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笪继良的报告之后，除了皇帝和户部尚书郭允厚之外，内阁其他成员都和钱谦益一般，都陷入了震惊。在这崇祯登基之前的大明内阁，日常的主要工作还是等待问题出现之后再试图解决问题。
可是随着各地统计局、税务局、物价局和粮食局的建立，内阁对于大明各地的状况倒是不再一无所知了，但从而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各地那些一直被地方官员拖延和掩盖的矛盾，清清楚楚的摆在了内阁大臣们的面前。
内阁自然不能学那些地方官员装鸵鸟，无视这些社会问题，直到它们爆发为止。毕竟有崇祯这样的皇帝在边上监督着，又有改革之后的内阁责任制约束着，想要混日子熬资历的官僚已经大多被剔除在了内阁之外。
但是想要在问题爆发之前解决问题，对于大明的官僚来说就是一个艰难的转变。除了一小部分官员进入仕途是为了变革这个世风日坏的社会外，大多数官僚都已经接受了大明官场长久以来的潜规则，混日子熬资历等着告老还乡当士绅，平安无事便是做官的第一要务。
事实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改革都会被整个官僚集团视为无事生非的多事之举，而提出改革的官员则会被视为官场上的异端。
毕竟当年张江陵的改革已经让大明的官员意识到，所谓的改革就是抢夺官僚士绅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就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对于官员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不是外有后金这样的强敌迫境，内有奢安之乱及各地连续不断的灾荒导致的平民暴动，大明的官僚士绅是绝不会默许崇祯推动改革的。
但即便是如此，没有感受到各种威胁的江南士绅，依然是反对朝廷改革的中坚力量。只有那些真正面临了社会动荡的北方士绅，才会转变了往日的态度支持改革。
可支持改革归支持改革，想要让这些思维已经差不多被四书五经固化了的官僚们去解决实际问题，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筹莫展的。特别是今日面对如此宏观的一个问题，大明人口数量及年粮食生产量之间的矛盾。
如果崇祯现在随便挑一位大明官员出来询问：某地的粮食缺乏了怎么办？百分之百的官员都会回答：先由朝廷调拨外地粮食赈济，然后在当地兴修水利，确保来年的收成。
如果再问：若是外地的粮食也难以调拨，且兴修水利也不能避免下一年度继续干旱，怎么办？那么多数的官员只会说：尽人事而顺天命。少数的官员则是真正要求神拜佛，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了。
这样的回答，现在的崇祯已经不会感到意外和愤慨了。因为这些官僚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些内容，在没有外力敲破他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前，你就不能指望听到与众不同的回答。因为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舍中华之外尽皆蛮夷…中华物阜民丰，岂是海外蛮荒之地能够比拟的。
在听了钱谦益等阁臣说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言论之后，朱由检终于出声制止了他们说道：“朕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听你们给朕讲什么大道理。
现在大明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一亿八千万国民的吃饭问题，而不是奢谈什么以后。如果解决不了国民的吃饭问题，大明还有以后可言吗？”
钱谦益等阁臣顿时住了嘴，蒋德璟看了同僚们一眼，咬了咬牙终于开口说道：“陛下，按照刚刚笪侍郎的说法，我大明的粮食总产量固然是岌岌可危，但是最让人诟病的难道不是粮食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如果现在大明的粮食年生产总数能够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身上，那么就算粮食总数不足，也不至于变成一些地区的百姓难以生存下去啊。
臣以为，在无法迅速提高粮食年产量的状况下，朝廷应当出具一些政策，调整粮食分配上的不公。比如减少地租和降低对于农民的贷款利息等等，让百姓手中留有更多的结余，以便他们抵抗灾害年景…”
听完了蒋德璟的建议之后，朱由检看了一眼沉默的众人后说道：“朕觉得蒋先生说的不错，朝廷不仅要关注粮食生产上的问题，同样也要关注粮食分配上的问题。各位先生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如果你们有比蒋先生更好的主意，不妨继续提出来。”
皇帝补充的最后一句，顿时打消了几位阁臣想说的话语。他们虽然支持改革，但是对于这种更进一步的干涉士绅地主对于自家土地的经营权力及农村中贷款利息的限制，心中未免都有些不舒服。
不过想要让他们提出比蒋德璟更为有效的主意，这对他们来说显然又太难了。因此在皇帝的注视下，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
朱由检等待了几分钟，见到没人出声便张口说道：“既然大家都没有更好的建议，朕以为就照着蒋先生的主张，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关于粮食生产及粮食分配中出现的问题，以便粮食局能够更好的收储粮食。
嗯，这个机构就叫做粮食委员会，朕担任委员会的主任一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委员会可以直接呈报给朕处理。郭尚书、蒋先生、笪侍郎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日常工作就交给你们来处理。
各位先生们对朕的决定可有异议？”
在崇祯的压力下，钱谦益第一个带头支持道：“陛下的决定很是妥当，臣没有异议。”随着首辅的出声，其他人也接连向皇帝表示了支持。
朱由检这才点了点头说道：“对粮食分配进行控制，终究只是缓和地方上矛盾的治标之策。想要最终解决粮食和人口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要依赖于粮食年生产总量要能够满足于国民的需求。
就目前来看，想要提升粮食年生产总量，无非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兴修水利；第二、培育和推广良种，包括那些从海外引入的新物种；第三、肥料的供应；第四、加快对于海外农业的投入，从而提高海外粮食的输入数额。
第一、二、三项，农业部一直在进行，朕以为暂时也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余地了。但是对于第四项，朕以为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和大明北方相比，大明南方的农业生产条件显然更好，但是同大明南方相比，越南、柬埔寨、西贡地区、泰国、菲律宾、台湾、爪哇等东南亚地方的农业条件也更为不错。
就目前来看，一年从海外输入700余万石粮食的数量显然有些偏低了。朕以为，三年之内翻上一番，十年之内达到3000万石一年，方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3000万石粮食，这几乎是10余万顷良田的产出了。钱谦益一时便有些不忍心起来了，“一下子对海外藩国施加这么大压力，会不会引起这些藩国的不满？”
郭允厚立刻反驳道：“今日之势，当先顾里后顾外。且东南亚各藩国未开发的土地比比皆是，只要他们努力去耕作，不要说3000万石粮食，即便是再多一倍也拿的出来。
臣以为，国家还应当加快向东南亚藩国移民的举措。每年若是多移民十万人，就等于是节约了40万石的粮食，这也是釜底抽薪之计啊…”
和内阁的这些同僚相比，户部官员在思想上显然要灵活且市侩的多了。对于皇帝所言的，提高海外粮食输入数量问题，每年最起码也能为户部带来上千万的利益，这也由不得郭允厚不出声支持皇帝。
郭允厚代表户部的出声，使得其他阁臣的反对声音顿时都低落了下去。在责任制的束缚下，阁臣不仅仅代表着自己，更要考虑自己分管部门的利益，否则他们就会首先被部下所抛弃。在这个时候，仁义道德显然是比不上金钱利益的重要性的。
随之而后的，崇祯提出以内务府同朝廷共同投资建造一只吨位不少于五万吨的粮食专业运输船队的建议，最终抹平了户部同内阁其他阁臣之间的分歧，结束了关于这件事的讨论。
而崇祯九年六月，大明商船登记的吨位，已经超过了35万吨，这个商船增加数量的速度，已经极大的超过了当初内务府的预估。
当然，这些商船的样式大多还是传统船型。只不过在朝廷收紧了对于船只建造规格及质量的审查，加上全面开海后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引起木价上涨，使得许多大明商人在海外林木丰盛的地方大肆投资兴建船厂了。
原本大明国内的船价是海外船价的三分之一，但是到了大明崇祯九年，海外修建的船只反而比国内的船只便宜了三分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木价便宜，另一方面就是海外船只使用的木头干燥程度不一，造成船只的质量参差不齐。
但是不管怎么说，造船业的野蛮生长，正在极力弥补着大明海上运输能力不足的状况。昔日崇祯制定的数十年造船目标，现在看起来不消十年就能完成了。
国内：天津、连云港、南京、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海外：釜山、长崎、大阪、海参崴、基隆、马尼拉、渤泥、曼谷、西贡。总计16个造船中心正在初步形成，至于其他的民用造船厂更是不计其数，每年预计这一区域的船只下水总吨位就达到了近10万吨。
航运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也使得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更为紧密的联合了起来。当然，船只修建的吨位也在不断的提升着，300-500吨之间的中式商船，正在成为这一海域上航行的主流船型。
而这一吨位级别的船只，也正是跨洋航行的入门级别，即便没有官方的鼓励，民间的商船也开始踏足于从前未曾前往过的海域了。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正在一个个的被大明商人们重新发现。
这一次朝廷颁发的，五万吨级粮食船队的修建计划，无疑给了这些船厂打了一记兴奋剂，让这些船厂所在地区的经济更加的景气了起来。而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沿海地区的百姓，很难再感受到内陆受灾地区所带来的影响，这也维护住了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稳定。
可是随着各地统计局、税务局、物价局和粮食局的建立，内阁对于大明各地的状况倒是不再一无所知了，但从而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各地那些一直被地方官员拖延和掩盖的矛盾，清清楚楚的摆在了内阁大臣们的面前。
内阁自然不能学那些地方官员装鸵鸟，无视这些社会问题，直到它们爆发为止。毕竟有崇祯这样的皇帝在边上监督着，又有改革之后的内阁责任制约束着，想要混日子熬资历的官僚已经大多被剔除在了内阁之外。
但是想要在问题爆发之前解决问题，对于大明的官僚来说就是一个艰难的转变。除了一小部分官员进入仕途是为了变革这个世风日坏的社会外，大多数官僚都已经接受了大明官场长久以来的潜规则，混日子熬资历等着告老还乡当士绅，平安无事便是做官的第一要务。
事实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改革都会被整个官僚集团视为无事生非的多事之举，而提出改革的官员则会被视为官场上的异端。
毕竟当年张江陵的改革已经让大明的官员意识到，所谓的改革就是抢夺官僚士绅的利益。这样的改革就算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对于官员们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不是外有后金这样的强敌迫境，内有奢安之乱及各地连续不断的灾荒导致的平民暴动，大明的官僚士绅是绝不会默许崇祯推动改革的。
但即便是如此，没有感受到各种威胁的江南士绅，依然是反对朝廷改革的中坚力量。只有那些真正面临了社会动荡的北方士绅，才会转变了往日的态度支持改革。
可支持改革归支持改革，想要让这些思维已经差不多被四书五经固化了的官僚们去解决实际问题，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一筹莫展的。特别是今日面对如此宏观的一个问题，大明人口数量及年粮食生产量之间的矛盾。
如果崇祯现在随便挑一位大明官员出来询问：某地的粮食缺乏了怎么办？百分之百的官员都会回答：先由朝廷调拨外地粮食赈济，然后在当地兴修水利，确保来年的收成。
如果再问：若是外地的粮食也难以调拨，且兴修水利也不能避免下一年度继续干旱，怎么办？那么多数的官员只会说：尽人事而顺天命。少数的官员则是真正要求神拜佛，以求来年风调雨顺了。
这样的回答，现在的崇祯已经不会感到意外和愤慨了。因为这些官僚从小接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些内容，在没有外力敲破他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前，你就不能指望听到与众不同的回答。因为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舍中华之外尽皆蛮夷…中华物阜民丰，岂是海外蛮荒之地能够比拟的。
在听了钱谦益等阁臣说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言论之后，朱由检终于出声制止了他们说道：“朕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听你们给朕讲什么大道理。
现在大明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这一亿八千万国民的吃饭问题，而不是奢谈什么以后。如果解决不了国民的吃饭问题，大明还有以后可言吗？”
钱谦益等阁臣顿时住了嘴，蒋德璟看了同僚们一眼，咬了咬牙终于开口说道：“陛下，按照刚刚笪侍郎的说法，我大明的粮食总产量固然是岌岌可危，但是最让人诟病的难道不是粮食分配不公的问题吗？
如果现在大明的粮食年生产总数能够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身上，那么就算粮食总数不足，也不至于变成一些地区的百姓难以生存下去啊。
臣以为，在无法迅速提高粮食年产量的状况下，朝廷应当出具一些政策，调整粮食分配上的不公。比如减少地租和降低对于农民的贷款利息等等，让百姓手中留有更多的结余，以便他们抵抗灾害年景…”
听完了蒋德璟的建议之后，朱由检看了一眼沉默的众人后说道：“朕觉得蒋先生说的不错，朝廷不仅要关注粮食生产上的问题，同样也要关注粮食分配上的问题。各位先生对此有什么不同意见？如果你们有比蒋先生更好的主意，不妨继续提出来。”
皇帝补充的最后一句，顿时打消了几位阁臣想说的话语。他们虽然支持改革，但是对于这种更进一步的干涉士绅地主对于自家土地的经营权力及农村中贷款利息的限制，心中未免都有些不舒服。
不过想要让他们提出比蒋德璟更为有效的主意，这对他们来说显然又太难了。因此在皇帝的注视下，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
朱由检等待了几分钟，见到没人出声便张口说道：“既然大家都没有更好的建议，朕以为就照着蒋先生的主张，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关于粮食生产及粮食分配中出现的问题，以便粮食局能够更好的收储粮食。
嗯，这个机构就叫做粮食委员会，朕担任委员会的主任一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委员会可以直接呈报给朕处理。郭尚书、蒋先生、笪侍郎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日常工作就交给你们来处理。
各位先生们对朕的决定可有异议？”
在崇祯的压力下，钱谦益第一个带头支持道：“陛下的决定很是妥当，臣没有异议。”随着首辅的出声，其他人也接连向皇帝表示了支持。
朱由检这才点了点头说道：“对粮食分配进行控制，终究只是缓和地方上矛盾的治标之策。想要最终解决粮食和人口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要依赖于粮食年生产总量要能够满足于国民的需求。
就目前来看，想要提升粮食年生产总量，无非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兴修水利；第二、培育和推广良种，包括那些从海外引入的新物种；第三、肥料的供应；第四、加快对于海外农业的投入，从而提高海外粮食的输入数额。
第一、二、三项，农业部一直在进行，朕以为暂时也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余地了。但是对于第四项，朕以为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和大明北方相比，大明南方的农业生产条件显然更好，但是同大明南方相比，越南、柬埔寨、西贡地区、泰国、菲律宾、台湾、爪哇等东南亚地方的农业条件也更为不错。
就目前来看，一年从海外输入700余万石粮食的数量显然有些偏低了。朕以为，三年之内翻上一番，十年之内达到3000万石一年，方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3000万石粮食，这几乎是10余万顷良田的产出了。钱谦益一时便有些不忍心起来了，“一下子对海外藩国施加这么大压力，会不会引起这些藩国的不满？”
郭允厚立刻反驳道：“今日之势，当先顾里后顾外。且东南亚各藩国未开发的土地比比皆是，只要他们努力去耕作，不要说3000万石粮食，即便是再多一倍也拿的出来。
臣以为，国家还应当加快向东南亚藩国移民的举措。每年若是多移民十万人，就等于是节约了40万石的粮食，这也是釜底抽薪之计啊…”
和内阁的这些同僚相比，户部官员在思想上显然要灵活且市侩的多了。对于皇帝所言的，提高海外粮食输入数量问题，每年最起码也能为户部带来上千万的利益，这也由不得郭允厚不出声支持皇帝。
郭允厚代表户部的出声，使得其他阁臣的反对声音顿时都低落了下去。在责任制的束缚下，阁臣不仅仅代表着自己，更要考虑自己分管部门的利益，否则他们就会首先被部下所抛弃。在这个时候，仁义道德显然是比不上金钱利益的重要性的。
随之而后的，崇祯提出以内务府同朝廷共同投资建造一只吨位不少于五万吨的粮食专业运输船队的建议，最终抹平了户部同内阁其他阁臣之间的分歧，结束了关于这件事的讨论。
而崇祯九年六月，大明商船登记的吨位，已经超过了35万吨，这个商船增加数量的速度，已经极大的超过了当初内务府的预估。
当然，这些商船的样式大多还是传统船型。只不过在朝廷收紧了对于船只建造规格及质量的审查，加上全面开海后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引起木价上涨，使得许多大明商人在海外林木丰盛的地方大肆投资兴建船厂了。
原本大明国内的船价是海外船价的三分之一，但是到了大明崇祯九年，海外修建的船只反而比国内的船只便宜了三分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外的木价便宜，另一方面就是海外船只使用的木头干燥程度不一，造成船只的质量参差不齐。
但是不管怎么说，造船业的野蛮生长，正在极力弥补着大明海上运输能力不足的状况。昔日崇祯制定的数十年造船目标，现在看起来不消十年就能完成了。
国内：天津、连云港、南京、上海、宁波、福州、广州；海外：釜山、长崎、大阪、海参崴、基隆、马尼拉、渤泥、曼谷、西贡。总计16个造船中心正在初步形成，至于其他的民用造船厂更是不计其数，每年预计这一区域的船只下水总吨位就达到了近10万吨。
航运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也使得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更为紧密的联合了起来。当然，船只修建的吨位也在不断的提升着，300-500吨之间的中式商船，正在成为这一海域上航行的主流船型。
而这一吨位级别的船只，也正是跨洋航行的入门级别，即便没有官方的鼓励，民间的商船也开始踏足于从前未曾前往过的海域了。太平洋上的诸多岛屿，正在一个个的被大明商人们重新发现。
这一次朝廷颁发的，五万吨级粮食船队的修建计划，无疑给了这些船厂打了一记兴奋剂，让这些船厂所在地区的经济更加的景气了起来。而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得沿海地区的百姓，很难再感受到内陆受灾地区所带来的影响，这也维护住了大半个中国的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