架几乎比外间要少了一半。
领路的店员在第三排书架前停了下来，他指着书架中间一排书籍说道：“两位客人你们慢慢看，外文书都放在这里了。”
安德烈向店员道了谢之后，便走到了书架面前，取出了书籍翻看了起来。当他拿到手时，才发觉不对，这些并不是从欧洲贩运过来的书籍。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书籍名称，《中文和拉丁语互译词典》，整本书并不厚，只有260页左右，但是闻着上面的墨香味，也知道这是一本新书。
安德烈先是愕然，借着便抬头向着书架上望去，他细细数了数，这一排大约只有17本书，但是没有一本是欧洲运来的书籍。
他好奇的翻了翻手中书页的内容，发觉里面的拉丁文词语并不是什么胡编乱造的货色，起码写作这本词典的人，有很深厚的拉丁文素养，至少比他强多了。
詹姆斯一世在世时，一反前几任英王对于教育事业的疏忽，大力扶持推动英国的科学研究和大学教育。
而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用英语创作的戏剧和诗歌，充满了优美的文字意境。这使得英国人开始正视自己国家的文字语言，在大学中开始推动用英语教学，而拉丁文则成为了科学研究使用的工具性文字，不再是英国上流贵族所使用的日常用语。
安德烈虽然会读写拉丁文，但是他不觉得自己能够这么贴切的使用拉丁文，为中文词句进行注释。他重新返回了封面，赫然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尼古拉·特里戈，这显然是一位欧洲人。
安德烈把手中的书籍放到一边，对书架上的书籍进行了全数的翻阅。书架上的17本书中，还有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法语对中文的词典，此外才是几本很薄的双语书籍，显然是用来进一步学习这些欧洲语言的。
尼古拉·特里戈的名字在大半数书籍上出现了，安德烈想了想，便挑出了一本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是一本近300页的书籍，采用的是拉丁文和中文双语刊印。
他拿着这两本书同李伯安走去出入口的柜台前付款时，装作不经意的问道：“这位尼古拉·特里戈先生是什么人啊？”
店员低着头给他包装书籍，头也不抬的回道：“是一位西洋和尚，也是大明皇家科学院的一位院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金尼阁…”
虽然从店员的口中打听到了尼古拉·特里戈的身份，但是安德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金尼阁是耶稣会的修士，同他这位清教徒根本搭不上什么关系。估计对方不在明国皇帝面前说英国的坏话，就已经不错了。
从书局出来，微微有些失落的安德烈，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他忽然心情又变得舒畅了起来。他这次前来中国，不仅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贸易关系，还为公司签订了一份每年100万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最重要的是，中国皇帝还允许他们在天津设立一个商馆，并在北京派驻代表以作为双方的沟通。当然对他自己而言，同中国皇帝指派的商人一起开办苏门答腊岛采油公司，也是一个不错的期待。
不过安德烈还是希望能够同中国皇帝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从而能够保护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毕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六甲以北的力量实在是太弱了，这个地区不论哪个竞争对手都比英国人更为强大。他很担忧，英国所获得的通商利益，会如同安汶岛上的英国商馆一样，再次被欧洲其他殖民者所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