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立极的质问，崔呈秀毫不犹豫的回道：“若不是想要谋朝篡位，他们何以不在国务会议，当着陛下的面反对。反倒是要等陛下出京之后，方才私下串联，煽动民众反对国家既定之政策？
我看他们反对土改是假，煽动民众闹事方才是真的。否则为何早不反对，迟不反对，偏偏等到陛下在塞外同后金大军对阵之时，他们跑出来反对了？
谁不知道，河北乃是京畿周边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时候煽动河北士民闹事，他们难道不是替后金充当内应，试图断绝陛下回京之路吗？”
在黄立极看来，崔呈秀简直是疯癫了，哪怕崇祯这封亲笔信再怎么措辞严厉，也不至于将那些反对的士绅官员扣谋逆和后金奸细的罪名，这完全是不死不休的架势啊。
不过他看了一眼书信边放着的，那只装有传国玉玺的锦盒，终于还是打消了拦阻崔呈秀的念头。
作为一个等待权力交接的内阁首辅，黄立极此刻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在河北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只有同山东相邻的河间、广平、大名三府，因为山东士绅的介入而停下了土地改革的推行后，黄立极也还是能够接受双方进行妥协的。
只不过黄立极也没能料到，那些山东士绅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而河北地区的一些士绅和朝的官员立刻借着此事要翻案，试图将河北已经完成的土地改革，也要拿出来重新整改。这直接导致了河北地方百姓的不满，将一件原本他眼的小事闹得沸沸扬扬，也令的朝堂枢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如果皇帝还在塞外同后金僵持不下，或是吃了一次小亏，那么这件事最终说不得还真要向那些反对土改的士绅官僚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保证京畿之地的安定。
可是现在，皇帝不仅击退了后金，还趁机收复了河套地区，令察哈尔部臣服于大明，并献出了传国玉玺。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继续对反对派进行妥协，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现在崔呈秀往这些反对派头扣这么大的帽子，何尝不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立场，以试图弥补此前想要和那些反对派进行妥协的错误。
到了今时今日，朝官员们又有谁会看不清楚，崇祯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北方最大的一股力量。不管是军队、百姓还是商业，北方士绅实在是难以同皇帝的影响力进行抗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因为北方士绅实在是三面受敌，一是政治被南方士绅所打压，除掉新式的学校体系，以南方财力为后盾的南方的书院，完全碾压了北方的士绅之家。
二是北方连年的气候反常，带来了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也使得北方各地流民和灾民遍地，稍有不甚便是地方出现小规模的民变，使得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三则是后金在北面的崛起，不仅直接打击了占领区的士绅家族，更是对整个北方各省的安全造成了压力，使得边境不少士绅之家也难以免去官府的徭役。
自崇祯登基以来，他所推动的改革，一直是在解决这三个问题，自然也得到了大多数北方士绅的支持。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皇帝也将北方的军事、人事和财政之权收拢到了自己手。
内阁虽说被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国家的行政之权，但是只要以三样权力在皇帝手，内阁也只有做事的权力，而别想凌驾于皇权之。
以黄立极、崔呈秀、冯铨为首的北方士绅，虽然现在看似掌握着朝廷枢大权，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若是没有皇帝在背后支持他们，南方士绅眨眼之间能把他们撕个粉碎。
他们现在的状况看似烈火烹油，但形势之危险，还要超过当初天启皇帝驾崩的时候。一旦崇祯抛弃了他们，他们便别想指望向南方士绅示好，来躲过对方的政治清算，因为皇帝也是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本着等待崇祯和钱谦益回京，准备交付首辅之位的黄立极，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冷眼旁观。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既然是谋逆这样的大案，恐怕土地改革委员会是难以侦查办理此案的。你打算让谁去查这件案子？”
崔呈秀和冯铨顿时将目光转向了一边站立的张世杰，似乎打算点他的名头去办事。
张世杰赶紧拱手回道：“下官还在孝期之，恐怕不方便出面办理此案。如果几位大人想要办理此案，下官倒是有个人选，是千户赵一玮。”
黄立极顿时皱起了眉头，“赵一玮？是主持锦州肃反，最后被辽西军将投诉的那个酷吏？他回京之后都在做些什么？”
对于黄立极的反感，张世杰只能打着哈哈说道：“能替陛下办事的锦衣卫已经不多了，这位赵千户虽然行事有些严苛，却真是在为国效力，陛下也是知道的。
赵千户回京之后便一直呆在南镇抚司内管理我锦衣卫档，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因此下官以为，应当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
黄立极还打算再说点什么，崔呈秀已经呵呵笑着说道：“我倒是觉得这位赵千户不错，这对付内部的奸细自然要严苛一些，宁可让人有所抱怨，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奸细。
黄首辅，我看这谋逆大案交给赵千户去处置，至于我等还是继续推动土地改革，不要让一些漏之鱼跳出来恶心人了…”
正在南镇抚司占地面积广阔的书院内，安心整理着卷宗目录的赵一玮，很快便接到了下属小吏疾驰而来报告的消息。哪怕皇帝再怎么整顿锦衣卫，这种内部消息的流传都是难以截断的，毕竟在这样的权力机构做事，因为信息不畅而导致站队错误，那可是要出人命的。
赵一玮听到下吏传来，自己将要复起的消息，倒也没有兴奋的跳跃起来，依旧不紧不慢的在书单完整的录了书名，才对着属下说道：“去，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准备迎接都指挥使巡阅书院…”
在北京准备再次掀起一场政治风暴时，本应返回京城的钱谦益却借口发了足疾，停留在了南京。
之所以他会如此，正是听说了皇帝出京避暑，而朝廷却掀起了对衍圣公案和运河士绅串联围攻衙门并杀人案的调查。
钱谦益在南方赈灾一事形象良好，加有大明时报的吹嘘，一时之间舆论疯传他将要接替内阁首辅的说法也很是流行。钱谦益自然知道，这是皇帝在对外吹风，好让他顺理成章的接替内阁首辅的位子。
越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便越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行差踏错而毁坏了自己的名声，从而给自己的政敌找到把柄。内阁阁老算是从前，也是官员们视为仕途最高顶点的荣誉，更不必提今日的内阁首辅权柄之重，已经和昔日的丞相相去不远了。
以往内阁更替人选，自然是以廷推为准。主要还是看预选官员的资历和人望，登基没有多久的皇帝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些推举来的官员，究竟有没有真实才干的。
但是随着内阁官制进行改革之后，虽然皇帝没有取消廷推这一环节，但是却预先设立了从地方到央的官员重点关注培养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光凭资历和人望，却没能进入这份名单的人选，显然是无法被推荐到廷推名单的，否则是在打吏部的脸了。
而能够进入这份名单之内的官员，除了资历和人望之外，政绩和才干都必须有一定的水准。也是说，和钱谦益进行竞争内阁首辅的官员，不再是那些论资排辈的无能官僚，而是有着一定政治斗争经验的官员。
钱谦益现在能够力压同僚，自然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入了皇帝的眼。但只要他一日没有坐内阁首辅的位子，未必能够确定，他是黄立极的接班人。
不管是衍圣公一案，还是运河士绅串联围攻衙门并杀人一案，这两个案子牵涉到的，一是圣人之后；一是南直隶的士绅团体。都不是好轻易得罪的对象。
作为江南坛的领袖，新东林党的魁首，他的基本支持者无不同两者有关。一旦他回到了京城，势必要被人逼着表态，只要表态会得罪一方。
不管是得罪自己的支持者，还是得罪现今朝堂的执政者，都会被某一方视为背叛者。这都很有可能令他远离内阁首辅的宝座，因此他干脆便听从了门生瞿式耜的建议。
既然皇帝现在出京巡视草原，他也没必要急于回京，陷入京城的政治旋涡之。倒不如在南京停留一段时间，一来可以交好江南士绅，为今后执政打好基础；二来便是避过京城的政治风波。
瞿式耜的建议，倒是大得钱谦益之心。生平顺顺利利的他，一向少有直面麻烦的勇气，更何况京城还有崔呈秀这样的大敌时时窥伺在旁，因此他很快便以足疾为名留在了南京。
不过其实，南京也并非是一个歌舞升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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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们反对土改是假，煽动民众闹事方才是真的。否则为何早不反对，迟不反对，偏偏等到陛下在塞外同后金大军对阵之时，他们跑出来反对了？
谁不知道，河北乃是京畿周边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时候煽动河北士民闹事，他们难道不是替后金充当内应，试图断绝陛下回京之路吗？”
在黄立极看来，崔呈秀简直是疯癫了，哪怕崇祯这封亲笔信再怎么措辞严厉，也不至于将那些反对的士绅官员扣谋逆和后金奸细的罪名，这完全是不死不休的架势啊。
不过他看了一眼书信边放着的，那只装有传国玉玺的锦盒，终于还是打消了拦阻崔呈秀的念头。
作为一个等待权力交接的内阁首辅，黄立极此刻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在河北大部分地区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只有同山东相邻的河间、广平、大名三府，因为山东士绅的介入而停下了土地改革的推行后，黄立极也还是能够接受双方进行妥协的。
只不过黄立极也没能料到，那些山东士绅得了便宜还要卖乖。而河北地区的一些士绅和朝的官员立刻借着此事要翻案，试图将河北已经完成的土地改革，也要拿出来重新整改。这直接导致了河北地方百姓的不满，将一件原本他眼的小事闹得沸沸扬扬，也令的朝堂枢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
如果皇帝还在塞外同后金僵持不下，或是吃了一次小亏，那么这件事最终说不得还真要向那些反对土改的士绅官僚作出较大的让步，以保证京畿之地的安定。
可是现在，皇帝不仅击退了后金，还趁机收复了河套地区，令察哈尔部臣服于大明，并献出了传国玉玺。在这样的局势下，他们继续对反对派进行妥协，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现在崔呈秀往这些反对派头扣这么大的帽子，何尝不是向皇帝表明自己的立场，以试图弥补此前想要和那些反对派进行妥协的错误。
到了今时今日，朝官员们又有谁会看不清楚，崇祯已经牢牢的掌握住了北方最大的一股力量。不管是军队、百姓还是商业，北方士绅实在是难以同皇帝的影响力进行抗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便是因为北方士绅实在是三面受敌，一是政治被南方士绅所打压，除掉新式的学校体系，以南方财力为后盾的南方的书院，完全碾压了北方的士绅之家。
二是北方连年的气候反常，带来了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也使得北方各地流民和灾民遍地，稍有不甚便是地方出现小规模的民变，使得士绅在地方的影响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三则是后金在北面的崛起，不仅直接打击了占领区的士绅家族，更是对整个北方各省的安全造成了压力，使得边境不少士绅之家也难以免去官府的徭役。
自崇祯登基以来，他所推动的改革，一直是在解决这三个问题，自然也得到了大多数北方士绅的支持。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皇帝也将北方的军事、人事和财政之权收拢到了自己手。
内阁虽说被扩大了权力，掌握了国家的行政之权，但是只要以三样权力在皇帝手，内阁也只有做事的权力，而别想凌驾于皇权之。
以黄立极、崔呈秀、冯铨为首的北方士绅，虽然现在看似掌握着朝廷枢大权，但是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若是没有皇帝在背后支持他们，南方士绅眨眼之间能把他们撕个粉碎。
他们现在的状况看似烈火烹油，但形势之危险，还要超过当初天启皇帝驾崩的时候。一旦崇祯抛弃了他们，他们便别想指望向南方士绅示好，来躲过对方的政治清算，因为皇帝也是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本着等待崇祯和钱谦益回京，准备交付首辅之位的黄立极，思考再三之后还是决定冷眼旁观。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既然是谋逆这样的大案，恐怕土地改革委员会是难以侦查办理此案的。你打算让谁去查这件案子？”
崔呈秀和冯铨顿时将目光转向了一边站立的张世杰，似乎打算点他的名头去办事。
张世杰赶紧拱手回道：“下官还在孝期之，恐怕不方便出面办理此案。如果几位大人想要办理此案，下官倒是有个人选，是千户赵一玮。”
黄立极顿时皱起了眉头，“赵一玮？是主持锦州肃反，最后被辽西军将投诉的那个酷吏？他回京之后都在做些什么？”
对于黄立极的反感，张世杰只能打着哈哈说道：“能替陛下办事的锦衣卫已经不多了，这位赵千户虽然行事有些严苛，却真是在为国效力，陛下也是知道的。
赵千户回京之后便一直呆在南镇抚司内管理我锦衣卫档，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因此下官以为，应当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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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在南方赈灾一事形象良好，加有大明时报的吹嘘，一时之间舆论疯传他将要接替内阁首辅的说法也很是流行。钱谦益自然知道，这是皇帝在对外吹风，好让他顺理成章的接替内阁首辅的位子。
越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便越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唯恐行差踏错而毁坏了自己的名声，从而给自己的政敌找到把柄。内阁阁老算是从前，也是官员们视为仕途最高顶点的荣誉，更不必提今日的内阁首辅权柄之重，已经和昔日的丞相相去不远了。
以往内阁更替人选，自然是以廷推为准。主要还是看预选官员的资历和人望，登基没有多久的皇帝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些推举来的官员，究竟有没有真实才干的。
但是随着内阁官制进行改革之后，虽然皇帝没有取消廷推这一环节，但是却预先设立了从地方到央的官员重点关注培养名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光凭资历和人望，却没能进入这份名单的人选，显然是无法被推荐到廷推名单的，否则是在打吏部的脸了。
而能够进入这份名单之内的官员，除了资历和人望之外，政绩和才干都必须有一定的水准。也是说，和钱谦益进行竞争内阁首辅的官员，不再是那些论资排辈的无能官僚，而是有着一定政治斗争经验的官员。
钱谦益现在能够力压同僚，自然不是他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入了皇帝的眼。但只要他一日没有坐内阁首辅的位子，未必能够确定，他是黄立极的接班人。
不管是衍圣公一案，还是运河士绅串联围攻衙门并杀人一案，这两个案子牵涉到的，一是圣人之后；一是南直隶的士绅团体。都不是好轻易得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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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得罪自己的支持者，还是得罪现今朝堂的执政者，都会被某一方视为背叛者。这都很有可能令他远离内阁首辅的宝座，因此他干脆便听从了门生瞿式耜的建议。
既然皇帝现在出京巡视草原，他也没必要急于回京，陷入京城的政治旋涡之。倒不如在南京停留一段时间，一来可以交好江南士绅，为今后执政打好基础；二来便是避过京城的政治风波。
瞿式耜的建议，倒是大得钱谦益之心。生平顺顺利利的他，一向少有直面麻烦的勇气，更何况京城还有崔呈秀这样的大敌时时窥伺在旁，因此他很快便以足疾为名留在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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