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允彝冒着风雪走出宫门的时候，京城城东朝阳大街西头锦带胡同内的一处酒楼内，却正是渐渐热闹起来的时候。
这处李氏酒楼是一座极大的四合院，院子的中心是一幢三层木楼，木楼南北两侧是数个可供住宿的别院，木楼东侧是停放马车和牲口的前院，木楼西侧则是分隔开的三个较大的园子。
中心的木楼分为内外两层，恰似一个回字。木楼的最中间是一个青石搭建的平台，也是楼内白天采光的天井。过去在这样寒冷的冬天，为了保暖便只能牺牲采光，使用天棚和棉布帘子将天井封闭起来，这样一楼的大厅就显得极为黑暗，并不适宜待客，冬天也就成为了酒楼的淡季。
不过随着京城玻璃产业的发展，今日大块的半透明的毛玻璃价格已经极为低廉，平常人家的门窗都已经可以使用玻璃取代旧时所用的窗纸了，这间酒楼的少东家显然是一个喜欢新鲜玩意的，于是便将楼内的门窗、天棚都换上了玻璃，使得即便是这样的雪天，楼内的光线也并不是那么的黑暗。
再加上楼内各处木柱上悬挂着的煤油灯，这一楼的大厅内的光线反而比外面亮堂的多了。大厅各处还有数个取暖用的大煤炉，炉上不仅烧着大壶的茶水，上方还有一个用铁皮打造通向楼顶的烟囱，用于排出烟气。这使得大厅内即暖和又干净，也让这间名为春水楼的酒楼成为了附近居民、士人在冬日最喜欢用于消磨时间的地方。
和其他地方的酒楼、茶楼有所不同的是，李氏酒楼的大厅内并没有安排招揽顾客的说书人，但这里却也并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楼大厅的北面，虽然布置了一个高约三阶的木台，可是站在这木台上的却不是什么说书人，而是一个个来自大江南北的士人。
这些士人站在木台上可不是为了讲什么故事，而是就朝堂上的现状及国家颁发的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靠近这木台就坐的，也大多是未入仕的士人和一些低阶的京城官员。台上的士人若是说的颇有见地，下面这些听众必然会为之鼓掌叫好，当演说完毕的士人下台时，就会有人上前结交。可若是说的都是毫无新意的陈腔滥调，那么底下的听众也就自顾同朋友聊天，懒得理会台上人员的演说了。
这种士人之间新的社交方式，不仅给这间酒楼带来了极大的人气，也令的这间酒楼脱离了一般性的饮食娱乐行业，成为了京城极为出名的一家政见言论交流发表场所，也是外地士人入京后必来报道的几处地方之一。
这样的政见交流方式自然不是这家酒楼东家创造出来的产物，而是这间酒楼少东家仿效燕京大学辩论堂的操作方式，加以模仿建立的。
这位少东家之所以会想到这样一个点子，除了他本人就是燕京大学辩论堂的爱好者，每周必要前往燕京大学二、三次倾听学生们的辩论，以广博自己的见闻之外，他同样也看到蕴藏于其中的机会。
燕京大学所创立的辩论堂，虽然给于了学生和外地士子们一个辩驳明理的场所，但是辩论堂内所使用的课题，大多以自然科学为主，并禁止对国家政策及朝廷官员进行质疑，这也就使得外地的士子很难在辩论中出彩，也很难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见解联系起来，毕竟这终究还是燕京大学为本校学生准备的场所。
于是，这些外地入京赴考的士人，迫切的需要一个由他们主导发挥的这么一个演讲交流场所，以方便将自己的名声在京城传播出去。如果说科举是入仕的独木桥，那么名声就决定着这些士人今后在仕途上能够走多远的关键。
甚至于，即便科举连续不中，但自家的名声能够为天下人所闻的话，下一次考官也要顾虑风评而读一读他的文章，也就增加了这些名士的录取概率了。
当然，京城之中类似于这样提供给士人发声、交流的场所，并不仅仅只有李氏酒楼一家，但是在外地士子中名声最大的，却只有这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能够租住于酒楼附近的外地士人，基本都算是在家乡颇有财力和声望的世家之子。毕竟能够在京城内城租借一套或是一间房间住下的，一定不会是什么贫寒士人，而东城更是权贵之家云集之地，除了少数地段之外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安家立户的。所以想要在东城借住，不仅要有钱还必须身家清白，甚至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才行。
也就是说，能够居住在东城的士人，都可以算是缙绅子弟，也即是地方上拥有话语权的家族。因此能够在李氏酒楼这里结交到意气相投的友人，对于这些外地士人来说，不仅可以扩展自己的名气，未来入仕之后也是有所帮助的。于是外地入京的士人，自然是不会错过这处地方了。
其二则是，李氏酒楼不仅仅存在了这样一个供士人交流出声的地方，在酒楼后院的三座园子里，还有一座园子是被钱谦益长年包下，用于京城新东林党人定期集会的固定场所。
自朝廷开放党禁之后，科学民主进步党、新东林党各自成立。一开始钱谦益还是按照过去士大夫结社的方式去管理新东林党，但是随着科学民主进步党在皇帝的干预下制定了组织纪律和定期集会等政党议事的规则之后，钱谦益很快就发觉自己领导建立的新东林党实在是太松散了些。
再加上，作为大明首辅和新东林党的党魁，他根本无法拒绝那些党内成员跑去他府上的求见。作为内阁首辅，钱谦益的日常事务本就非常繁忙，现在还要不断的应酬这些无所事事的士人，这就令他相当的烦躁了。
更令他感到郁闷的就是，当钱谦益开始习惯于自己身份上的转变时，这些新东林党内的党员们却依旧把他当成了原先的江南文坛领袖，依然以文人之间的往来对待他这位帝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在过去，作为江南文坛的领袖，钱谦益需要文人和士子们的吹捧，自然对这些人有求必应，哪怕是跑来他这里打秋风的酸腐文人，家资丰厚的钱谦益也会赠送一笔程仪，令他们满意而去，以求他们回去之后，在地方上给他说些好话。
但是作为今日大明文官们的领袖，钱谦益已经不再需要使用这样低级的手段去扬名了。他更不想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应酬这些无聊文人、士子身上，听他们千篇一律的恭维之言。更不想应承，这些人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越来越大的胃口。
钱谦益发觉，有些人不仅私底下尊重自己，更是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可以用来敛财和揽权的工具。这些人仗着过去和自己相识，在外面大肆向那些企图升迁和调任的官员高调许诺，只要这些官员肯出钱，他们就会替这些官员引荐同自己会面，或是帮助他们升官或调任美职。
这些人在外的高调之举，甚至都引来了皇帝对他的告诫。而当他找来这些旧友质问时，却被他们好一顿奚落，说他这是一步登天之后就认不得旧朋友了。甚至还有人在外讥讽他，说他是只爱娇娘不认故旧的伪君子。
在出了这些事情之后，钱谦益在学生和柳如是的建议下，干脆仿照了科学民主进步党的方式，对新东林党进行了整顿。一是把党内成员分成了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一些重要的党内事务只有核心成员才能予闻；二便是在李氏酒楼租下了一个园子用于党内的定期集会，从而阻止了普通党员毫无顾忌跑去他府上拉关系的行动。
经过了钱谦益的这一番整顿，开除了行径最为恶劣的几人之后，新东林党的风气总算是稍稍好转了一些。不过过去习惯了松散而无约束力组织纪律的新东林党成员们，并不认可钱谦益的这番党纪整顿，甚至有人还将其这番举动同当前的改革联系了起来，认为两者都偏离了夫子所提倡的正道。
不过在李氏酒楼定下了这个定期集会的场所之后，对于新东林党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党内的诸多成员通过这种定期的集会，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而也正是因为新东林党成员经常出入李氏酒楼，使得外地入京的士人在此发表演说，若是见解颇有可取之处，自然会引来新东林党成员的关注，甚至于被引入参加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
虽说参加一两次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现今的朝堂之上，地方缙绅之家出身的士子，只要不是崇尚新学和实学的，靠拢新东林党乃是再正确不过的举动。因为新东林党成员大多是前东林党人出身，不管是政治倾向上，还是家庭出身上，都同这些士人相近。而新东林党魁首钱谦益又是现任首辅，对于新东林党成员来说是一个极有力的靠山。
于是，李氏酒楼在外地入京赴考的士子眼中，地位就非同一般了起来。再加上现在的会试已经从三年一次变成了每年一次，虽说录取名额有所下降，但是留在京城的外地士子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团体，这处士人交流的地方也就方兴未艾了。
这处李氏酒楼是一座极大的四合院，院子的中心是一幢三层木楼，木楼南北两侧是数个可供住宿的别院，木楼东侧是停放马车和牲口的前院，木楼西侧则是分隔开的三个较大的园子。
中心的木楼分为内外两层，恰似一个回字。木楼的最中间是一个青石搭建的平台，也是楼内白天采光的天井。过去在这样寒冷的冬天，为了保暖便只能牺牲采光，使用天棚和棉布帘子将天井封闭起来，这样一楼的大厅就显得极为黑暗，并不适宜待客，冬天也就成为了酒楼的淡季。
不过随着京城玻璃产业的发展，今日大块的半透明的毛玻璃价格已经极为低廉，平常人家的门窗都已经可以使用玻璃取代旧时所用的窗纸了，这间酒楼的少东家显然是一个喜欢新鲜玩意的，于是便将楼内的门窗、天棚都换上了玻璃，使得即便是这样的雪天，楼内的光线也并不是那么的黑暗。
再加上楼内各处木柱上悬挂着的煤油灯，这一楼的大厅内的光线反而比外面亮堂的多了。大厅各处还有数个取暖用的大煤炉，炉上不仅烧着大壶的茶水，上方还有一个用铁皮打造通向楼顶的烟囱，用于排出烟气。这使得大厅内即暖和又干净，也让这间名为春水楼的酒楼成为了附近居民、士人在冬日最喜欢用于消磨时间的地方。
和其他地方的酒楼、茶楼有所不同的是，李氏酒楼的大厅内并没有安排招揽顾客的说书人，但这里却也并不是一个安静的地方。在一楼大厅的北面，虽然布置了一个高约三阶的木台，可是站在这木台上的却不是什么说书人，而是一个个来自大江南北的士人。
这些士人站在木台上可不是为了讲什么故事，而是就朝堂上的现状及国家颁发的政策，发表自己的看法。靠近这木台就坐的，也大多是未入仕的士人和一些低阶的京城官员。台上的士人若是说的颇有见地，下面这些听众必然会为之鼓掌叫好，当演说完毕的士人下台时，就会有人上前结交。可若是说的都是毫无新意的陈腔滥调，那么底下的听众也就自顾同朋友聊天，懒得理会台上人员的演说了。
这种士人之间新的社交方式，不仅给这间酒楼带来了极大的人气，也令的这间酒楼脱离了一般性的饮食娱乐行业，成为了京城极为出名的一家政见言论交流发表场所，也是外地士人入京后必来报道的几处地方之一。
这样的政见交流方式自然不是这家酒楼东家创造出来的产物，而是这间酒楼少东家仿效燕京大学辩论堂的操作方式，加以模仿建立的。
这位少东家之所以会想到这样一个点子，除了他本人就是燕京大学辩论堂的爱好者，每周必要前往燕京大学二、三次倾听学生们的辩论，以广博自己的见闻之外，他同样也看到蕴藏于其中的机会。
燕京大学所创立的辩论堂，虽然给于了学生和外地士子们一个辩驳明理的场所，但是辩论堂内所使用的课题，大多以自然科学为主，并禁止对国家政策及朝廷官员进行质疑，这也就使得外地的士子很难在辩论中出彩，也很难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见解联系起来，毕竟这终究还是燕京大学为本校学生准备的场所。
于是，这些外地入京赴考的士人，迫切的需要一个由他们主导发挥的这么一个演讲交流场所，以方便将自己的名声在京城传播出去。如果说科举是入仕的独木桥，那么名声就决定着这些士人今后在仕途上能够走多远的关键。
甚至于，即便科举连续不中，但自家的名声能够为天下人所闻的话，下一次考官也要顾虑风评而读一读他的文章，也就增加了这些名士的录取概率了。
当然，京城之中类似于这样提供给士人发声、交流的场所，并不仅仅只有李氏酒楼一家，但是在外地士子中名声最大的，却只有这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能够租住于酒楼附近的外地士人，基本都算是在家乡颇有财力和声望的世家之子。毕竟能够在京城内城租借一套或是一间房间住下的，一定不会是什么贫寒士人，而东城更是权贵之家云集之地，除了少数地段之外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安家立户的。所以想要在东城借住，不仅要有钱还必须身家清白，甚至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才行。
也就是说，能够居住在东城的士人，都可以算是缙绅子弟，也即是地方上拥有话语权的家族。因此能够在李氏酒楼这里结交到意气相投的友人，对于这些外地士人来说，不仅可以扩展自己的名气，未来入仕之后也是有所帮助的。于是外地入京的士人，自然是不会错过这处地方了。
其二则是，李氏酒楼不仅仅存在了这样一个供士人交流出声的地方，在酒楼后院的三座园子里，还有一座园子是被钱谦益长年包下，用于京城新东林党人定期集会的固定场所。
自朝廷开放党禁之后，科学民主进步党、新东林党各自成立。一开始钱谦益还是按照过去士大夫结社的方式去管理新东林党，但是随着科学民主进步党在皇帝的干预下制定了组织纪律和定期集会等政党议事的规则之后，钱谦益很快就发觉自己领导建立的新东林党实在是太松散了些。
再加上，作为大明首辅和新东林党的党魁，他根本无法拒绝那些党内成员跑去他府上的求见。作为内阁首辅，钱谦益的日常事务本就非常繁忙，现在还要不断的应酬这些无所事事的士人，这就令他相当的烦躁了。
更令他感到郁闷的就是，当钱谦益开始习惯于自己身份上的转变时，这些新东林党内的党员们却依旧把他当成了原先的江南文坛领袖，依然以文人之间的往来对待他这位帝国最高权力的执掌者。
在过去，作为江南文坛的领袖，钱谦益需要文人和士子们的吹捧，自然对这些人有求必应，哪怕是跑来他这里打秋风的酸腐文人，家资丰厚的钱谦益也会赠送一笔程仪，令他们满意而去，以求他们回去之后，在地方上给他说些好话。
但是作为今日大明文官们的领袖，钱谦益已经不再需要使用这样低级的手段去扬名了。他更不想把自己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应酬这些无聊文人、士子身上，听他们千篇一律的恭维之言。更不想应承，这些人永无止境的贪婪**和越来越大的胃口。
钱谦益发觉，有些人不仅私底下尊重自己，更是把自己当成了他们可以用来敛财和揽权的工具。这些人仗着过去和自己相识，在外面大肆向那些企图升迁和调任的官员高调许诺，只要这些官员肯出钱，他们就会替这些官员引荐同自己会面，或是帮助他们升官或调任美职。
这些人在外的高调之举，甚至都引来了皇帝对他的告诫。而当他找来这些旧友质问时，却被他们好一顿奚落，说他这是一步登天之后就认不得旧朋友了。甚至还有人在外讥讽他，说他是只爱娇娘不认故旧的伪君子。
在出了这些事情之后，钱谦益在学生和柳如是的建议下，干脆仿照了科学民主进步党的方式，对新东林党进行了整顿。一是把党内成员分成了核心成员和普通成员，一些重要的党内事务只有核心成员才能予闻；二便是在李氏酒楼租下了一个园子用于党内的定期集会，从而阻止了普通党员毫无顾忌跑去他府上拉关系的行动。
经过了钱谦益的这一番整顿，开除了行径最为恶劣的几人之后，新东林党的风气总算是稍稍好转了一些。不过过去习惯了松散而无约束力组织纪律的新东林党成员们，并不认可钱谦益的这番党纪整顿，甚至有人还将其这番举动同当前的改革联系了起来，认为两者都偏离了夫子所提倡的正道。
不过在李氏酒楼定下了这个定期集会的场所之后，对于新东林党来说也并不是没有好处的。党内的诸多成员通过这种定期的集会，进一步加强了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而也正是因为新东林党成员经常出入李氏酒楼，使得外地入京的士人在此发表演说，若是见解颇有可取之处，自然会引来新东林党成员的关注，甚至于被引入参加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
虽说参加一两次新东林党的定期集会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现今的朝堂之上，地方缙绅之家出身的士子，只要不是崇尚新学和实学的，靠拢新东林党乃是再正确不过的举动。因为新东林党成员大多是前东林党人出身，不管是政治倾向上，还是家庭出身上，都同这些士人相近。而新东林党魁首钱谦益又是现任首辅，对于新东林党成员来说是一个极有力的靠山。
于是，李氏酒楼在外地入京赴考的士子眼中，地位就非同一般了起来。再加上现在的会试已经从三年一次变成了每年一次，虽说录取名额有所下降，但是留在京城的外地士子已经成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团体，这处士人交流的地方也就方兴未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