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南居贤坊位于东直门大街以南,因为东直门外靠近运河,因此坊内不仅有朝廷建设的新旧太仓、海运仓,还有各地商民自建的大小仓库,自然这里也是外省商人居住最多的一个坊。

    北京城虽然历经金、元两代的发展,在明代渐渐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这座坐落在燕山脚下,华北平原上的大都市,一直以来都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

    而想要满足这座庞大都城人口所需的各种物资,就需要从南方各省远远不断的运来,是以京城又一直被人称为,天下商货汇聚之地。

    北京城共有商业132行,其中本多利厚的行当有100行,而贴近民生的小本生意也有32行,在内外城游走的街头商贩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本地人经商的却不多,在京城经营商铺的,大多是外省人。尤以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山东出身的商人数量居多。

    而在崇祯之前,为了吸引外地商人来北京经商,以满足京城居民的需求,官府在京城四门、钟鼓楼、外城等处建立了大量的廊房,以招揽外地商人。

    除了这些固定的廊房商铺之外,北京内外城还出现了许多日期、场地固定的集市。其中最为出名的,有大明门前的朝前市、东华门外的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这些集市每到开市之日便沿街设棚,长的可达3里,短的也有2里。

    开市之日,海外珍奇,各省商货,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在这些集市上都能一一找到。而这一日的人流之大,甚至达到了车不能回头,家人出行不能相顾的地步。但是这些内城集市上的商品价格都很昂贵,一般人都不敢问津。

    除了这些供应平民所需货物的集市外,还有专门供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消费的市楼,这些市楼不仅装饰精美,内里宽敞,还专门设置了帘幕,以保证这些达官贵人的家眷们不被外男所冲撞。

    不过到了崇祯二年,这些京城的旧商业格局就出现了变化。四海贸易公司在京城建设的超市,极大的冲击了城内的各类市集。除了那些专门向达官贵人出售高档用品的商铺外,那些专门贩卖各地土特产的商人,遭到了一个强大对手的竞争。

    虽然北京是一座消费城市,但是以往这座城市的消费主力,还是以达官贵人和地方豪右为主,平民的数量虽然众多,但是消费能力和消费的**并不强。

    说到底,北京虽然看起来是一座大都市,但是它并不像苏州、松江、杭州、宁波一样,有强大的手工业经济。北京城虽然有着10余万工匠,但大多是为朝廷、宫内服役的苦力,并不为京城创造商品。

    因此就这个时代来说,北京城更像是一座伪装成城市的大乡村,只不过分散在各地的大地主们集中居住在了北京,因此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城市而已。

    达官贵人和地方豪右的消费能力虽然强大,但是限于他们本身的人数规模,因此这种消费终究是有一个上限的。而京城内众多的平民百姓,虽然想要消费,但是农业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他们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并不多。

    更何况,居住在内、外城的大多数平民早就失去了土地,只能依附于朝廷或是替达官贵人服务获取报酬,这种报酬一向都是相当低廉的。除了少数人因为获得贵人的器重,得到了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从而成为豪奴阶层,大多数人不过是勉强能够糊口的普通仆役罢了。

    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崇祯元年的改革,朝廷和内府放开了对于工匠阶层的人身禁锢,大规模投资兴建城市建设,和建立了各种工坊之后,顿时有了很大的改变。

    原本一名京城平民男子的月收入大致为1两-15两,万历年间大约可以购买2石-3石大米,勉强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至于女子则接些缝补和洗衣的活计,一月大约能有02-05两的不稳定收入。

    是以,平民之家重男轻女之风盛行。不过京城到底不比其他地方,因为有着众多达官贵戚的存在,因此对于奴婢的需求量一向很大。而作为大明的都城,不管是外地入京的官员、举子、商人,都是远远超过其他地方的城市的。

    因此京城外来人口中的单身男子比例一向很高,这当然也就促成了京城娱乐事业的极大发展。这些京城之中秦楼楚馆的女子来源,一小半来自于外地,一大半倒是出自于京城百姓之家。

    京城平民百姓家的女儿,到了7、8岁左右,便依照品貌的不同,不是典卖到大户人家作为奴婢,便是送到了秦楼楚馆中去,而市井百姓并不以此为怪异。反倒是那些因为貌不出众,而无法为家中换取金钱的女儿,倒是常常被邻里讥笑为赔钱货。

    然而即便是如此,生于京城的女子依然还是比其他地区的女子要幸运的多。因为此时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松江府,溺女婴的风气也一直很是盛行。不仅仅在于平民百姓,就是贫寒的士人之家,也时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平民百姓之间的嫁娶,在江南地区的行情,男子娶妻约花费40两,而女子陪嫁则需要30两左右。在没有节育措施的大明,平民之家少的生有5、6个子女,多的则达到了10多个子女。

    替儿子娶妻花费的银子,除了能从陪嫁中贴补一二,还能多得一个劳动力。但是嫁出去的女儿,就等于是净损失。即便是号称富裕的江南百姓,也有些承担不起女儿太多的负担,那么大明其他经济落后的地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当崇祯令文思院研究出纺纱机器,和在北方纺纱的技术之后,内府开办的棉纱棉布工坊,招募了大量的女工,这些女工的工资大多在3元每月,极少数人则达到了4元每月。

    这样的收入,几乎是过去一名普通男子月收入的一倍或以上。而有技艺的工匠,月收入的水平不会低于45元每月。而京城大米的价格虽然持续上涨,但是也差不多稳定在了15元每石,而小麦面粉却从26元每石下降到了25元,粟米的价格则维持在了1元每石。

    也就是说,现在光是一名成年女子的月薪,便已经足够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了。而没有技艺的成年男子,每月收入还不及一名成年女子。但即便是如此,京城百姓之家的收入也基本上提升了1倍。

    因为京城各类工坊的开设,使得京城除了粮食以外的日用品开始持续下降。比如价廉物美的玻璃器开始取代了一部分陶瓷器具的市场;铁木制品开始取代了来自南方的竹木制品;最为关键的还是,原本充斥着各类南方布匹的市场,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除了松江细布、京城标布之外的低劣棉布了。

    而松江细布之所以还占据着一部分市场,完全是因为苏州染色技术的出色,因此比之北京标布色彩艳丽,更为较富裕的百姓所喜爱。

    但只要是内府掌管布匹贸易的人员都知道,松江细布的这种优势很快就会消失了,科学院研制出来的漂*,不但大大缩短了染色的成本和时间,而且漂白的效果比之旧漂白方式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科学院、文思院不断的推动着科学研究,并积极的把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京城现在的行业已经快要突破200个了,这一年内增加的新兴行业就差不多达到了过去京城原有行业的一半。

    而随着这些产业的不断发展,原本以内城为中心的京城格局。确切的说,原本围绕着皇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现在却渐渐变成了以外城琉璃厂及左安门为中心的工业区,以南居贤坊、思诚坊为中心的商业区,以阜成门大街为中心的煤炭、建材市场。

    原本固定日期开市的内城集市,开始悄无声息的衰落下去了。那些抱着将本求利,囤积居奇思想的旧商人,也不得不重新应对京城商业格局的大变化。

    京城各商家重视老顾客,重视官宦家眷,而轻视新顾客,轻视本地百姓的风气,迅速被改变了。

    各家商铺也从针对达官贵人的进货销售,改变成了面向京城平民百姓的销售市场。

    丝绸、古董、香料、高档的苏式家具,开始让位给贴合于市民消费的中低端日用品。

    由于市民的消费习惯便是追求物美价廉,因此各家商铺不得不降低商品价格和减少利润。

    不过这些商人们很快便发现,虽然中低端的日用品利润不及销售给达官贵人们的高档货物盈利大,但是中低端日用品的销售数量,却不是那些高档货物能够比拟的。

    卖出一件珠花也许能够让一家商铺赚取几十两的利润,但是为了卖出这件珠花所耗费的时间,却足以销售出上百件、上千件普通的头饰。

    也许商铺从这些普通头饰中获取的利润并不高于这一件珠花,但普通头饰可以参照一个款式不断的生产下去,成本可以压的很低,而且购买头饰的普通百姓并不介意同别人使用一个款式的头饰。

    但是想要制作出一件让那些官宦家眷眼睛一亮的作品,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还不能制造的太多。另外还有打点这些官宦家眷身边的仆役,耗费的心血远远超过了出售普通头饰。

    商人趋利避害的天性,使得他们开始正视起京城普通百姓的消费市场。而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大规模的进货运输,以分摊成本也就成了商人们最为基本的追求。

    往来于南北的海上运输,很快就进入了这些商人们的视线。江南制造局和内府共同投资兴办的大明航运公司,立刻成了商人们追捧的对象。

    比起常常堵塞的南北运河,和众多陋规的运河闸口,运费低廉的海上运输,虽然存在风险,但是依然挡不住商人们的热情。

    原本担忧航运公司开办之后,会陷入无货可运的几位公司董事,愕然发觉,他们现在需要担忧的,应当是船只不足,运力紧张的问题。

    而且,因为航运公司的生意火爆,使得一些商人开始打听,民间是否可以开办海上运输公司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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