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清了清嗓子，神情凝重的向崇祯问道：“臣想和陛下说的，是大明时报上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论人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篇文章虽然看似符合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内里却大不相同。此文刊登出来之后，不仅士林中人对此文争论不已，就连朝中不少官员也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有些偏离正道了。
臣知道，这苏长青乃是陛下用以在大明时报上刊文的一个笔名，是以臣想要请教陛下，陛下写作此文究竟有何意图？”
看着黄立极的神情，朱由检终于打消了想要随意搪塞的念头，他沉吟了许久才开口说道：“朕的意思么，在这篇文章里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么。
人民、君主和士大夫都应当清楚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所在，只有大家都在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内行事，我们才能消除国内现在的各种矛盾不是么？”
黄立极皱了皱眉头，他觉得崇祯依然没有将真心话完全说出来，于是便干脆的说道：“陛下可知，您这篇文章一经刊出，有许多官员就认为，此文混淆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本意。
孟子所言之民，乃读书识理之士，非普通之百姓也。此文声称人民应当明晰、了解、争取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陛下将地方上的士绅置于何地？
今日国朝之根本实在士绅而不在小民，江南之地士绅占九，而小民占一；其他各省之地士绅占之六、七，而小民占之三、四；唯有北方各省及西南边陲之地，经过民乱、天灾、朝廷之调整，方有士绅三、四，而小民六、七。
陛下怜悯小民而得罪士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更何况，若是民众之势大涨，士绅之权固然是大是衰减，可朝廷之权难道就不被民众所质疑了吗？”
黄立极的直言不讳，倒是让崇祯也难以再遮掩下去了，他叹了口气说道：“首辅考虑的不可谓不现实，但是朕所关注的却同首辅有所不同。只是，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黄立极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下来，他换了一个舒服一些的坐姿，然后抬头望了望窗外的阳光后说道：“陛下这间会客室的确很不错，阳光这么晒进房间来很是温暖，臣今日下午也恰好没有其他事情，只要陛下开口，臣倒是很乐意一直听下去。”
朱由检楞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虽说从他登基开始，就开始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眼前的大明，这种改变他视之为改革。
但是在黄立极等协助他推动改革进程的官僚来看，所谓的改革就是类似于张江陵推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此种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延续大明王朝的道统和法统的生命。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些推动改革官员们只是想要延续王朝的生命，而不是想要打破眼前的旧社会建立出一个新社会来。
大明的改革进行了四年之后，北方各省特别是京畿一带，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不彻底的土地变革和对工商业的大力扶持下，北京和天津已经开始了快速的向工业城市的转换过程。
四年前，天津不过是北京的附属城市，也是江南漕运进入京城的中转站，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是一座大仓库。但是今日的天津却是北方最大的出口贸易港口，各种新兴的工坊都建在此处。工厂主、贸易商人和各行业的工人、船员组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
至于北京，这座北方最庞大的城市，也从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开始变成了制造财富的产业城市。外城区和城市外围增长最快的产业莫过于棉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
曾经数以万计的匠户，数以十万计的军户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脱离了为皇室、勋戚、官僚提供专门服务的命运，他们开始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努力劳动，追逐财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效果就逐渐显现了，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然后以金钱为纽带重新构筑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各方联系。
如果说在四年前，有人向崇祯询问，北京城究竟有多少人的话，他一定会回答：“大约也就三、四万吧，剩下的那些不过是会说话的牛马而已，他们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只能服从于主人的命令。”
但是在四年后，崇祯就会回答：“这个城市起码有三、四十万认为自己是人的人，而剩下的那些牛马也正慢慢在觉醒。”
市民阶层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京城内勋贵和士绅地位的下降。事实上江南那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早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所以苏州有万民抗捐税的群体**件，松江有民抄董宦的事件。
市民阶层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表现出了压倒旧式封建士绅的力量。为了能够控制分化这股力量，江南士大夫们一边大力推动书院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试图用儒家伦理和思想来控制市民的头脑；一边则大肆勾连市井混混，以打行这种帮会武力来威胁分化民众，维持住地方士绅的权威。
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崇祯要远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在后世，人们会把他们分成两个阶级，一个叫资产阶级，一个叫无产阶级。
当他们觉醒了自身的阶级意识之后，一切的皇权、旧贵族、士绅，都将会被他们所粉碎。这两个阶级所具有的宏伟力量，将会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作为一个过来人，崇祯自然不会妄图用旧的封建理学去禁锢这一新兴阶层的人心，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试图除了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倒退，并埋葬一个旧帝国外，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因为任何封建式样的社会，都是在追求永恒的静止不变，皇帝的后代永远是皇帝，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庶民的后代永远是庶民，除了少数异类能够跃升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应当就此固定不变，这就是所谓的道不变，天亦不变。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决定了它必须要打破这种永恒不变的假象，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允许任何人给它套上禁锢生产力发展的笼头，不管对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俯视人间的神灵。
苏长青虽然不是什么哲学家，但也曾经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你想要得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你就会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
既然他选择在这个时代开启资本主义的进程，自然就没想过玩什么改良主义。为了迎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新提出一套社会伦理秩序，来维持住新的阶级社会，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然，如果他就这么照直说，恐怕就算是黄立极也是难以接受的。一旦朝中的改良主义者也开始反对改革的继续前进，那么就会让崇祯失去一群想要挽救大明的盟友，多了一群敌人。
是以，他沉默了许久，就是想着要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想法正确的传递给对方，又不至于让黄立极误会自己的用意，导致双方决裂。
沉默了半天之后，朱由检终于清了清喉咙说道：“朕自登基以来，也将近4年了，这4年里有赖内阁各位先生之辅助，朕也从当日一个无知少年，终于对治国之道有了一些体会。朕以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人民安居乐业。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黄立极欠了欠身子，很是认真的回道：“陛下才智出于天授，臣等不敢贪天之功。陛下对于治国之要务的论断，也的确是切中了要害，臣是认同的。”
见黄立极认同了自己对于治国之道的理念，朱由检于是便继续说了下去，“朕观史书，自古以来，国家想要让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官府的税收徭役要有所限制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战国时李悝曾经说过：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荀子也说过：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可见古时之人，以百亩土地而养一户人家。
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男子年15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亩，妇人20亩。当时为轮种法，故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至于桑田则每人为20亩，无桑田则授予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另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1头受田30亩，限4牛。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北魏时期，我中国还是土地多而人口少，因此只要发给贫民土地，国家就能安定下来。
然后不过百年之后，隋朝开皇年间，奴婢受田已有限制，庶人家庭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至於丁牛受田则已经取消。到了唐代奴婢及牛固不得授田，妇女亦无授田之例，只有寡妻妾可得口分田三十亩。
到了本朝开国之时，由于多年战乱地多而人少，因而鼓励开荒并不限制各家田亩之数量。但是到了近世，正如先生之前所说，天下土地多在士绅、宗室和勋贵之家，小民所占有的土地反倒是成了少数。
先生以为，今日之天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否？”
这篇文章虽然看似符合孟子的民本思想，但内里却大不相同。此文刊登出来之后，不仅士林中人对此文争论不已，就连朝中不少官员也觉得，这篇文章似乎有些偏离正道了。
臣知道，这苏长青乃是陛下用以在大明时报上刊文的一个笔名，是以臣想要请教陛下，陛下写作此文究竟有何意图？”
看着黄立极的神情，朱由检终于打消了想要随意搪塞的念头，他沉吟了许久才开口说道：“朕的意思么，在这篇文章里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么。
人民、君主和士大夫都应当清楚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所在，只有大家都在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范围内行事，我们才能消除国内现在的各种矛盾不是么？”
黄立极皱了皱眉头，他觉得崇祯依然没有将真心话完全说出来，于是便干脆的说道：“陛下可知，您这篇文章一经刊出，有许多官员就认为，此文混淆了孟子以民为本的本意。
孟子所言之民，乃读书识理之士，非普通之百姓也。此文声称人民应当明晰、了解、争取自己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陛下将地方上的士绅置于何地？
今日国朝之根本实在士绅而不在小民，江南之地士绅占九，而小民占一；其他各省之地士绅占之六、七，而小民占之三、四；唯有北方各省及西南边陲之地，经过民乱、天灾、朝廷之调整，方有士绅三、四，而小民六、七。
陛下怜悯小民而得罪士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更何况，若是民众之势大涨，士绅之权固然是大是衰减，可朝廷之权难道就不被民众所质疑了吗？”
黄立极的直言不讳，倒是让崇祯也难以再遮掩下去了，他叹了口气说道：“首辅考虑的不可谓不现实，但是朕所关注的却同首辅有所不同。只是，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黄立极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下来，他换了一个舒服一些的坐姿，然后抬头望了望窗外的阳光后说道：“陛下这间会客室的确很不错，阳光这么晒进房间来很是温暖，臣今日下午也恰好没有其他事情，只要陛下开口，臣倒是很乐意一直听下去。”
朱由检楞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虽说从他登基开始，就开始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去改造眼前的大明，这种改变他视之为改革。
但是在黄立极等协助他推动改革进程的官僚来看，所谓的改革就是类似于张江陵推行的政治和社会改良，此种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延续大明王朝的道统和法统的生命。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些推动改革官员们只是想要延续王朝的生命，而不是想要打破眼前的旧社会建立出一个新社会来。
大明的改革进行了四年之后，北方各省特别是京畿一带，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不彻底的土地变革和对工商业的大力扶持下，北京和天津已经开始了快速的向工业城市的转换过程。
四年前，天津不过是北京的附属城市，也是江南漕运进入京城的中转站，与其说它是一座城市，倒不如说是一座大仓库。但是今日的天津却是北方最大的出口贸易港口，各种新兴的工坊都建在此处。工厂主、贸易商人和各行业的工人、船员组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
至于北京，这座北方最庞大的城市，也从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开始变成了制造财富的产业城市。外城区和城市外围增长最快的产业莫过于棉纺织业和机械制造业。
曾经数以万计的匠户，数以十万计的军户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脱离了为皇室、勋戚、官僚提供专门服务的命运，他们开始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努力劳动，追逐财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效果就逐渐显现了，它打破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然后以金钱为纽带重新构筑了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各方联系。
如果说在四年前，有人向崇祯询问，北京城究竟有多少人的话，他一定会回答：“大约也就三、四万吧，剩下的那些不过是会说话的牛马而已，他们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只能服从于主人的命令。”
但是在四年后，崇祯就会回答：“这个城市起码有三、四十万认为自己是人的人，而剩下的那些牛马也正慢慢在觉醒。”
市民阶层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京城内勋贵和士绅地位的下降。事实上江南那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早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所以苏州有万民抗捐税的群体**件，松江有民抄董宦的事件。
市民阶层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表现出了压倒旧式封建士绅的力量。为了能够控制分化这股力量，江南士大夫们一边大力推动书院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试图用儒家伦理和思想来控制市民的头脑；一边则大肆勾连市井混混，以打行这种帮会武力来威胁分化民众，维持住地方士绅的权威。
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崇祯要远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在后世，人们会把他们分成两个阶级，一个叫资产阶级，一个叫无产阶级。
当他们觉醒了自身的阶级意识之后，一切的皇权、旧贵族、士绅，都将会被他们所粉碎。这两个阶级所具有的宏伟力量，将会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作为一个过来人，崇祯自然不会妄图用旧的封建理学去禁锢这一新兴阶层的人心，因为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试图除了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倒退，并埋葬一个旧帝国外，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因为任何封建式样的社会，都是在追求永恒的静止不变，皇帝的后代永远是皇帝，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庶民的后代永远是庶民，除了少数异类能够跃升阶层之外，整个社会应当就此固定不变，这就是所谓的道不变，天亦不变。
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决定了它必须要打破这种永恒不变的假象，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允许任何人给它套上禁锢生产力发展的笼头，不管对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还是俯视人间的神灵。
苏长青虽然不是什么哲学家，但也曾经听说过这么一句话，你想要得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你就会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
既然他选择在这个时代开启资本主义的进程，自然就没想过玩什么改良主义。为了迎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新提出一套社会伦理秩序，来维持住新的阶级社会，也就成为了必然。
当然，如果他就这么照直说，恐怕就算是黄立极也是难以接受的。一旦朝中的改良主义者也开始反对改革的继续前进，那么就会让崇祯失去一群想要挽救大明的盟友，多了一群敌人。
是以，他沉默了许久，就是想着要如何才能把自己的想法正确的传递给对方，又不至于让黄立极误会自己的用意，导致双方决裂。
沉默了半天之后，朱由检终于清了清喉咙说道：“朕自登基以来，也将近4年了，这4年里有赖内阁各位先生之辅助，朕也从当日一个无知少年，终于对治国之道有了一些体会。朕以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人民安居乐业。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黄立极欠了欠身子，很是认真的回道：“陛下才智出于天授，臣等不敢贪天之功。陛下对于治国之要务的论断，也的确是切中了要害，臣是认同的。”
见黄立极认同了自己对于治国之道的理念，朱由检于是便继续说了下去，“朕观史书，自古以来，国家想要让人民安居乐业，除了官府的税收徭役要有所限制之外，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解决土地分配问题。
战国时李悝曾经说过：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荀子也说过：八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可见古时之人，以百亩土地而养一户人家。
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男子年15岁以上受露田(只种谷物)40亩，妇人20亩。当时为轮种法，故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至于桑田则每人为20亩，无桑田则授予麻田，男子10亩，妇人5亩。另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耕牛1头受田30亩，限4牛。
由此可见，从战国到北魏时期，我中国还是土地多而人口少，因此只要发给贫民土地，国家就能安定下来。
然后不过百年之后，隋朝开皇年间，奴婢受田已有限制，庶人家庭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至於丁牛受田则已经取消。到了唐代奴婢及牛固不得授田，妇女亦无授田之例，只有寡妻妾可得口分田三十亩。
到了本朝开国之时，由于多年战乱地多而人少，因而鼓励开荒并不限制各家田亩之数量。但是到了近世，正如先生之前所说，天下土地多在士绅、宗室和勋贵之家，小民所占有的土地反倒是成了少数。
先生以为，今日之天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