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朱至澍，按照辈分，朱由检还要叫他一声叔叔。虽然历代蜀王都以好学识文而著称，但是现在这位蜀王却以贪财好色而闻名。
蜀王宫原本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诸藩王府中可称第一。但是到了朱至澍继任蜀王之后，又再次对蜀王宫进行了改建和扩大，使得整个王府的占地面积达到了近600亩。而蜀王府的水上园林、菊井秋香，都是成都最为闻名的景致，只不过平常人都无缘一见。
朱至澍自继位以来便不断的兴建土木工程，只有在奢崇明叛军刚刚攻下重庆，叛军逼近成都时，方才中断过一段时间。不过当奢崇明的老巢永宁被攻下，叛军退入贵州水西之后，原本风声鹤唳的成都府，又再度恢复了安逸宁静的太平岁月。
而朱至澍也继续享受起，日居丽春轩，招揽文人赋诗饮酒，刻翠剪红的往日生活，似乎数百里外的平乱战事并不存在一样。
在蜀中，蜀王就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朱至澍自觉只要自己没有叛逆之心，他的富贵闲人生活是可以这么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且就算是天塌下来，那些地方官员也不会允许他染指军权。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奢崇明叛军逼近成都时，那些地方官员防范他，比防范外面的叛军还要严密。除了请求他拿出王府的财物充作军饷，并不愿意同他商议任何军务。
本身也没有什么野心，乐于安逸享乐生活的朱至澍，自然就更为变本加厉了。不过当徐应元抵达了四川之后，事情就慢慢的起了变化。
徐应元、张道濬、左辅三人被崇祯派往四川后，都分别负有特殊的任务。
左辅负责组建西南陆军军校，选拔军中中低阶武官进行培训，以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军队的控制权力。
张道濬则协助秦良玉筹集西南都督府，对各军主要将领建立档案，以备总参谋部查询，并调查各军的编制和实际战斗力，及汇报平乱战事的各项消息。
徐应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代替皇帝抚慰西南诸土司，并建立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把西南诸土司的管理权力收回中央。
第二则是了解四川土地的产权情况，以作为从陕西移民和卫所军制改革、分配有功将士土地的依据。
徐应元的第一项任务还是完成的不错，自从奢崇明、安邦彦反叛之后，四川的少数民族和汉人一样，都陷入了苦痛的战乱之中。
奢安之乱的初期，有不少少数民族被两人裹挟，或是因为长久被流官欺压而加入了叛乱。
这些少数民族在起兵之初，的确通过对汉人的屠杀和劫掠，获得了他们曾经难以想象的财富。
但是这种美好时光，不过持续了极短的时间。随着朝廷从相邻各省调兵入川后，官军的反击和报复，终于让这些少数民族感到了畏惧。
在奢安叛军和官军的交战中，依附于叛军的少数民族固然会被官军报复，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少数民族，同样被官军骚扰的不轻。
奢安起兵之后，重庆、贵州的汉人被叛军屠杀殆尽，当官军在平叛战争中占据上风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报复，同样不会手下留情。
而奢安之乱中，贵州、四川大量汉人的死伤，使得繁重的军需运输劳役便落在了西南少数民族身上。
大明军队的**，在这个时代差不多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这些军队在自己的驻地还能守一点规矩，一旦离开了驻地，便有些无法无天了起来。
特别是奢安之乱爆发后，叛军对于平民的无差别屠戮，使得这场叛乱变得尤为血腥。官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获取足够的军功，对于少数民族平民的警惕和控制同样残酷无比。
因此当徐应元抵达四川之后，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本地土司们，很快便聚集到了新成立的西南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旗帜下，希望能够得到这位太监的庇护。
但是同西南少数民族委员会建立后的迅速发展相比，徐应元对于四川、贵州土地产权的核实，却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奢安之乱，光是贵州和重庆两地，被屠戮的百姓就超过了100万人，而在乱事中被焚毁的地契田籍，更是不计其数。
而收复永宁之后的改土归流，官军也从当地土司手中收缴了大片的田地。
那些因为兵灾而出现的无主田地，和被没收的土司田地，既没有发还给原主，也没有上缴给国库，除了一小部分田地分配给了因叛乱而起的流民，大多被宗室、军官、地方官吏和豪族所吞没。
其中蜀王朱至澍侵占的田地为最多，蜀王府的管事一次便从收复后的重庆地区夺取了35万亩良田，其中有不少田地的主人甚至还存在着。
因此，当奢安之乱快要接近尾声时，四川宗室名下的土地，反而比叛乱前大有增长。而其中光蜀王名下的田产，便占了整个四川土地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富饶的成都平原，有近六成土地是属于蜀王的。可以说，徐应元想要核实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实质上就是在调查蜀王的家产。
作为一名宫中太监，徐应元虽然不畏惧这些地方藩王，但也不愿意去惹恼他们，毕竟他们好歹也姓朱。真论起来，他们也算是他的主子。
领着崇祯命令前来四川的他，同样不敢不尽心做事。毕竟他再怎么讨好蜀王，也不能让他返回京城去。
而且如果完不成崇祯交付给他的任务，恐怕今后他都无法再获得皇帝的重用了。
徐应元在抵达四川之后，也不想过多的得罪蜀王，因此他只想着，能够把那些因为叛乱变成无主田地的土地拿回一半，应当就足够向皇帝交差了。
不过，那些吞没了无主田地的宗室、豪族、文武官员，显然不这么看。他们已经吞下去的土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吐出来。
因此一个以蜀王为首的，反战乱中无主田地土地产权重新核实的庞大集团，就悄然出现了。
面对这个涉及了士绅、官员、宗室和军队的庞大势力集团，初来乍到人单势薄的徐应元，不得不暂时做了退让，中断了对田地产权核实的行动。
不过随着西南都督府的建立，和对四川各军的军纪整顿，加上四川总兵侯良柱的轻敌冒进失败事件引起的，对本地将领的清洗，使得四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而刚刚上任的五省总督朱燮元，虽然曾经是四川官员，但是他对于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再核实一事，却是持支持的态度。
有了朱燮元和新建立的西南都督府的支持，徐应元便重新开始了被中断的土地产权核实行动。
被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教的四川总兵侯良柱，也是一个很识趣的人。当他意识到朝廷开始对四川本地将领开始清洗之后，便立刻向徐应元输诚投靠，把自己吞没了的田地交出了大半。
有了这位四川本地最高将领作出的榜样，四川军中将领们，也或多或少的退出了部分土地。
而川、贵两省的地方官员、士绅豪族，也在朱燮元的督促下，拿出了一部分吞没的田地，但是本地还有更多人盯着蜀王的举动。
有些士绅豪族甚至公然宣称，“蜀王和宗室退田，则他们也退。蜀王和宗室若是不退，那么也休想让他们单独退田。”
看到面前这种僵持的局面，徐应元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了一次蜀王，希望他能为四川官绅做一个表率，多多少少拿出一些田地出来意思一下。
不过蜀王朱至澍并不乐意听从徐应元对自己指手画脚，且徐应元来到四川后，借成立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从哪些土司手中收取了不少贿赂，他贪财的名声同样传到了朱至澍的耳中。
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徐应元不过是朱家的一个家奴，尚且能够捞取这许多贿赂，他一个货真价实的大明藩王，为什么不能增加些田产，毕竟这个天下都是朱家的。
两人心思各异，这场劝说自然也就不欢而散了。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就算是当今的天子，也要叫他一声王叔，区区一个天子家奴，如何敢对自己不利。
但是他显然搞错了一点，同魏忠贤交好的徐应元，虽然不如魏忠贤那么好权。但是经历过宫内权力斗争的他，同样不缺乏大胆一搏的勇气。
徐应元很明白，像他这样的宫中太监，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像魏忠贤那样发配凤阳守陵，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局了。
他自然不希望，皇帝交给他的第一个出京办事的任务就搞砸了。特别是永宁大捷后，光是对获胜各军的赏赐，就是一个极大数字。
如果他不能让蜀王朱至澍拿出田地来，恐怕各地处于观望中的官绅，很快就会有样学样了。
正好，在永宁大捷之后，官军对战场进行清理，发现一部分叛军的武器铠甲，居然是出自蜀王名下的铁匠工坊。
于是徐应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指控蜀王朱至澍通匪，把朱至澍软禁在了蜀王宫内，想要让朱至澍把无主田地给吐出来。张道濬的密折，便是说了这两件事。
蜀王宫原本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诸藩王府中可称第一。但是到了朱至澍继任蜀王之后，又再次对蜀王宫进行了改建和扩大，使得整个王府的占地面积达到了近600亩。而蜀王府的水上园林、菊井秋香，都是成都最为闻名的景致，只不过平常人都无缘一见。
朱至澍自继位以来便不断的兴建土木工程，只有在奢崇明叛军刚刚攻下重庆，叛军逼近成都时，方才中断过一段时间。不过当奢崇明的老巢永宁被攻下，叛军退入贵州水西之后，原本风声鹤唳的成都府，又再度恢复了安逸宁静的太平岁月。
而朱至澍也继续享受起，日居丽春轩，招揽文人赋诗饮酒，刻翠剪红的往日生活，似乎数百里外的平乱战事并不存在一样。
在蜀中，蜀王就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朱至澍自觉只要自己没有叛逆之心，他的富贵闲人生活是可以这么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且就算是天塌下来，那些地方官员也不会允许他染指军权。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奢崇明叛军逼近成都时，那些地方官员防范他，比防范外面的叛军还要严密。除了请求他拿出王府的财物充作军饷，并不愿意同他商议任何军务。
本身也没有什么野心，乐于安逸享乐生活的朱至澍，自然就更为变本加厉了。不过当徐应元抵达了四川之后，事情就慢慢的起了变化。
徐应元、张道濬、左辅三人被崇祯派往四川后，都分别负有特殊的任务。
左辅负责组建西南陆军军校，选拔军中中低阶武官进行培训，以加强朝廷对于地方军队的控制权力。
张道濬则协助秦良玉筹集西南都督府，对各军主要将领建立档案，以备总参谋部查询，并调查各军的编制和实际战斗力，及汇报平乱战事的各项消息。
徐应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代替皇帝抚慰西南诸土司，并建立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把西南诸土司的管理权力收回中央。
第二则是了解四川土地的产权情况，以作为从陕西移民和卫所军制改革、分配有功将士土地的依据。
徐应元的第一项任务还是完成的不错，自从奢崇明、安邦彦反叛之后，四川的少数民族和汉人一样，都陷入了苦痛的战乱之中。
奢安之乱的初期，有不少少数民族被两人裹挟，或是因为长久被流官欺压而加入了叛乱。
这些少数民族在起兵之初，的确通过对汉人的屠杀和劫掠，获得了他们曾经难以想象的财富。
但是这种美好时光，不过持续了极短的时间。随着朝廷从相邻各省调兵入川后，官军的反击和报复，终于让这些少数民族感到了畏惧。
在奢安叛军和官军的交战中，依附于叛军的少数民族固然会被官军报复，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少数民族，同样被官军骚扰的不轻。
奢安起兵之后，重庆、贵州的汉人被叛军屠杀殆尽，当官军在平叛战争中占据上风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报复，同样不会手下留情。
而奢安之乱中，贵州、四川大量汉人的死伤，使得繁重的军需运输劳役便落在了西南少数民族身上。
大明军队的**，在这个时代差不多已经是众所周知了。这些军队在自己的驻地还能守一点规矩，一旦离开了驻地，便有些无法无天了起来。
特别是奢安之乱爆发后，叛军对于平民的无差别屠戮，使得这场叛乱变得尤为血腥。官军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获取足够的军功，对于少数民族平民的警惕和控制同样残酷无比。
因此当徐应元抵达四川之后，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本地土司们，很快便聚集到了新成立的西南少数民族委员会的旗帜下，希望能够得到这位太监的庇护。
但是同西南少数民族委员会建立后的迅速发展相比，徐应元对于四川、贵州土地产权的核实，却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奢安之乱，光是贵州和重庆两地，被屠戮的百姓就超过了100万人，而在乱事中被焚毁的地契田籍，更是不计其数。
而收复永宁之后的改土归流，官军也从当地土司手中收缴了大片的田地。
那些因为兵灾而出现的无主田地，和被没收的土司田地，既没有发还给原主，也没有上缴给国库，除了一小部分田地分配给了因叛乱而起的流民，大多被宗室、军官、地方官吏和豪族所吞没。
其中蜀王朱至澍侵占的田地为最多，蜀王府的管事一次便从收复后的重庆地区夺取了35万亩良田，其中有不少田地的主人甚至还存在着。
因此，当奢安之乱快要接近尾声时，四川宗室名下的土地，反而比叛乱前大有增长。而其中光蜀王名下的田产，便占了整个四川土地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富饶的成都平原，有近六成土地是属于蜀王的。可以说，徐应元想要核实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实质上就是在调查蜀王的家产。
作为一名宫中太监，徐应元虽然不畏惧这些地方藩王，但也不愿意去惹恼他们，毕竟他们好歹也姓朱。真论起来，他们也算是他的主子。
领着崇祯命令前来四川的他，同样不敢不尽心做事。毕竟他再怎么讨好蜀王，也不能让他返回京城去。
而且如果完不成崇祯交付给他的任务，恐怕今后他都无法再获得皇帝的重用了。
徐应元在抵达四川之后，也不想过多的得罪蜀王，因此他只想着，能够把那些因为叛乱变成无主田地的土地拿回一半，应当就足够向皇帝交差了。
不过，那些吞没了无主田地的宗室、豪族、文武官员，显然不这么看。他们已经吞下去的土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吐出来。
因此一个以蜀王为首的，反战乱中无主田地土地产权重新核实的庞大集团，就悄然出现了。
面对这个涉及了士绅、官员、宗室和军队的庞大势力集团，初来乍到人单势薄的徐应元，不得不暂时做了退让，中断了对田地产权核实的行动。
不过随着西南都督府的建立，和对四川各军的军纪整顿，加上四川总兵侯良柱的轻敌冒进失败事件引起的，对本地将领的清洗，使得四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而刚刚上任的五省总督朱燮元，虽然曾经是四川官员，但是他对于川贵两省的土地产权再核实一事，却是持支持的态度。
有了朱燮元和新建立的西南都督府的支持，徐应元便重新开始了被中断的土地产权核实行动。
被调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教的四川总兵侯良柱，也是一个很识趣的人。当他意识到朝廷开始对四川本地将领开始清洗之后，便立刻向徐应元输诚投靠，把自己吞没了的田地交出了大半。
有了这位四川本地最高将领作出的榜样，四川军中将领们，也或多或少的退出了部分土地。
而川、贵两省的地方官员、士绅豪族，也在朱燮元的督促下，拿出了一部分吞没的田地，但是本地还有更多人盯着蜀王的举动。
有些士绅豪族甚至公然宣称，“蜀王和宗室退田，则他们也退。蜀王和宗室若是不退，那么也休想让他们单独退田。”
看到面前这种僵持的局面，徐应元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了一次蜀王，希望他能为四川官绅做一个表率，多多少少拿出一些田地出来意思一下。
不过蜀王朱至澍并不乐意听从徐应元对自己指手画脚，且徐应元来到四川后，借成立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从哪些土司手中收取了不少贿赂，他贪财的名声同样传到了朱至澍的耳中。
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徐应元不过是朱家的一个家奴，尚且能够捞取这许多贿赂，他一个货真价实的大明藩王，为什么不能增加些田产，毕竟这个天下都是朱家的。
两人心思各异，这场劝说自然也就不欢而散了。在蜀王朱至澍看来，就算是当今的天子，也要叫他一声王叔，区区一个天子家奴，如何敢对自己不利。
但是他显然搞错了一点，同魏忠贤交好的徐应元，虽然不如魏忠贤那么好权。但是经历过宫内权力斗争的他，同样不缺乏大胆一搏的勇气。
徐应元很明白，像他这样的宫中太监，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能够像魏忠贤那样发配凤阳守陵，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局了。
他自然不希望，皇帝交给他的第一个出京办事的任务就搞砸了。特别是永宁大捷后，光是对获胜各军的赏赐，就是一个极大数字。
如果他不能让蜀王朱至澍拿出田地来，恐怕各地处于观望中的官绅，很快就会有样学样了。
正好，在永宁大捷之后，官军对战场进行清理，发现一部分叛军的武器铠甲，居然是出自蜀王名下的铁匠工坊。
于是徐应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指控蜀王朱至澍通匪，把朱至澍软禁在了蜀王宫内，想要让朱至澍把无主田地给吐出来。张道濬的密折，便是说了这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