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贤街燕京大学的大门前，牛金星正带着一群年轻学生们等候着皇帝的驾临，在虽然在他前面还有十多位本校的教授和官员在等候着，但牛金星却并没有上前同他们套近乎。
虽然在刚刚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的时候，他还抱着要同管理本校的官员、教授好好相处，以便将来为自己入仕时打下一些基础。
不过等他和夏允彝开始一起组建青年学会，同皇帝接触上之后，他就放弃了那点浅薄的想法，而是把精力完全放在了青年学会的建立上。
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夏允彝不同，年少时历经磨难的牛金星，更为熟悉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他从皇帝对青年学会的关心态度中，很快便意识到青年学会对他来说，也许会是一条更有效的终南捷径。
更为可喜的是，就在青年学会的草创初期，夏允彝居然丢下了这一摊事情，跑去陕西查访官军在平乱中的行动去了。这给牛金星拥有了一个在皇帝面前表现能力的机会，让他尤为兴高采烈。
虽然他远不及夏允彝在年青士人中的威望，但是凭借着从小打磨出来的待人处事能力，和对于大学中教授的组织学研究，倒是渐渐得到了参加青年学会士子们的认可，成为了青年学会中位于夏允彝之后的核心人物了。
在青年学会成立将近半年之后，牛金星终于按照崇祯的意图，将一群年青的士人组合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不在类似于东林、复社这等松散的文人社团。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复社，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在本团体内部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团体，也没有什么约束成员的会章社规。想要加入这样的社团，只要社中成员有人引荐，大多数人不反对即可入社。
这样的社团充满了文人习气，大家坐下来喝酒饮宴，聊的开心了，就莫名其妙的入社了。过了两天因为和某个社内成员意见相左，吵上一架也许就退社了。也有一些投机分子，看着社团的成员非富即贵，想着入社拉一拉关系，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社团。当然，当社团受到朝廷打压的时候，这些人又忙不迭的退出了。
因此，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刚刚组建社团时的那几个创社者也许是有一定抱负的，但是当社团的规模扩张之后，虽然社团的影响力是增大了，但是社团成员龙蛇混杂，当初创社时追求的政治理念往往就成了一句口号，社团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或是用来庇护某些人胡作非为的保护伞。
当初皇帝提出要组建青年学会，以引导大明的年青士人走上为国家建设奋斗的正途，而不至于沦落为某些士大夫团体用来党争的工具，这固然是得到了包括夏允彝在内的年青士人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青年学会的组建，还是存在着和皇帝相左的异议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时代。大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文化和享乐主义的兴起。因此即便是口口声声要为民请命的东林党士大夫们，在个人生活的操守上也是极为放荡不羁的。
比如袁宏道就说过：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是以这个时代的文人名士狂狷不羁，玩物玩世以为风雅。他们好美食，好女色，好男色，好精舍，好玩物，似乎没有一点异于常人的癖好，就不足以让自己脱颖而出。
然而同样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依然还是尊崇宋时兴起的程朱理学，希望继续维持传统社会的运行。学术思想上的保守观念和个人行为上的放开享乐，使得大明的读书人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
比如号称要尊经复古的复社君子们，在召开大会讨论如何挽救大明国运时，并不介意同时让美妓在身边伺候自己。他们控诉着朝廷向百姓加征，导致百姓妻离子散的时候，依然不妨碍他们对十两一席的酒食挑剔不已。
正因为这些年青士人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他们对于参加青年学会，个个兴致勃勃，想要跟随夏允彝这样的士人领袖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是他们却又无比厌恶，青年学会试图对成员进行约束和指定工作的行为，这让他们感到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大多数年青士子的心里，对于君子之交的看法，还处在：合则来，不合则去。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自愿加入的青年学会，居然有约束自己行为的权力。因此，当青年学会成立时，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组织，制定会章以约束成员的若干问题上，大多数学会成员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些学会成员们的反对声音之大，就连夏允彝也动摇过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他离开京城，牛金星代替他主持青年学会的日常事务后，得到了皇帝极力支持的牛金星，通过分化拉拢和利益引诱，终于将京城的青年学会成员大都拉到了自己这边，又迫使几位反对声音最大的士子退会，才算是真正控制住了青年学会内部的局面。
到了八月底，大明青年学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200余人，光京城以内的学会成员就达到了600余人，长江以北的学会成员人数已经占据了全体成员的九成。而且北方各省最为出色的年青士人，大多被吸纳进了学会之中。
在南方复社因为南京科考案名声大损之际，大明青年学会已经成为了大明士林中声誉第一的文人社团了。这还是最近数十年来第一次，北方士人团体的名望压过了南方的士人团体。虽然北方的士绅们并不很是赞成青年学会的政治理念，但是出于地域上的关系，他们从感情上还是颇为亲近青年学会的。出于现实的政治利益，北方士人在青年学会中更容易出头，这使得不少原本依附于南方士林的北方士绅家族开始转向。
青年学会的地位不断抬升之余，作为学会核心人物的牛金星，自然也就有些自矜身份，不再肯去同他眼中没什么前途的大学官员们拉关系了。而牛金星现在最为希望的，还是夏允彝干脆待在陕西别回来了，也好让他借机取得崇祯的认可，从而彻底的取代夏允彝在学会中的地位。
就在牛金星心思火热的时候，崇祯的车驾终于出现在了成贤街上。马车上的朱由检透过车窗观望着街道上的景致，经过了将近一年多的整修，眼下这条成贤街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不仅街道宽度扩展了一倍，就连地面也全部用水泥硬化，车轮经过之处，除了辚辚之声，再无尘土飞扬的景象了。
当然改变最大的，还是街道两侧的民居。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学生人数从数百增长到了数千。随着这些学生人数的增加，街道两侧也增加了不少门面，从饮食到书店，都在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服务，也算是给这条街上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而崇祯今日前来燕京大学，主要还是来参加大学新校舍的落成典礼的。国子监没有改名之前，虽然有2万多平方，但还有一部分是孔庙，因此地方显得局促的很。此前国子监内读书的监生不多，又加上不需要安排运动场地，倒也足够这些监生们使用。
但是随着国子监改燕京大学之后，入学学生的不断增加，原有的国子监地方就不太够用了。于是在一些官员的建议下，燕京大学后方及东面的空地被圈进了大学，拆除了一部分民居之后，燕京大学的地方便从2万多平米扩张到了近10万平米。
今日便是新校区一期改建工程落成典礼，朱由检亲自过来参加，也是为了表明他对于燕京大学的重视。当然，他也并不是单纯来参加这个落成典礼的。
既然燕京大学已经渐渐成为北方士人精英的聚集地，那么确保燕京大学的师生倾向于新学和改革，便是确保大明改革派官员能够源源不断获得新血的保证。当然，现在的燕京大学已然成为了改革思潮的根据地。专研新学的大学生们，已经没有理由去支持以经书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了，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上进之路。
更何况，因为崇祯的纵容，燕京大学的老师们，除了徐光启、孙元化这些研究新学的士大夫们之外，剩下的老师大多都属于被程朱理学打压的泰州学派士人，特别是颜山农、何心隐一派的。
泰州学派虽然出自王阳明门下，但是它的理论具有着相当强烈的工商意识和平民观念，要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肯定私心利欲的正当性，鼓励治产致富。
比如李贽就主张：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岂能违天乎哉这种离经叛道的主张，自然不会被道学家们所喜欢，所以一直被社会主流所打压。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这些话却相当入耳。如果把这些话翻译成白话文，不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吗。
对于一名来自于21世纪的灵魂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就已经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不可磨灭了。本就和徐光启等士大夫交好的泰州学派士人，在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下，顿时就在燕京大学内蓬勃的发展了起来。
而经受过残酷打压的泰州学派士人，也终于醒悟了过来，摒弃掉了自己学说中关于无君论和顺情从欲的一些观点，把斗争的对象集中在了程朱理学上。
到了崇祯三年，泰州学派已经渐渐同新学融为一体，成为了大明改革政策在学术上的主要支持者。走下马车的朱由检，同门口迎接自己的师生交谈了几句之后，便让他们带着自己前往了新校区巡视去了。
虽然在刚刚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的时候，他还抱着要同管理本校的官员、教授好好相处，以便将来为自己入仕时打下一些基础。
不过等他和夏允彝开始一起组建青年学会，同皇帝接触上之后，他就放弃了那点浅薄的想法，而是把精力完全放在了青年学会的建立上。
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夏允彝不同，年少时历经磨难的牛金星，更为熟悉这个世界的人情世故。他从皇帝对青年学会的关心态度中，很快便意识到青年学会对他来说，也许会是一条更有效的终南捷径。
更为可喜的是，就在青年学会的草创初期，夏允彝居然丢下了这一摊事情，跑去陕西查访官军在平乱中的行动去了。这给牛金星拥有了一个在皇帝面前表现能力的机会，让他尤为兴高采烈。
虽然他远不及夏允彝在年青士人中的威望，但是凭借着从小打磨出来的待人处事能力，和对于大学中教授的组织学研究，倒是渐渐得到了参加青年学会士子们的认可，成为了青年学会中位于夏允彝之后的核心人物了。
在青年学会成立将近半年之后，牛金星终于按照崇祯的意图，将一群年青的士人组合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组织，而不在类似于东林、复社这等松散的文人社团。
不管是东林党还是复社，虽然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是在本团体内部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团体，也没有什么约束成员的会章社规。想要加入这样的社团，只要社中成员有人引荐，大多数人不反对即可入社。
这样的社团充满了文人习气，大家坐下来喝酒饮宴，聊的开心了，就莫名其妙的入社了。过了两天因为和某个社内成员意见相左，吵上一架也许就退社了。也有一些投机分子，看着社团的成员非富即贵，想着入社拉一拉关系，削尖了脑袋也要进入社团。当然，当社团受到朝廷打压的时候，这些人又忙不迭的退出了。
因此，东林也好，复社也好，刚刚组建社团时的那几个创社者也许是有一定抱负的，但是当社团的规模扩张之后，虽然社团的影响力是增大了，但是社团成员龙蛇混杂，当初创社时追求的政治理念往往就成了一句口号，社团也就成了一部分人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或是用来庇护某些人胡作非为的保护伞。
当初皇帝提出要组建青年学会，以引导大明的年青士人走上为国家建设奋斗的正途，而不至于沦落为某些士大夫团体用来党争的工具，这固然是得到了包括夏允彝在内的年青士人的支持，但是他们对于青年学会的组建，还是存在着和皇帝相左的异议的。
对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他们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时代。大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市民文化和享乐主义的兴起。因此即便是口口声声要为民请命的东林党士大夫们，在个人生活的操守上也是极为放荡不羁的。
比如袁宏道就说过：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是以这个时代的文人名士狂狷不羁，玩物玩世以为风雅。他们好美食，好女色，好男色，好精舍，好玩物，似乎没有一点异于常人的癖好，就不足以让自己脱颖而出。
然而同样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依然还是尊崇宋时兴起的程朱理学，希望继续维持传统社会的运行。学术思想上的保守观念和个人行为上的放开享乐，使得大明的读书人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
比如号称要尊经复古的复社君子们，在召开大会讨论如何挽救大明国运时，并不介意同时让美妓在身边伺候自己。他们控诉着朝廷向百姓加征，导致百姓妻离子散的时候，依然不妨碍他们对十两一席的酒食挑剔不已。
正因为这些年青士人成长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他们对于参加青年学会，个个兴致勃勃，想要跟随夏允彝这样的士人领袖为国家做些事情。但是他们却又无比厌恶，青年学会试图对成员进行约束和指定工作的行为，这让他们感到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大多数年青士子的心里，对于君子之交的看法，还处在：合则来，不合则去。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自愿加入的青年学会，居然有约束自己行为的权力。因此，当青年学会成立时，关于如何建立一个组织，制定会章以约束成员的若干问题上，大多数学会成员都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些学会成员们的反对声音之大，就连夏允彝也动摇过一段时间。不过随着他离开京城，牛金星代替他主持青年学会的日常事务后，得到了皇帝极力支持的牛金星，通过分化拉拢和利益引诱，终于将京城的青年学会成员大都拉到了自己这边，又迫使几位反对声音最大的士子退会，才算是真正控制住了青年学会内部的局面。
到了八月底，大明青年学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1200余人，光京城以内的学会成员就达到了600余人，长江以北的学会成员人数已经占据了全体成员的九成。而且北方各省最为出色的年青士人，大多被吸纳进了学会之中。
在南方复社因为南京科考案名声大损之际，大明青年学会已经成为了大明士林中声誉第一的文人社团了。这还是最近数十年来第一次，北方士人团体的名望压过了南方的士人团体。虽然北方的士绅们并不很是赞成青年学会的政治理念，但是出于地域上的关系，他们从感情上还是颇为亲近青年学会的。出于现实的政治利益，北方士人在青年学会中更容易出头，这使得不少原本依附于南方士林的北方士绅家族开始转向。
青年学会的地位不断抬升之余，作为学会核心人物的牛金星，自然也就有些自矜身份，不再肯去同他眼中没什么前途的大学官员们拉关系了。而牛金星现在最为希望的，还是夏允彝干脆待在陕西别回来了，也好让他借机取得崇祯的认可，从而彻底的取代夏允彝在学会中的地位。
就在牛金星心思火热的时候，崇祯的车驾终于出现在了成贤街上。马车上的朱由检透过车窗观望着街道上的景致，经过了将近一年多的整修，眼下这条成贤街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不仅街道宽度扩展了一倍，就连地面也全部用水泥硬化，车轮经过之处，除了辚辚之声，再无尘土飞扬的景象了。
当然改变最大的，还是街道两侧的民居。国子监改为燕京大学之后，学生人数从数百增长到了数千。随着这些学生人数的增加，街道两侧也增加了不少门面，从饮食到书店，都在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服务，也算是给这条街上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好处。
而崇祯今日前来燕京大学，主要还是来参加大学新校舍的落成典礼的。国子监没有改名之前，虽然有2万多平方，但还有一部分是孔庙，因此地方显得局促的很。此前国子监内读书的监生不多，又加上不需要安排运动场地，倒也足够这些监生们使用。
但是随着国子监改燕京大学之后，入学学生的不断增加，原有的国子监地方就不太够用了。于是在一些官员的建议下，燕京大学后方及东面的空地被圈进了大学，拆除了一部分民居之后，燕京大学的地方便从2万多平米扩张到了近10万平米。
今日便是新校区一期改建工程落成典礼，朱由检亲自过来参加，也是为了表明他对于燕京大学的重视。当然，他也并不是单纯来参加这个落成典礼的。
既然燕京大学已经渐渐成为北方士人精英的聚集地，那么确保燕京大学的师生倾向于新学和改革，便是确保大明改革派官员能够源源不断获得新血的保证。当然，现在的燕京大学已然成为了改革思潮的根据地。专研新学的大学生们，已经没有理由去支持以经书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了，这无疑是堵住了他们的上进之路。
更何况，因为崇祯的纵容，燕京大学的老师们，除了徐光启、孙元化这些研究新学的士大夫们之外，剩下的老师大多都属于被程朱理学打压的泰州学派士人，特别是颜山农、何心隐一派的。
泰州学派虽然出自王阳明门下，但是它的理论具有着相当强烈的工商意识和平民观念，要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肯定私心利欲的正当性，鼓励治产致富。
比如李贽就主张：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岂能违天乎哉这种离经叛道的主张，自然不会被道学家们所喜欢，所以一直被社会主流所打压。
但是对于崇祯来说，这些话却相当入耳。如果把这些话翻译成白话文，不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吗。
对于一名来自于21世纪的灵魂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就已经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不可磨灭了。本就和徐光启等士大夫交好的泰州学派士人，在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下，顿时就在燕京大学内蓬勃的发展了起来。
而经受过残酷打压的泰州学派士人，也终于醒悟了过来，摒弃掉了自己学说中关于无君论和顺情从欲的一些观点，把斗争的对象集中在了程朱理学上。
到了崇祯三年，泰州学派已经渐渐同新学融为一体，成为了大明改革政策在学术上的主要支持者。走下马车的朱由检，同门口迎接自己的师生交谈了几句之后，便让他们带着自己前往了新校区巡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