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州西门附近的独乐寺始建于大唐贞观年间,安禄山起兵叛唐并在此誓师,据传因其“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而得寺名。

    到了宋辽时期这座寺庙大肆扩建,变成了占地20余亩,分东、中、西三路建筑的庞大寺庙。到了数百年后的大明,寺庙各处的建筑破败不堪,寺中僧人难以居住礼佛。于是在万历25年,寺庙主持说动了前来蓟州督饷的进士王于陛,对独乐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

    30余年过去了,寺庙建筑的外观虽然有些褪色,但却依然甚为坚固。蓟州城原本就城小人稠,后金犯边之后,从遵化等地逃亡来的大户又大多在蓟州城内歇脚。因此当茅元仪、左良玉等人抵达蓟州城时,城内居然一时腾不出地方来。

    茅元仪便下令征用了独乐寺的西院,作为战时大本营的驻地。这里原本是供僧人和礼佛的香客居住的地方,地方广大,正适合安顿大本营属下的各个机构编制。

    原先居住在此的僧人和一些香客、难民,现在只能挤到东院去了。虽然他们被抢了自家的住所,但是这些人倒也识得轻重,并没有多加抱怨。毕竟这些来自京城的武官住进了城内,这蓟州城就算是有所保障了。

    今日在西院的西配殿内,正召开着一场紧急会议。在蓟州督建州河水库的水利部部长蒋德璟,看着蓟州防线已经差不多完成之后,便要求调拨一只军队和部分新组建的蓟州民团,前往唐山进行防卫。

    以崔呈秀、崔凝秀为首的蓟州士绅断然拒绝了这个无礼的要求,于是蒋德璟便找上了战时大本营在蓟州的负责人茅元仪,要求他直接调拨人手给自己。

    蒋德璟的理由很是充分,既然现在蓟州防线已经快要建成,京城援军又到了一部分,现在蓟州城内外的军队已经多达数万人,临时组建的民团人数也接近了上万,蓟州城已经可算是高枕无忧了。

    而唐山作为新兴的煤铁冶炼中心,现在却只有数百卫所兵在防守。卫所兵的战斗力,估计还没有蓟州民团高。朝廷和地方士绅在唐山投入了数百万元建立的钢铁厂,岂能轻易的让建奴给破坏掉。

    茅元仪也觉得这个理由很充分,应当派出一只军队协助防御唐山。不过当他召集了蓟州士绅商议时,统领蓟州民团的崔凝秀却立刻挑出来反对道:“蒋尚书的话,末将觉得欠妥。

    唐山属于开平中屯卫,按照我大明军制,一卫有5600兵额,怎么会只有区区数百人呢?蒋尚书可不要中了别人的蒙蔽,被人哄来抽调我蓟州城的守军啊。

    现在蓟州城就是建奴西进的首当其冲,现在就是再多的兵马也不足够啊,怎么还能往外调拨。而且在唐山和遵化之间,好歹还有一个丰润县挡着。根据朝廷的命令,丰润、迁安、永平、抚宁诸地应当归于辽西镇出兵防御,就算蒋尚书要抽调人手,也当去抽调辽西镇的人手,岂能调走我蓟州人马?

    更何况,蓟州民团乃是为了保卫乡土而建,让这些乡民保护蓟州还成。如果调他们离开家乡,末将以为一旦出了蓟州地区,这些民团就要逃亡归家了。蒋尚书想法虽好,但是不切实际啊。”

    蒋德璟顿时反驳道:“按照我大明军制,一卫有5600兵额,但是实兵究竟是多少,你也是当过蓟镇副总兵的,难道还不知实情吗?这城中的营州卫和蓟州卫难道真有1万多人的实兵吗?

    辽西镇要防守丰润、迁安、永平、抚宁诸地,还要准备组织人马西向救援三屯营和遵化城,如何还能有这么多兵力协防唐山?本官索要的数目不过是一千官兵,两千团练,又岂能影响蓟州防御的大局?”

    崔凝秀毫无退让的说道:“营州卫和蓟州卫指挥使治军无方,不代表开平卫的指挥使也是如此。说不定开平卫的指挥使公忠体国,不吃军队的空饷呢?蒋尚书不可平白冤枉好人啊。”

    “你!”蒋德璟终于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了身边的茶几上,打翻了几上的茶盏。边上伺候的军士,赶紧小跑过来收拾打翻的茶盏,顺便重新给这位被挤兑的说不出话的蒋尚书沏了一杯茶。

    崔凝秀对蒋德璟的发火毫不在意,一来蓟州是他们崔家的主场,朝廷要在这里打一场防御战,必然少不得崔家的支持;二来自家兄长的孝期也快过了,朝中对于魏公公和自家兄长结党乱政一案并没有确切的结论。因此兄长并不是没有复起的机会,有兄长作为后盾,他觉得自己大可以扛一扛这位原本就不管兵事的蒋尚书。

    更何况,现在本地士绅对于建奴西进怕的要死,恨不得把全大明的军队都调到蓟州来,哪里会赞成蒋德璟抽调蓟州兵马的主张。

    最要紧的是,这蒋德璟督修州河水库时,死活不肯加倍补偿崔家在州河上游河谷平原内淹没的土地。这使得崔家兄弟对于蒋德璟甚为不满,那里还愿意卖面子给他。

    茅元仪对于现在这个状况也很是头疼,他虽然赞成蒋德璟的主张,但现在战时大本营更需要得到蓟州士绅的支持,没有这些本地士绅的支持,想要充分的动员本地的人力、物力备战,必然是事倍而功半。

    更何况,虽然他现在是蓟州城战时大本营的主持人,但是他毕竟不是正途文官出身。不管是对上以工部尚书头衔管理水利部事务的蒋德璟,还是在家守孝的前兵部尚书崔呈秀,他都没有足够的底气压迫两人退让。

    政治倾向于东林党人的蒋德璟看不惯崔家兄弟,反之亦然。这一刻茅元仪倒是希望皇帝能够尽快赶到了,按照时间计算,皇帝这时也应当快到蓟州了。

    茅元仪正记挂着崇祯的时候,朱由检带着150名御营马军和15名预备士官,已经抵达了蓟州城西约2里处。

    十一月五日早上出了北京城后,同大军一起出了大营之后,朱由检就挑选了一小队人马独自前行,而把大军交给了吴怀和施洪谟两人统领。

    离开了四方城之后,朱由检便似乎换了一个人一般,做事再无京城内那么瞻前顾后,步步小心了。

    而这只大军之中,随行的文官武将都是崇祯亲手提拔上来的,如孙承宗、黄立极之类的朝廷重臣则一个都无携带。

    离开了京城之后,军中自然谁也约束不了这位大明天子了。吴怀倒是有心撇开大军,随行护卫崇祯前往蓟州城,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偏裨小将,而是一只骑兵师的主将,根本离不开自己的部队。

    因此吴怀和施洪谟两人,只能惴惴不安的看着皇帝带着一小队骑兵脱离大军而去。不过随后他们便下令军士加快行军,试图尽快跟上皇帝的行军速度。

    北京到蓟州城,走顺义、三河的官道大约200余里,如果是传递军情的信使,两天之内便可到达。但是大军出行就不一样了,按照总参谋部的行军条例,日常行军是40里一天,战时行军是60里一天,急行军则是80里一天。

    按照原本的计划,这只军队将会以略低于战时行军的速度前进,十一月五日出发,十一月九日前抵达蓟州城。

    不过现在么,吴怀和施洪谟召集属下商议了一下,便决定把笨重的辎重交给铁路运输,比如炮兵团的大炮等装备。抛弃了这些笨重辎重后,军队以70里每天的速度行军,提前一日抵达蓟州城。

    脱离了大队人马的崇祯并不知道这些,带着小队骑兵上路的他,速度自然要比大队人马快的多。

    不过崇祯在顺义、三河县城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两座县城的停留期间,他主要是巡视了当地的城防,同当地县官、士绅百姓做了交谈,以安抚人心,并视察了用于安置逃亡难民的营地。

    朱由检并不清楚这样的行动有没有效果,但是他觉得自己应当去做这些工作。在他自己看来,天子亲征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安抚民心和激励士气,毕竟他不是朱元璋这样的马上皇帝,对于这个时代的战事他并不熟悉。

    朱由检倒是很有自知之明,要是纸上谈兵,凭借后世的见闻,他也许可以压倒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将领。但是真要上阵打仗,说不定他还不及一个军中老卒。

    既然他的主要作用是安抚民心和激励士气,那么自然要多见见沿途的军民,好让他们安心下来,不要手忙脚乱,四处奔逃,搞的京畿地区人心惶惶。

    在看到了蓟州城西门城楼后,朱由检便要求连善祥命人打起代表大明皇帝的黄龙旗。

    在蓟州城通往三河的官道上,成群结队的行走着一堆堆拖儿带女的百姓,他们随身携带着一点细软,试图逃到京城附近去。在这些普通百姓朴素的想法中,也许觉得只有天子脚下才会有安全感。

    当崇祯这一队人马竖起了代表天子的黄龙旗,缓缓向蓟州城而去时,这些百姓原本有些麻木的神情,终于有了些变化。

    崇祯没有派人拦阻这些百姓回头,也没有驱逐他们离开官道,反而派了几名骑士对这些百姓宣告,在三河、顺义有那些地方有安置难民的营地,告诉他们遇到困难该向什么部门求助。

    这些百姓原本对于军队都深怀戒备,看到这群骑兵在官道上前进时,都会下意识的避开一段距离。

    但是等到代表皇帝的黄龙旗竖起后,确定了这只军队中护卫的少年确实是大明皇帝后,不少人纷纷回头跟在了皇帝身后,再次返回了他们想要逃离的蓟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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