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九月初一，京城百姓关注的焦点，从年初的士绅大会，顺天府改市政厅，京城各工坊招工的人数，终于挪到了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上来。
自大明开国初年，朝廷定过一次黄金一两换白银四两的官方定价之后，此后200余年大明官方就没有再发布过类似的贵金属货币兑换政策。
一来是朝廷发布的兑换政策总是出于丰盈国库的考虑，总是希望拿国库中有余的物资去兑换民间的财富，很少考虑到民间百姓的想法。因此制定出来的货币政策总是不切实际，比如规定宝钞一锭换白银一两或是铜钱880文。
这种近乎于掠夺民间财富的政策自然不会为百姓所认可，甚至往往激起了地方上的叛乱。而根据大明官场一贯的做法，激起民变不管是出于什么缘由，当事人都会被重重治罪，因此也没有什么官员敢在货币政策上动脑筋的。
于是大明的货币兑换市场，最终成为了最市场化的商品经济。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完全是依赖于民间商业贸易的交易实况。
不仅仅是大明南北地区，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不一致，就算是相邻的城市之间，货币兑换比例都有着微小的差距。物资充裕的地方，铜钱的价值就高一些，物资紧缺的地方，白银的价格就贵一些。
而各地的银钱兑换比例，基本上都掌握在当地的钱庄手中。同西方的早期银行一样，钱庄的前身就是金银首饰店，他们在打造金银首饰的时候，渐渐便发觉了黄金、白银、铜钱之间的兑换有利可图，因此开始出现了专营黄金、白银、铜钱之间兑换的店铺。
大明的钱庄兴起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当时宝钞过量发行导致迅速贬值，朝廷不得已放开了对于用银的禁令。由于光是铜钱就有制钱、私钱、白钱三种不同的区别，因此钱币的兑换业务也就开始成为了大明百姓所需的民生行业。
到了嘉靖时朝廷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钱币兑换业务的发展。嘉靖八年，民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于是到了万历五年，朝廷再次放开了对于钱庄设立的限制。大臣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从这方面来说，钱庄和银行之间的界线只差了一步。
不过这一步大明王朝却始终没能跨过去，而各地钱庄则享受了原本应当归属于朝廷的铸币税。到了天启末年，民间的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钱币，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
更有在两地联号的钱庄，发行可以在两地汇兑的会票，成为了类似于纸币的信用单据。此外，在江南农村，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为江南百姓提供春季贷款，秋季收米或棉花、生丝的业务，极大的活跃了江南地方的经济。
不过等到了中央银行及另外两家银行成立之后，这些地方上的小钱庄不是被三家银行所吞并，就是被三家银行所挤兑退出了货币兑换的市场。而制定金银铜和纸币互换的比例，也开始慢慢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银、铜、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因为各家银行网点的不断拓展，因此是最先落入三家银行手中的。但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因为不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小额货币，因此受到银行影响最小。
能够用得到黄金和白银交易的大宗货物，一是海外贸易；二是盐业；三则是丝绸、竹木和粮食。但是就集中度来说，又以前两个行业最为主要。
因此当朝廷颁发了黄金法案，三大银行想要把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例推到1:15的固定比例上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便是江南的豪商和两淮的盐商。
依靠江南士绅支持的这些豪商，在海外贸易上被朝廷挤压之后，自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认命的。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反击朝廷的机会，被朝廷招安的十八芝海盗集团牢牢的掌控着东南海域上的治安权，凡是非正常出海的船只都会被这些前海盗首领们所拦截。
按照刚刚成立不久的海关衙门的命令，凡是缴获的走私船只，连船带货物拍卖之后，稽查人员可以先分到3成，然后还有其他奖励。在这种高额奖金的刺激下，那些被招安的前海盗觉得，他们现在比之前当海盗的时候还分的多，还不用担心被官军围剿，因此积极性比那些大明的水师高多了。
对于这些原本就不畏惧官绅的前海盗们，他们往日用在大明水师面前的伎俩就完全失去了效力。大明水师是经制之师，只要这些豪商背后的主人给他们主管的官员发张帖子，这些水师官兵那里还敢对他们的船只进行盘问。
但是这什么巡阅府、镇守府，这些豪商们打听了半天，都不明白这些被招安的海盗究竟归谁管理。倒是听说有个海商协会可以出面协调这些海盗们的行动，但是海商协会是真正可以同皇帝联系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施加压力的。
而想要加入海商协会，就需要把用于海外贸易的资金来源说清，并承诺服从海商协会作出的公论。这两个条件便硬生生的把这些豪商们拒之门外了，他们的资金来源显然是不能言说的，而他们也只能听命于背后主人的命令，而不是海商协会的公论。
无法加入海商协会，也无法按照从前的走私行动获利，这些豪商们自然也就损失了大量的利益。如果按照正常贸易缴纳税赋，他们获取的利润还不够分给背后那些资金的主人。因此当他们意识到三大银行推动的黄金价格升高，是朝廷在背后策划后，自然就选择了打压黄金价格的立场。
而至于两淮盐商，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大明盐商的代表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盐商对于黄金上涨或是下跌，其实并不感兴趣。
但是两淮盐商终究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商人团体，在他们的背后同样有着各地的官绅集团的支持。其中山西官绅和江南士绅在两淮盐业的势力最大。
三大银行的背后虽然同样有一批地方士绅支持，但是他们最大的支持者还是崇祯本人。如果去掉皇帝本人的支持，三大银行背后士绅的力量，完全不及江南豪商和两淮盐商背后的势力。
因此，极力得到皇帝支持的黄金法案，过了4月之后，数月来依然牢牢的站在了黄金兑白银1:12这个关口，不肯下去。
但是对于大明百姓来说，这几个月的黄金拉锯战，已经让他们开始认同了北京和上海两个黄金交易所，每日颁发的以纸币计算的黄金价格。理论上来说，纸币不过是一种白银代用劵，但是随着使用纸币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普通百姓已经很少再去计算一元纸币究竟代表多少白银了。
在他们看来，3分钱能够买到一斤食盐，09元可以买到一匹京城标布，1元钱则能买到1石小米，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承认纸币的价值了。
曾经朝堂上那些大臣，担心百姓不肯承认纸币的价值，拒绝使用纸币进行交易的意见，也开始慢慢消失了。就连大臣们自己，也开始乐于接受纸币，而不是朝廷发放的白米帖子。纸币可以直接在四海商行内消费，但是朝廷发放的白米帖子就比较坑了，需要自己去米仓领取。
有些米贴的领取地点在京城到还好，只是让家中的仆役辛苦一些。但多数领取白米的地方是在通州大仓，来回运粮的路费就差不多占去了俸禄的十分之二三。更有一些官员因为编制的关系，他们的米贴更是远在南京，这种的只能在市面上半价卖给商人。
随着纸币价格的稳定，在京城市面上使用的铜钱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这对于铸造铜币的官员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而京城的物价虽然比之前有所提升，但是比起忽起忽落的钱荒危机来说，依然还是一件好事。
毕竟纸币不足，只要印刷一批就成。而铜钱如果不足，就不是短时间能铸造出来的。再加上，铜钱因为质量的关系，新钱想要流通出去，必须要得到商人们的认可。
但是纸币就不同了，它的价格决定于它的兑换价值，而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因此只要承兑银行有能力兑换纸币，就不必担忧市场上被商人拒收。
不过三大银行雄厚的财力，却在黄金价格上遭到了江南豪商和一部分两淮盐商的联手狙击。
但凡是有些见识的商人们，在几个月的黄金价格战中，也开始慢慢明白了过来。这一局，如果让三大银行把黄金价格推到1换14以上，便是一场大胜利。
从此大明境内的黄金价格，便要被三家银行联手操纵了。光光制定一个黄金价格，也许对其他商人影响并不是这么巨大。
但问题在于，三家银行如果以黄金为本发行纸币的话，等于陡然之间就冒出了一大笔流动资金。这些额外的流动资金，不管投向何处，都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繁荣。
而相对应的，若是三家银行推高黄金价格失败了，必然会影响到它们自身的信用，甚至可能引起纸币挤兑的事件。对应三家银行背后的股东来说，这是一场不胜则亡的战争。
对于打压黄金价格的另一方来说，他们也是骑虎难下了。他们之前入场不过是想要给三家银行一个教训，打击朝廷的经济政策而已。
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三家银行在黄金交易投入的资金会这么大，完全是孤注一掷的博命行为。而黄金交易所开办的期货交易模式，又让他们这边的不少人完全陷入了泥潭。
期货买卖不像现货买卖一样可以随时收手，他们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资产填进去，期望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自大明开国初年，朝廷定过一次黄金一两换白银四两的官方定价之后，此后200余年大明官方就没有再发布过类似的贵金属货币兑换政策。
一来是朝廷发布的兑换政策总是出于丰盈国库的考虑，总是希望拿国库中有余的物资去兑换民间的财富，很少考虑到民间百姓的想法。因此制定出来的货币政策总是不切实际，比如规定宝钞一锭换白银一两或是铜钱880文。
这种近乎于掠夺民间财富的政策自然不会为百姓所认可，甚至往往激起了地方上的叛乱。而根据大明官场一贯的做法，激起民变不管是出于什么缘由，当事人都会被重重治罪，因此也没有什么官员敢在货币政策上动脑筋的。
于是大明的货币兑换市场，最终成为了最市场化的商品经济。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完全是依赖于民间商业贸易的交易实况。
不仅仅是大明南北地区，黄金、白银、铜钱的兑换比例不一致，就算是相邻的城市之间，货币兑换比例都有着微小的差距。物资充裕的地方，铜钱的价值就高一些，物资紧缺的地方，白银的价格就贵一些。
而各地的银钱兑换比例，基本上都掌握在当地的钱庄手中。同西方的早期银行一样，钱庄的前身就是金银首饰店，他们在打造金银首饰的时候，渐渐便发觉了黄金、白银、铜钱之间的兑换有利可图，因此开始出现了专营黄金、白银、铜钱之间兑换的店铺。
大明的钱庄兴起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当时宝钞过量发行导致迅速贬值，朝廷不得已放开了对于用银的禁令。由于光是铜钱就有制钱、私钱、白钱三种不同的区别，因此钱币的兑换业务也就开始成为了大明百姓所需的民生行业。
到了嘉靖时朝廷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这就进一步促进了钱币兑换业务的发展。嘉靖八年，民间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
于是到了万历五年，朝廷再次放开了对于钱庄设立的限制。大臣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从这方面来说，钱庄和银行之间的界线只差了一步。
不过这一步大明王朝却始终没能跨过去，而各地钱庄则享受了原本应当归属于朝廷的铸币税。到了天启末年，民间的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钱币，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
更有在两地联号的钱庄，发行可以在两地汇兑的会票，成为了类似于纸币的信用单据。此外，在江南农村，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为江南百姓提供春季贷款，秋季收米或棉花、生丝的业务，极大的活跃了江南地方的经济。
不过等到了中央银行及另外两家银行成立之后，这些地方上的小钱庄不是被三家银行所吞并，就是被三家银行所挤兑退出了货币兑换的市场。而制定金银铜和纸币互换的比例，也开始慢慢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银、铜、纸币之间的兑换标准，因为各家银行网点的不断拓展，因此是最先落入三家银行手中的。但黄金和白银的兑换比例，因为不是百姓日常所用的小额货币，因此受到银行影响最小。
能够用得到黄金和白银交易的大宗货物，一是海外贸易；二是盐业；三则是丝绸、竹木和粮食。但是就集中度来说，又以前两个行业最为主要。
因此当朝廷颁发了黄金法案，三大银行想要把黄金兑换白银的比例推到1:15的固定比例上时，他们遇到的最大阻力，便是江南的豪商和两淮的盐商。
依靠江南士绅支持的这些豪商，在海外贸易上被朝廷挤压之后，自然是不甘心就这么认命的。但是他们苦于找不到反击朝廷的机会，被朝廷招安的十八芝海盗集团牢牢的掌控着东南海域上的治安权，凡是非正常出海的船只都会被这些前海盗首领们所拦截。
按照刚刚成立不久的海关衙门的命令，凡是缴获的走私船只，连船带货物拍卖之后，稽查人员可以先分到3成，然后还有其他奖励。在这种高额奖金的刺激下，那些被招安的前海盗觉得，他们现在比之前当海盗的时候还分的多，还不用担心被官军围剿，因此积极性比那些大明的水师高多了。
对于这些原本就不畏惧官绅的前海盗们，他们往日用在大明水师面前的伎俩就完全失去了效力。大明水师是经制之师，只要这些豪商背后的主人给他们主管的官员发张帖子，这些水师官兵那里还敢对他们的船只进行盘问。
但是这什么巡阅府、镇守府，这些豪商们打听了半天，都不明白这些被招安的海盗究竟归谁管理。倒是听说有个海商协会可以出面协调这些海盗们的行动，但是海商协会是真正可以同皇帝联系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施加压力的。
而想要加入海商协会，就需要把用于海外贸易的资金来源说清，并承诺服从海商协会作出的公论。这两个条件便硬生生的把这些豪商们拒之门外了，他们的资金来源显然是不能言说的，而他们也只能听命于背后主人的命令，而不是海商协会的公论。
无法加入海商协会，也无法按照从前的走私行动获利，这些豪商们自然也就损失了大量的利益。如果按照正常贸易缴纳税赋，他们获取的利润还不够分给背后那些资金的主人。因此当他们意识到三大银行推动的黄金价格升高，是朝廷在背后策划后，自然就选择了打压黄金价格的立场。
而至于两淮盐商，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大明盐商的代表了。这些财大气粗的盐商对于黄金上涨或是下跌，其实并不感兴趣。
但是两淮盐商终究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商人团体，在他们的背后同样有着各地的官绅集团的支持。其中山西官绅和江南士绅在两淮盐业的势力最大。
三大银行的背后虽然同样有一批地方士绅支持，但是他们最大的支持者还是崇祯本人。如果去掉皇帝本人的支持，三大银行背后士绅的力量，完全不及江南豪商和两淮盐商背后的势力。
因此，极力得到皇帝支持的黄金法案，过了4月之后，数月来依然牢牢的站在了黄金兑白银1:12这个关口，不肯下去。
但是对于大明百姓来说，这几个月的黄金拉锯战，已经让他们开始认同了北京和上海两个黄金交易所，每日颁发的以纸币计算的黄金价格。理论上来说，纸币不过是一种白银代用劵，但是随着使用纸币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普通百姓已经很少再去计算一元纸币究竟代表多少白银了。
在他们看来，3分钱能够买到一斤食盐，09元可以买到一匹京城标布，1元钱则能买到1石小米，这已经足够让他们承认纸币的价值了。
曾经朝堂上那些大臣，担心百姓不肯承认纸币的价值，拒绝使用纸币进行交易的意见，也开始慢慢消失了。就连大臣们自己，也开始乐于接受纸币，而不是朝廷发放的白米帖子。纸币可以直接在四海商行内消费，但是朝廷发放的白米帖子就比较坑了，需要自己去米仓领取。
有些米贴的领取地点在京城到还好，只是让家中的仆役辛苦一些。但多数领取白米的地方是在通州大仓，来回运粮的路费就差不多占去了俸禄的十分之二三。更有一些官员因为编制的关系，他们的米贴更是远在南京，这种的只能在市面上半价卖给商人。
随着纸币价格的稳定，在京城市面上使用的铜钱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了。这对于铸造铜币的官员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而京城的物价虽然比之前有所提升，但是比起忽起忽落的钱荒危机来说，依然还是一件好事。
毕竟纸币不足，只要印刷一批就成。而铜钱如果不足，就不是短时间能铸造出来的。再加上，铜钱因为质量的关系，新钱想要流通出去，必须要得到商人们的认可。
但是纸币就不同了，它的价格决定于它的兑换价值，而不是它本身的价值。因此只要承兑银行有能力兑换纸币，就不必担忧市场上被商人拒收。
不过三大银行雄厚的财力，却在黄金价格上遭到了江南豪商和一部分两淮盐商的联手狙击。
但凡是有些见识的商人们，在几个月的黄金价格战中，也开始慢慢明白了过来。这一局，如果让三大银行把黄金价格推到1换14以上，便是一场大胜利。
从此大明境内的黄金价格，便要被三家银行联手操纵了。光光制定一个黄金价格，也许对其他商人影响并不是这么巨大。
但问题在于，三家银行如果以黄金为本发行纸币的话，等于陡然之间就冒出了一大笔流动资金。这些额外的流动资金，不管投向何处，都会带来一个极大的繁荣。
而相对应的，若是三家银行推高黄金价格失败了，必然会影响到它们自身的信用，甚至可能引起纸币挤兑的事件。对应三家银行背后的股东来说，这是一场不胜则亡的战争。
对于打压黄金价格的另一方来说，他们也是骑虎难下了。他们之前入场不过是想要给三家银行一个教训，打击朝廷的经济政策而已。
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三家银行在黄金交易投入的资金会这么大，完全是孤注一掷的博命行为。而黄金交易所开办的期货交易模式，又让他们这边的不少人完全陷入了泥潭。
期货买卖不像现货买卖一样可以随时收手，他们只能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资产填进去，期望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