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殿内朱由检正在和户部郭允厚、笪继良、霍维华三人商讨政务,在经过了近一年的筹备之后,粮食局总算是初步进入了正规。

    不过在这一年的筹建当中,笪继良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向皇帝汇报道:“…从以上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如果粮价过高,北方的百姓就无法购买;但如果粮价过低,那么南方的农夫就不愿意种植粮食。

    所以今日之问题,不在于南方产粮之多少,而在于北方百姓究竟能不能得到粮食。就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想要南粮北运,就必须对粮食的价格进行补贴,否则就无法让普通百姓购买到南方运来的粮食。

    根据臣和粮食局官员们的计算,稻米的话每石要补贴三角五分,杂粮的话要补贴一角五分。以去年北运的一千五百万石粮食计算,我们大概补贴了将近四百万元的差价。扣除一百五十万元的解运费,我们实际补贴了将近二百五十万元,其中七成来自于商税,三成来自于盐税补贴。

    按照粮食局的官僚们计算,去年北运的粮食数量并没有超过平均线,一般来说北运的粮食数量基本在二千万石上下,如果遇到北方大灾,则会上升为三千万石。也就是说,我们每年补贴的粮食差价,大约在二百五十万元到五百万元之间…”

    在笪继良汇报完毕之后,郭允厚就说道:“按照户部官员们的讨论,想要解决北方的粮食缺口,最好还是大力兴建北方各省的水利工程,提高北方的粮食产量,主要是小麦的产量。另外便是推广玉米、土豆、红薯等杂粮。

    土豆适合于北方山区和甘陕地区的气候,而玉米、红薯耐干旱,最重要的是玉米秸秆可以喂养大型牲口,而红薯的藤蔓不仅可以用于饲养家畜,还能让人食用。如果能够在北地多收获一石粮食,就相当于在南方收获了五、六石粮食…”

    朱由检听完了两人的汇报之后,不由点了点头说道:“就粮食生产这部分来说,你们两人倒是讲的不错。不管怎么开拓南方的耕地,都不如保证北方的粮食生产。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提高北方农户的收入,来解决南北粮食差价的问题。比如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或是种棉产业等等。笪继良你回去之后,重新拟定一个北方粮食种植计划,还有北方植棉规划出来…”

    待到郭允厚、笪继良两人退下之后,没有多说什么的霍维华才向崇祯劝谏道:“陛下,今日南方粮食生产不足,终究还是粮棉争田和粮桑争田上。

    棉花我们还可以用北方大规模种植棉花,或是海外种植棉花以打压南方的棉田。但桑田就不一样了,除了南方之外,似乎就没有比江南生丝品质更好的地方了。即便现在湖广两地不断拓展沼泽地,当地百姓种植桑树和稻棉的,也是三七开而已。

    因此,臣以为,想要保证南方粮食的产量,光是保护粮价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击生丝的价格,让这些南方农户们觉得种植桑树无利可图才行…”

    霍维华的建议虽然颇有道理,但是崇祯却没有表态。毕竟现在生丝贸易正是内务府最大的进项,而郑芝龙等海商及南方的士绅也不会放弃来自于生丝贸易的利润。

    不过郭允厚、笪继良两人提出的,恢复北方农业生产,在眼下气候不利的状态下,以杂粮取代小麦成为北方的粮食主项,还是被崇祯听进去了。原本已经在各地有些基础的玉米、土豆、红薯种植,成为了崇祯四年推广的北方粮食主要种植作物。

    而在京城的另一边,户部官员们终于听到了关于柬埔寨的粮食发展计划,于是郭允厚、笪继良等户部官员立刻上书崇祯,认为这个驻扎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计划署,应当由户部派出官员进行管理才是。

    此前争吵的昏天黑地的礼部和总理衙门,在户部官员发出了异议之后,迅速达成了和解。决定了双方共同委派官员管理,这个驻扎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计划署。

    前来京城向大明输诚的柬埔寨各方使者,也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共同压迫下,终于认同了大明对他们的调解方案。

    柬埔寨的王位归属于波尼奴,乌迭亲王拥有王国摄政的权力,吉哲塔二世的儿子拥有王位的继承权。三方要在大明使者的见证下起誓,互相再不攻击。

    为了保证柬埔寨不发生内乱,大明将会在柬埔寨的王都乌东设立一个衙门,以调节三方之间出现的矛盾。对三方势力的划分进行确认,以防止三方出现新的矛盾。

    柬埔寨国内的三方代表还向大明进行了宣誓,表示他们只服从于大明一个宗主国,任何向外援引其他势力进入柬埔寨的行为,都将会受到上天和大明的惩罚。

    柬埔寨三方使者在京城掀起的波涛,在礼部和总理衙门的压制下,终于趋向于平静了。唯一感到失落的,还是无法插手的户部官员。在六部权责日趋分明的今日,谁能够扩大手中的权力,都能为本部门牟取不小的利益,这也是户部官员感到遗憾的缘由。

    而在进入了三月之后,由英国公亲自主持侦办的勋戚谋逆一案,也渐渐进入了尾声。这些不愿意自己生活中出现任何变动,只是一心想要把现在的爵位、财富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的勋戚们,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波折。

    在崇祯此前的数次改革下,稍稍有些能力的勋戚们,都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缩小手中的土地面积,将这些土地资本转化成了实业资本,从而获得了比地租更高的利益。

    但也有那么一些勋贵,他们除了兼并土地,向庄户收取田租之外,就完全没有其他的牟利想法。偶然有那么一两个勋贵,看到了股票市场内的激烈升降,想要博上一把,却毫无列外的失败了,不得不重新回来当安稳的地主。

    但是现在,在英国公和诏狱刑具的双重威胁下,这些不想作出任何改变的勋贵们,在崇祯四年三月不得不主动作出了改变。把手中的土地交给英国公,用以成立一个类似于宗室基金会的组织。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救赎。在剩下了最后七个人之后,英国公不再派人继续劝说,而是告诉他们,他们之中只有两人可以出狱,剩下的人将会作为谋逆犯进行审判。

    原本还在死扛的剩下七人,在犹豫了一刻钟后,顿时有人开始迫不及待的向英国公恳求宽恕了。英国公挑选了揭露旁人最为利害的两人,作为谋逆案的证人。

    接着他告诉剩下的五人,承认有罪的,将会被流放海外;坚持不承认的,将会被判以极刑。

    三月二十七日,剩下的五人都选择了认罪。他们的土地、府邸被没收,但随身财物获得了保存。年六十以上及十六以下的男女被准许返回原籍居住,其余人等被发往库页岛、扶桑岛、海参崴、庙街等地。

    三月二十九日,英国公写完了这起谋逆案的结案书后,于当晚逝世于睡梦之中。而就在七日前,英国公世子张之极已经前往了婆罗洲,担任婆罗洲总督一职。

    于是,英国公世孙张世泽替代父亲发孝送葬。在送葬结束之后,张世泽向崇祯递交了英国公的遗折,遗折上面请求皇帝准许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

    虽然跳过世子,让张世泽接任英国公之位,让勋戚和官员们都有些震骇。但英国公去世前办理的勋戚谋逆案实在有诡异,也让英国公府失去了不少勋贵和文臣的信任,因此最终大家都没有对这事发表什么看法。

    也就在三月二十九日,夏允彝终于起程,从西安返回京城了。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他终于明了了古人说的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夏允彝此时才真正认可,此前崇祯每次前往燕京大学时,都要对他们说:与其在安静的书斋里读上十本书,还不及亲自同十个农夫进行交谈,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

    在陕西的这几个月中,夏允彝发觉,曾经那些让他感到敬仰的名士君子,口口声声要以民为本的士绅大户,一旦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在他行走陕西各个地方时,几乎每个县内都有那么一些洞悉世情之人。这些人在他面前也毫不掩饰的说过,整个大明朝自上而下都烂的很,要是官吏再这么**下去,百姓迟早会对朝廷绝望。

    这些人也同样知道,土地兼并将会把那些底层的农民逼上绝路,这些无地的流民在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成为引燃地方民变的火种。

    但是,也同样是这些人。当他们拥有了哪怕是一点点权力,他们都要用以压迫敲诈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百姓,来为自己获取好处。

    只要有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绝不会放弃,试图把周边的土地都变成自家的田宅。

    在没有见到这些人之前,夏允彝还真难以相信,这世间居然会有如此厚颜无耻,口是心非之人。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地方上出了名的君子和乡贤。夏允彝此前三十多年竖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冬天被砸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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