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按照哲学思想去解释，就是矛盾的激烈冲突，是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的一切手段的总和。虽然朱由检从登基时起，就一直在告诫朝中的官员，不允许他们拉帮结派的在朝廷上搞党派斗争。
但是在崇祯十二年天灾的影响下，朱由检不得不对那些试图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否定朝廷改革大局的读人、官吏，采用了教科式的政治斗争方式。经历过后世信息时代的苏长青，显然比这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一旦舆论爆发之后，问题本身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斗争双方各自所坚持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沉默的大多数，愿意跟随的不是什么真理，而是在斗争中胜出的一方。胜者赢得一切，败者失去所有，这就是政治斗争中最为残酷的一面。正因为政治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立场之后就很难再变更自己的立场，否则他首先就会被本方同志清剿。
西方的教宗曾经说过，异端比异教徒更应该下火狱。这在政治斗争中同样适用，叛徒可比敌人更为可恶。因此一旦在政治斗争中明确了立场，即便自己的同志之中出现了猪队友，本着维护派系的利益，众人也要极力为同志进行辩护，而把对错先放在一边。
对于朱由检来说，大明朝堂上的党争，其实和后世论坛上口水争论贴没什么区别。一位官员提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建议，某位和他不对付的官员先反驳了这个建议，接着又嘲讽了这位官员几句，然后争论就开始升级，直到把两位官员的亲朋好友恩师门生都扯进这个旋涡为止。
因此，对付这些无聊的党争高手，最快的解决办法不是和他争吵，而是删帖禁言。当今年南方的第一批秋粮解运到北方灾区之后，朱由检便趁着舆论注意力的转向，批准了钱谦益提出的流放这些妄议朝政的文人官吏的建议。
只不过他拒绝了钱谦益提出的，对这些人员进行一次走过场的审讯和集中流放到济州岛的主张。天人感应说虽然一直被历代学者们所驳斥，但是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局限性，这套理论在民间还是很有市场的。
朱由检公开驳斥天人感应说，这个大家勉强能够保持沉默。但是使用这个罪名去审判这么一群读人，天知道过堂的时候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他可不愿意把刑部大堂变成这些读人的个人发布会，从而引起百姓对于这些人的同情。
直接宣布惩罚结果，拆散流放海外属地，并固定流放年限，崇祯终于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删帖禁言。而正如他所预料的，当灾区收到粮食之后，北方士民的舆论风向开始大变，将这些左顺门上的读人和官吏指斥为居心叵测之徒，原本还有些声音的江南士绅，完全被大明的舆论主流观点给边缘化了。
除了舆论风向上支持朝廷和皇帝的言论压倒了质疑者的声音之外，黔国公沐天波对于南京军务的整顿和对余粮征集制度的支持，也使得江南士绅们再也无法顾及到关在刑部大狱内的金圣叹、吴伟业等人了。
虽说崇祯登基之后缩小了南直隶的辖区，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基本掌控了一切。比如之前掌握南京军务的南京守备朱国弼和南京镇守太监曹化淳，都是极受江南文人推崇的亲近正人君子的贵戚权要。
一个勋贵，一个太监，这两个原本最应该效忠于皇帝的人，在南京却成为了文人推崇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就如一群老鼠赞美守卫粮仓的猫尽忠职守一样荒谬可笑。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不是一个笑话，是大明朝的现实。
皇帝委派两人管理南京军务并监督南方士绅，结果他们却成为了江南士绅的好朋友，这显然已经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的根基有多厚。反过来也说明了，南京对于江南士绅有多重要。
沐天波在南京打出的这套乱拳，生生把南京城的勋贵们打的蒙头转向，也让江南士绅开始失去了对于南京城的控制。在抚宁侯被软禁在府内的时候，沐天波一连撤换了南京京营和卫所内大大小小近五百余官员，取而代之的是之前被闲置在一边的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们。
沐天波的举动自然受到了陆军总参谋部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支持，之前因为朱国弼和南京兵部尚的阻扰，南京京营和卫所军始终没能完成整编事宜，这极大的拖延了总参谋部的整军计划。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们，也没能如同他们在北京和成都的军校同僚们，在南京地区的军队中获得重用，反而被军中的勋贵子弟和无能将领所排斥，这一直都让这些南京军校毕业生们大感不满。
因此沐天波肆无忌惮的破坏着南京官场潜规则时，在他身后的支持者也并不缺乏。沐天波本身就是实权国公，地位尊崇。如今再加上总参谋部在上层的支持，和下级军官为其奔走效命，江南士绅如何约束的了沐天波的行动。
南京乃是这些江南士绅的老巢，若是这里被人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们如何还能控制的住南方的民众。因此，江南士绅之间就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此时反对余粮征集制不是燃眉之急，把沐天波驱赶回北方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局势下，南方士绅上弹劾沐天波的奏章就如雪片一样往北方飞过去了。至于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倒是没什么提起了。
对于崇祯来说，他也没打算一次就把这些南方士绅都给解决了的念头，能够迫使这些南方士绅接受余粮征集制，并教训了一顿南方勋贵，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后，他也打算见好就收，给这些南方士绅一点甜头，以缓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迫使南方士绅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廷拯救北方灾民推出的临时之制度后，崇祯终于一改之前的强硬姿态，表示愿意考虑调回沐天波，安排较为稳重的人员出任南京守备和南京镇守太监两个职位。
当然，已经开始的南京军队的整顿事务不会终止。事实上当崇祯下令召回沐天波时，大明第十二野战军已经在南京初见规模，原三十五师师长刘肇基晋升为了第十二野战军的军长。
而新任南京守备的镇远侯和南京镇守太监的王坤，却都是惟皇帝之命是从的人物，同江南士绅素来没有什么瓜葛。这两人的到来，虽然不能如沐天波这般对南京官场大动干戈，但是他们却也能够将沐天波从江南士绅手中夺取的对于南京的控制权，好好的保持下去。
经过了崇祯十二年的这场政治风暴，崇祯对于南方的控制权可谓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大明的的士绅官员因为过于关注国内的事务，甚至都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大明的北方发生了什么异动。
不过对于朝鲜来说，大明和满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让朝鲜堕入地狱，因此他们也就显得格外关心大明和满清之间的任何变动。
自从大明改进了航海技术之后，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开始从沿海岸线航行变成了直航模式，这极大的缩小了两国之间往来的里程和时间，也减少了风浪倾覆的风险。位于汉江江口的济物浦，因为其优渥的地理条件成为了朝鲜前往大明的第一大港。
而山东这边，烟台和青岛两港也渐渐取代了登州，成为山东面对朝鲜、日本的主要贸易港，特别是青岛，因为有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更是成为了贸易船只首选的港口。
过去从汉城出发，抵达登州水门，最少也要19日。但是现在从济物浦到烟台，大约只要六、七日。而从济物浦到青岛，也不过10天上下。崇祯十一年开设了青岛到济物浦的班船之后，大明和朝鲜之间的往来也就更为方便了。
朝鲜领议政沈器远在大明的支持下控制了朝鲜的政局，把之前向满清开城投降的朝中官吏清除出朝堂，并架空了朝鲜国王李倧之后，便开始积极实施仿效明朝的政治改革。和大明不同的是，经过了两次胡乱之后，朝鲜损失了大量人口，甚至连不少两班贵族都被抓去了沈阳，因此朝鲜此时乃是地多人少的局势。
故沈器远在土地上进行的再分配，并没有获得多大的阻力。当然他的这种土地再分配并没有触及到对封建义务的废除，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反而是加强了两班贵族的复苏，而不是朝鲜国家的强大。
但沈器远在经济上试图采用和大明一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以提高国家税收时，却同时遭遇到了国内外势力的共同反对。国内的两班贵族认为，沈器远的重商主义将会动摇两班统治秩序，从而让商人凌驾于两班之上，这显然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而大明的商人也不乐意见到朝鲜自己发展工坊，他们认为大明能够生产一切朝鲜所需的日用，朝鲜实在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质次价高的产，从而浪费朝鲜生产出来的原物料。且大明商人也不认同朝鲜提高对外贸易的税收，认为朝鲜官府不能与民争利。
至于那些满清来的商人就更为*裸的表示，沈阳方面绝不认同朝鲜官府提高对外贸易税收的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对于清国的歧视政策。于是大明和满清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商人，倒是很有默契的对汉阳朝廷进行了施压。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倧和失势的投降派官员又蠢蠢欲动了起来，想要推翻沈器远的执政地位。于是这位朝鲜领议政不得不亲自前往明朝进贡，以试图取得大明皇帝的支持。沈器远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他知道今年大明北方在闹旱灾，因此把进贡的珍宝都换成了粮食。
十余艘船装运来了三万石稻米，这一举动令他很快就获得了大明百姓和皇帝的好感，于是在他入京第三日就获得了被皇帝接见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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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崇祯十二年天灾的影响下，朱由检不得不对那些试图用天人感应理论来否定朝廷改革大局的读人、官吏，采用了教科式的政治斗争方式。经历过后世信息时代的苏长青，显然比这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一旦舆论爆发之后，问题本身就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斗争双方各自所坚持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沉默的大多数，愿意跟随的不是什么真理，而是在斗争中胜出的一方。胜者赢得一切，败者失去所有，这就是政治斗争中最为残酷的一面。正因为政治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因此当人们选择了立场之后就很难再变更自己的立场，否则他首先就会被本方同志清剿。
西方的教宗曾经说过，异端比异教徒更应该下火狱。这在政治斗争中同样适用，叛徒可比敌人更为可恶。因此一旦在政治斗争中明确了立场，即便自己的同志之中出现了猪队友，本着维护派系的利益，众人也要极力为同志进行辩护，而把对错先放在一边。
对于朱由检来说，大明朝堂上的党争，其实和后世论坛上口水争论贴没什么区别。一位官员提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建议，某位和他不对付的官员先反驳了这个建议，接着又嘲讽了这位官员几句，然后争论就开始升级，直到把两位官员的亲朋好友恩师门生都扯进这个旋涡为止。
因此，对付这些无聊的党争高手，最快的解决办法不是和他争吵，而是删帖禁言。当今年南方的第一批秋粮解运到北方灾区之后，朱由检便趁着舆论注意力的转向，批准了钱谦益提出的流放这些妄议朝政的文人官吏的建议。
只不过他拒绝了钱谦益提出的，对这些人员进行一次走过场的审讯和集中流放到济州岛的主张。天人感应说虽然一直被历代学者们所驳斥，但是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局限性，这套理论在民间还是很有市场的。
朱由检公开驳斥天人感应说，这个大家勉强能够保持沉默。但是使用这个罪名去审判这么一群读人，天知道过堂的时候会闹出多少笑话来。他可不愿意把刑部大堂变成这些读人的个人发布会，从而引起百姓对于这些人的同情。
直接宣布惩罚结果，拆散流放海外属地，并固定流放年限，崇祯终于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完成了这个时代的删帖禁言。而正如他所预料的，当灾区收到粮食之后，北方士民的舆论风向开始大变，将这些左顺门上的读人和官吏指斥为居心叵测之徒，原本还有些声音的江南士绅，完全被大明的舆论主流观点给边缘化了。
除了舆论风向上支持朝廷和皇帝的言论压倒了质疑者的声音之外，黔国公沐天波对于南京军务的整顿和对余粮征集制度的支持，也使得江南士绅们再也无法顾及到关在刑部大狱内的金圣叹、吴伟业等人了。
虽说崇祯登基之后缩小了南直隶的辖区，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中心，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基本掌控了一切。比如之前掌握南京军务的南京守备朱国弼和南京镇守太监曹化淳，都是极受江南文人推崇的亲近正人君子的贵戚权要。
一个勋贵，一个太监，这两个原本最应该效忠于皇帝的人，在南京却成为了文人推崇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就如一群老鼠赞美守卫粮仓的猫尽忠职守一样荒谬可笑。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不是一个笑话，是大明朝的现实。
皇帝委派两人管理南京军务并监督南方士绅，结果他们却成为了江南士绅的好朋友，这显然已经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江南士绅在南京城内的根基有多厚。反过来也说明了，南京对于江南士绅有多重要。
沐天波在南京打出的这套乱拳，生生把南京城的勋贵们打的蒙头转向，也让江南士绅开始失去了对于南京城的控制。在抚宁侯被软禁在府内的时候，沐天波一连撤换了南京京营和卫所内大大小小近五百余官员，取而代之的是之前被闲置在一边的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们。
沐天波的举动自然受到了陆军总参谋部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支持，之前因为朱国弼和南京兵部尚的阻扰，南京京营和卫所军始终没能完成整编事宜，这极大的拖延了总参谋部的整军计划。而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们，也没能如同他们在北京和成都的军校同僚们，在南京地区的军队中获得重用，反而被军中的勋贵子弟和无能将领所排斥，这一直都让这些南京军校毕业生们大感不满。
因此沐天波肆无忌惮的破坏着南京官场潜规则时，在他身后的支持者也并不缺乏。沐天波本身就是实权国公，地位尊崇。如今再加上总参谋部在上层的支持，和下级军官为其奔走效命，江南士绅如何约束的了沐天波的行动。
南京乃是这些江南士绅的老巢，若是这里被人闹了个天翻地覆，他们如何还能控制的住南方的民众。因此，江南士绅之间就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此时反对余粮征集制不是燃眉之急，把沐天波驱赶回北方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局势下，南方士绅上弹劾沐天波的奏章就如雪片一样往北方飞过去了。至于金圣叹、吴伟业等人，倒是没什么提起了。
对于崇祯来说，他也没打算一次就把这些南方士绅都给解决了的念头，能够迫使这些南方士绅接受余粮征集制，并教训了一顿南方勋贵，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他们的主人后，他也打算见好就收，给这些南方士绅一点甜头，以缓和南北之间的矛盾冲突。
因此迫使南方士绅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廷拯救北方灾民推出的临时之制度后，崇祯终于一改之前的强硬姿态，表示愿意考虑调回沐天波，安排较为稳重的人员出任南京守备和南京镇守太监两个职位。
当然，已经开始的南京军队的整顿事务不会终止。事实上当崇祯下令召回沐天波时，大明第十二野战军已经在南京初见规模，原三十五师师长刘肇基晋升为了第十二野战军的军长。
而新任南京守备的镇远侯和南京镇守太监的王坤，却都是惟皇帝之命是从的人物，同江南士绅素来没有什么瓜葛。这两人的到来，虽然不能如沐天波这般对南京官场大动干戈，但是他们却也能够将沐天波从江南士绅手中夺取的对于南京的控制权，好好的保持下去。
经过了崇祯十二年的这场政治风暴，崇祯对于南方的控制权可谓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而大明的的士绅官员因为过于关注国内的事务，甚至都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大明的北方发生了什么异动。
不过对于朝鲜来说，大明和满清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让朝鲜堕入地狱，因此他们也就显得格外关心大明和满清之间的任何变动。
自从大明改进了航海技术之后，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间的海上往来，开始从沿海岸线航行变成了直航模式，这极大的缩小了两国之间往来的里程和时间，也减少了风浪倾覆的风险。位于汉江江口的济物浦，因为其优渥的地理条件成为了朝鲜前往大明的第一大港。
而山东这边，烟台和青岛两港也渐渐取代了登州，成为山东面对朝鲜、日本的主要贸易港，特别是青岛，因为有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更是成为了贸易船只首选的港口。
过去从汉城出发，抵达登州水门，最少也要19日。但是现在从济物浦到烟台，大约只要六、七日。而从济物浦到青岛，也不过10天上下。崇祯十一年开设了青岛到济物浦的班船之后，大明和朝鲜之间的往来也就更为方便了。
朝鲜领议政沈器远在大明的支持下控制了朝鲜的政局，把之前向满清开城投降的朝中官吏清除出朝堂，并架空了朝鲜国王李倧之后，便开始积极实施仿效明朝的政治改革。和大明不同的是，经过了两次胡乱之后，朝鲜损失了大量人口，甚至连不少两班贵族都被抓去了沈阳，因此朝鲜此时乃是地多人少的局势。
故沈器远在土地上进行的再分配，并没有获得多大的阻力。当然他的这种土地再分配并没有触及到对封建义务的废除，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反而是加强了两班贵族的复苏，而不是朝鲜国家的强大。
但沈器远在经济上试图采用和大明一样的重商主义政策，以提高国家税收时，却同时遭遇到了国内外势力的共同反对。国内的两班贵族认为，沈器远的重商主义将会动摇两班统治秩序，从而让商人凌驾于两班之上，这显然是他们不可接受的。
而大明的商人也不乐意见到朝鲜自己发展工坊，他们认为大明能够生产一切朝鲜所需的日用，朝鲜实在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质次价高的产，从而浪费朝鲜生产出来的原物料。且大明商人也不认同朝鲜提高对外贸易的税收，认为朝鲜官府不能与民争利。
至于那些满清来的商人就更为*裸的表示，沈阳方面绝不认同朝鲜官府提高对外贸易税收的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对于清国的歧视政策。于是大明和满清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商人，倒是很有默契的对汉阳朝廷进行了施压。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倧和失势的投降派官员又蠢蠢欲动了起来，想要推翻沈器远的执政地位。于是这位朝鲜领议政不得不亲自前往明朝进贡，以试图取得大明皇帝的支持。沈器远其实还是比较明智的，他知道今年大明北方在闹旱灾，因此把进贡的珍宝都换成了粮食。
十余艘船装运来了三万石稻米，这一举动令他很快就获得了大明百姓和皇帝的好感，于是在他入京第三日就获得了被皇帝接见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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