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英王毫无谋略的强制关闭议会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相当愚蠢的解决办法。老实说英王此举不仅没能解决掉议会中的反对派，反倒是将议会中亲王派和中立派议员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原本只是某些议员同英王之间的冲突，因为英王关闭议会的举动，从而把事件激化成了议会和国王之间的争斗。这样一来，不管是上院的贵族议员，还是下院的乡绅议员，为了保护英国的政治传统，都不得不团结在了一起。
当然，对于虚弱的王权来说，这些议员所代表的地方乡绅们只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就已经让查理一世焦头烂额了。更不必提，这位查理一世还没摆平英格兰的事务，却又因为宗教礼仪的问题和自己的苏格兰臣民发生了冲突。
之前已经说过，和平时期的英国境内除了民兵之外，英王身边根本聚集不了多少武装人员。而一旦爆发了反叛事件，他只能依靠贵族和地方民团去平息叛乱。因为他解散议会的举动，使得英格兰的乡绅们采取了袖手旁观国王和苏格兰人战争的态度。
于是一场因为宗教仪式引起的骚乱，很快就变成了席卷整个苏格兰王国的叛乱行动，而英王却因为英格兰贵族和乡绅的掣肘，在这场叛乱中连连失败，从而丢尽了自己的脸面。
面对越战越勇的苏格兰叛军，1640年4月查理一世不得不向英格兰贵族和乡绅们低头，重新召开议会。查理一世希望能够获得这些贵族乡绅们的帮助，把苏格兰的叛乱镇压下去，从而获得国内和平。
但是参加议会的议员们显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替查理一世这匹烈马上了笼头，要求今后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向地方政府发布命令。于是查理一世再次把议员们赶出了会场，宣告再次解散议会，此时议会距离开会期不过一个月而已。
查理一世这种反复无常又过于冲动的性格终于激怒了下院的议员们，在约翰。皮姆的率领下，这一次下院议员并没有就此解散返回家乡，而是聚集在了伦敦城内。在国王的羞辱下，所有留下的议员几乎都通过了一项议案，即刻废除那些维系没有议会存在时期的政府权力、特权和法庭。
国会的议员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样的解散了查理一世所统治的政府。也就是说，自这一刻起，英格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苏格兰的叛军此刻还占着英格兰的边境城市，等待着议会给他们拨款赔偿。
于是乎，国王和苏格兰人之间的战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议会向国王开战了。查理一世要么向议会屈膝求饶，要么就得用鞭子教训这些议员们，让他们知道在英格兰这艘船上，谁才是发号施令者。
在双方对峙了一年时间之后，面对开始失去社会秩序的英国，乡绅中的激进派开始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在1641年的秋日提出了一项新的观点，既然国王不肯向议会屈服，那么代表人民的议会就有权把原本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交到议会身上。
1641年10月爱尔兰北方天主教徒加入了叛乱，将近3000名新教徒遭到了杀戮。叛乱的天主教徒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获得了国王的指示。紧接着，5个在议会中宣称这种说法的议员被国王的卫兵所逮捕，于是约翰。皮姆在议会内再次批评了国王，称查理一世是发疯的国王，已经不再适合掌握政权。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就情感上来说，库尔缠是倾向于查理一世，也许这位陛下性格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在个人操守上却比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们要强的多。
在英国待了三年之后，库尔缠对于英国也不再是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了。虽然英国人粗鲁、野蛮、不讲公共卫生，但这个国家其实和过去的大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明讲君臣父子纲常，英国人讲父权家族，双方家庭中的父亲几乎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妻子子女都不能反抗一家之主的决定。
大明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是地方上的事务讲的是缙绅自治，皇权不下县。英国人同样讲地方自治，乡绅才是地方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全国就掌握在15000个左右的乡绅手里，他们所拥有的地产超过了全国土地的40%…
像两国的这种相同之处，库尔缠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上一整天。甚至于，连两国的缙绅、乡绅贪污腐化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贵族们向国王请求进出口商品的免税权或专卖权，而乡绅们则想法设法偷税漏税。
比如议员们本应该向议会交纳的一项61英镑的税款，到了查理一世时代只剩下了14英镑的数额。而查理一世本人自从登基开始，就一直在填补其父亲留下的大量亏空。
入主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刚统治英格兰的前三年，就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英镑的礼物和30000英镑的年金。1610年，他赏赐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了80000英镑，比伊丽莎白时代宫廷一年的日常开支还多50000英镑。
于是当查理一世登基时，他接手的宫廷债务已经达到了90多万英镑的巨款。虽然在1630年之后，查理一世的年收入达到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但是他每年还要支付60万英镑给高级官员和特权者，其中官员的俸禄就达到了34—36万英镑，剩下的钱还不够他用来维持宫廷日常开支和海军舰队扩张的。更不用提，英国人还在支持着新教联盟的战争。
和只顾着个人和家族利益，却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虚伪议员们相比，库尔缠自然更尊重性格有些缺陷，却还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的查理一世。
不过出于理智和大明的利益，库尔缠却知道不能和查理一世走的太近。因为这位英王缺乏政治手段和操纵阴谋的能力，每一次向敌人发射的箭总是会扎到自己的盟友身上。见过了黄台吉和崇祯两人的政治能力之后，库尔缠觉得查理一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既不知道如何攻击敌人，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盟友。
就如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他时曾经告诫过他，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大明可以站在任何人的一边，但是决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很可惜，查理一世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他自始至终都不清楚自己的臣民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明白自己的敌人和朋友究竟是谁。
即使是库尔缠这样一个外国人，通过了使团人员的搜集情报，也敢说他对于英国社会的了解要远远过于查理一世了。
现在的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是一个将近100年战火没有燃烧到内陆的和平国家，这同海峡对岸打了二十几年的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乎，英伦三岛的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比这个世纪的开始增加了近140万人口，其中英格兰就拥有了近500万人口。因此英国真正的政治主体就在于英格兰，谁掌握了英格兰的政治，也就掌握了英国。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美洲白银输入导致的价格革命，过去的140年里，英国的粮食价格增加了8倍，而人工工资不过才增加了3倍。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经营土地变得有利可图，适合于耕种的英格兰平原上，各郡的地主都开始不断把过去的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带开辟为良田。
可是于此同时，毛纺织业的兴起又让更多的土地被圈占起来养起了绵羊。于是贵族和地主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乡间的公有地，他们把那些公有地上的农民驱逐出境，然后把这些公有地变成了自家的牧场。
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进入矿上和城市为工厂主们工作，要么以流浪罪被地方民兵抓捕然后送去服苦役，或是被流放到殖民地去。于是一个个拥有着制造业的城镇或挖矿小镇就在英格兰各处竖立了起来，随着英国国土上的荒地越来越少，城市里的居民就变得越来越多。
英国城镇的发展又反过来打破了英国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城市附近的乡村地主不再为自己的需求生产，而是开始为城市的需求生产。他们既要提供羊毛给城市里的工厂，又要种植粮食去喂饱城市里的工人们。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于是各地开始利用本地的土地和气候特点进行种植，然后再进行地区间的剩余产品交换，他们还改善了乡村到城市之间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这样一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开始渐渐兴起，乡村开始渐渐变为城市的附庸。
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习惯于去大一些的地区中心进行商品交换，而不再前往路途近却商品较少的城镇。于是原本濒临大海或是可通航河流的城市就变得越发兴旺了。
当然和硕大无比的伦敦相比，排名第二、第三的英格兰大城镇就逊色太多了，这些所谓的大城镇，人口几乎只是伦敦的二十分之一，在伦敦人眼中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乡村罢了。
在库尔缠眼里，英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和大明正发生的变化是类似的，只不过大明是自上而下，目标明确，以朝廷为主导的主动发展。而英国人则是自发的，一点一滴的被动的发展着。
这两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不能说谁更优秀，而是要看谁更能坚持下去才对。当然现在双方都有着各自的麻烦，大明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遭到了大多数缙绅的反对。而在英国的话，国王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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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是某些议员同英王之间的冲突，因为英王关闭议会的举动，从而把事件激化成了议会和国王之间的争斗。这样一来，不管是上院的贵族议员，还是下院的乡绅议员，为了保护英国的政治传统，都不得不团结在了一起。
当然，对于虚弱的王权来说，这些议员所代表的地方乡绅们只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就已经让查理一世焦头烂额了。更不必提，这位查理一世还没摆平英格兰的事务，却又因为宗教礼仪的问题和自己的苏格兰臣民发生了冲突。
之前已经说过，和平时期的英国境内除了民兵之外，英王身边根本聚集不了多少武装人员。而一旦爆发了反叛事件，他只能依靠贵族和地方民团去平息叛乱。因为他解散议会的举动，使得英格兰的乡绅们采取了袖手旁观国王和苏格兰人战争的态度。
于是一场因为宗教仪式引起的骚乱，很快就变成了席卷整个苏格兰王国的叛乱行动，而英王却因为英格兰贵族和乡绅的掣肘，在这场叛乱中连连失败，从而丢尽了自己的脸面。
面对越战越勇的苏格兰叛军，1640年4月查理一世不得不向英格兰贵族和乡绅们低头，重新召开议会。查理一世希望能够获得这些贵族乡绅们的帮助，把苏格兰的叛乱镇压下去，从而获得国内和平。
但是参加议会的议员们显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机会替查理一世这匹烈马上了笼头，要求今后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向地方政府发布命令。于是查理一世再次把议员们赶出了会场，宣告再次解散议会，此时议会距离开会期不过一个月而已。
查理一世这种反复无常又过于冲动的性格终于激怒了下院的议员们，在约翰。皮姆的率领下，这一次下院议员并没有就此解散返回家乡，而是聚集在了伦敦城内。在国王的羞辱下，所有留下的议员几乎都通过了一项议案，即刻废除那些维系没有议会存在时期的政府权力、特权和法庭。
国会的议员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样的解散了查理一世所统治的政府。也就是说，自这一刻起，英格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苏格兰的叛军此刻还占着英格兰的边境城市，等待着议会给他们拨款赔偿。
于是乎，国王和苏格兰人之间的战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议会向国王开战了。查理一世要么向议会屈膝求饶，要么就得用鞭子教训这些议员们，让他们知道在英格兰这艘船上，谁才是发号施令者。
在双方对峙了一年时间之后，面对开始失去社会秩序的英国，乡绅中的激进派开始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们在1641年的秋日提出了一项新的观点，既然国王不肯向议会屈服，那么代表人民的议会就有权把原本由国王行使的权力转交到议会身上。
1641年10月爱尔兰北方天主教徒加入了叛乱，将近3000名新教徒遭到了杀戮。叛乱的天主教徒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获得了国王的指示。紧接着，5个在议会中宣称这种说法的议员被国王的卫兵所逮捕，于是约翰。皮姆在议会内再次批评了国王，称查理一世是发疯的国王，已经不再适合掌握政权。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内战，已经是一触即发了。
就情感上来说，库尔缠是倾向于查理一世，也许这位陛下性格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在个人操守上却比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们要强的多。
在英国待了三年之后，库尔缠对于英国也不再是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了。虽然英国人粗鲁、野蛮、不讲公共卫生，但这个国家其实和过去的大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明讲君臣父子纲常，英国人讲父权家族，双方家庭中的父亲几乎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妻子子女都不能反抗一家之主的决定。
大明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是地方上的事务讲的是缙绅自治，皇权不下县。英国人同样讲地方自治，乡绅才是地方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全国就掌握在15000个左右的乡绅手里，他们所拥有的地产超过了全国土地的40%…
像两国的这种相同之处，库尔缠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上一整天。甚至于，连两国的缙绅、乡绅贪污腐化的行为都是大同小异。贵族们向国王请求进出口商品的免税权或专卖权，而乡绅们则想法设法偷税漏税。
比如议员们本应该向议会交纳的一项61英镑的税款，到了查理一世时代只剩下了14英镑的数额。而查理一世本人自从登基开始，就一直在填补其父亲留下的大量亏空。
入主英格兰的詹姆士一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刚统治英格兰的前三年，就赏赐给大臣价值68000英镑的礼物和30000英镑的年金。1610年，他赏赐给王室臣仆的小费和年金就达到了80000英镑，比伊丽莎白时代宫廷一年的日常开支还多50000英镑。
于是当查理一世登基时，他接手的宫廷债务已经达到了90多万英镑的巨款。虽然在1630年之后，查理一世的年收入达到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但是他每年还要支付60万英镑给高级官员和特权者，其中官员的俸禄就达到了34—36万英镑，剩下的钱还不够他用来维持宫廷日常开支和海军舰队扩张的。更不用提，英国人还在支持着新教联盟的战争。
和只顾着个人和家族利益，却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虚伪议员们相比，库尔缠自然更尊重性格有些缺陷，却还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的查理一世。
不过出于理智和大明的利益，库尔缠却知道不能和查理一世走的太近。因为这位英王缺乏政治手段和操纵阴谋的能力，每一次向敌人发射的箭总是会扎到自己的盟友身上。见过了黄台吉和崇祯两人的政治能力之后，库尔缠觉得查理一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既不知道如何攻击敌人，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盟友。
就如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他时曾经告诫过他，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大明可以站在任何人的一边，但是决不能站在失败者的一边。很可惜，查理一世就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他自始至终都不清楚自己的臣民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明白自己的敌人和朋友究竟是谁。
即使是库尔缠这样一个外国人，通过了使团人员的搜集情报，也敢说他对于英国社会的了解要远远过于查理一世了。
现在的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英国？是一个将近100年战火没有燃烧到内陆的和平国家，这同海峡对岸打了二十几年的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乎，英伦三岛的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比这个世纪的开始增加了近140万人口，其中英格兰就拥有了近500万人口。因此英国真正的政治主体就在于英格兰，谁掌握了英格兰的政治，也就掌握了英国。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美洲白银输入导致的价格革命，过去的140年里，英国的粮食价格增加了8倍，而人工工资不过才增加了3倍。粮食价格的上涨使得经营土地变得有利可图，适合于耕种的英格兰平原上，各郡的地主都开始不断把过去的森林地区和沼泽地带开辟为良田。
可是于此同时，毛纺织业的兴起又让更多的土地被圈占起来养起了绵羊。于是贵族和地主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乡间的公有地，他们把那些公有地上的农民驱逐出境，然后把这些公有地变成了自家的牧场。
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进入矿上和城市为工厂主们工作，要么以流浪罪被地方民兵抓捕然后送去服苦役，或是被流放到殖民地去。于是一个个拥有着制造业的城镇或挖矿小镇就在英格兰各处竖立了起来，随着英国国土上的荒地越来越少，城市里的居民就变得越来越多。
英国城镇的发展又反过来打破了英国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城市附近的乡村地主不再为自己的需求生产，而是开始为城市的需求生产。他们既要提供羊毛给城市里的工厂，又要种植粮食去喂饱城市里的工人们。
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出，于是各地开始利用本地的土地和气候特点进行种植，然后再进行地区间的剩余产品交换，他们还改善了乡村到城市之间的道路以降低运输成本。这样一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开始渐渐兴起，乡村开始渐渐变为城市的附庸。
随着道路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习惯于去大一些的地区中心进行商品交换，而不再前往路途近却商品较少的城镇。于是原本濒临大海或是可通航河流的城市就变得越发兴旺了。
当然和硕大无比的伦敦相比，排名第二、第三的英格兰大城镇就逊色太多了，这些所谓的大城镇，人口几乎只是伦敦的二十分之一，在伦敦人眼中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乡村罢了。
在库尔缠眼里，英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其实和大明正发生的变化是类似的，只不过大明是自上而下，目标明确，以朝廷为主导的主动发展。而英国人则是自发的，一点一滴的被动的发展着。
这两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并不能说谁更优秀，而是要看谁更能坚持下去才对。当然现在双方都有着各自的麻烦，大明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遭到了大多数缙绅的反对。而在英国的话，国王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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