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上干了十余年的方岳贡，对于田赋积欠这一块爆发的问题可谓是刻骨铭心了。特别是东南地区本就是大明的财赋之源，这里的一个县的税赋抵得上北方的一府甚至更多。但同样的，东南地区的田赋积欠总数几乎达到了天下积欠的三分之一有多。
在地方上可谓是深入基层的方岳贡认为，田赋积欠累积导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积欠本身，而是由积欠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对于那些积欠户来说，为了防止朝廷使用暴力清理积欠，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应付官府税差的手段传播出去，尽量扩大周边邻居对于朝廷应缴田赋的拖欠，甚至于公开阻止他人按照规定全额纳税，以此来绑架地方上的百姓，让地方官员不敢清查旧年的积欠账目。
一旦当这些人家尝过了拖欠田赋的好处，他们便会拖更多人下水，以求一个法不责众的局面。而且时日一久，即便子孙后代想要做一个守法良民，也会因为庞大的积欠累积钱粮数目而放弃向朝廷缴纳税赋的念头。
此外，能够向官府拖延大量赋税的，必然是地方上的士绅大户，甚至是一些世代官宦的家族。真正缴纳不了税赋而不得不拖欠的田户，人数虽然众多但积欠的钱粮总数大约还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原本应该作为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基石，现在却因为一己私利，成为了地方上动摇朝廷统治权力的旗帜。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地方士绅同朝廷就越不是一条心。
这些地方士绅拖欠朝廷税赋的恶果就是，地方官员不得不更加严厉的搜刮中下层民众的财富，这就进一步把中下层民众推向了地方士绅，从而加剧了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
不管是修建海塘还是兴修水利工程，方岳贡首先面对的都是这些控制着地方的士绅豪强，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即便知道他们也能够从海塘和水利工程中受益，也一样会阻扰这些利国利民的工程，甚至不惜找人诬陷他。
虽然在东南百姓的强烈抗议下，那些地方士绅不得不收手放弃诬陷他。但是方岳贡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朝廷直接派人下来调查，即便他能够恢复清白，这些年海塘工程、水利工程兴建之后开垦出来的大批良田，也会在他被关押起来的日子里，被那些士绅们一一瓜分，而这大约就是士绅们诬陷他的主要目的。
不管是为了保住自己这十多年的心血不被人强取豪夺，还是作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官员，方岳贡都不能够允许，朝廷在基层的秩序失去控制，让乡间变成士绅豪强的独立王国。
而被皇帝提拔到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后，方岳贡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名分和权力。在查阅了户部储存的大量资料之后，他便把第一把火瞄准了地方积欠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对于崇祯来说，方岳贡的提议他自然是极为欣赏的，自他登基以来一直就想着对积欠问题下手，倒不是为了清理积欠后能够得到大量的钱粮，而是想要打压士绅这种不知节制的特权。
不管是在北方各省，还是在苏州等地，他都派人进行过清理积欠的尝试。但实际上，获得的成效并不大。北方各省因为连年受灾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以减免和没收叛乱士绅财产的方式，勉强将积欠问题消灭了七七八八。
可是相对于积欠数目庞大，且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南方，特别是号称东南半壁江山的江南地区，想要使用北方的强硬手段就有些不大合适了。更何况，南方的卫所军早就糜烂不堪，不要说镇压南方士绅的骚乱，就是对于普通的南方争水村斗，也未必能够安然平息下去。
所以，崇祯不得不将积欠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现在有一个熟悉东南民情的方岳贡提出这件事，自然是极大的引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光是围绕着如何解决积欠问题，朱由检便同方岳贡足足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场交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满意的，崇祯所担忧的士绅和普通百姓积欠如何区分；地方官吏是否会曲解朝廷颁发的政策，引发民众的骚动；或士绅们和地方官吏勾结，把自己的积欠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去等等问题。在方岳贡这边都获得了令他信服的解决办法。
而对于方岳贡来说，第一次向皇帝进行工作汇报，就能和皇帝进行这么顺利的交流，显然他选择的户部工作突破口，是选对了方向。且皇帝对于积欠问题提出的诸多问题，也表明他对于积欠问题注视良久，这样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必再担心皇帝会随时撤去对他的支持了。
自崇祯登基以来的一贯表示，只要能够获得这位皇帝陛下支持的事情，很少有半途而废的。即便最终失败了，崇祯也会保住主事者不受牵连。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位皇帝下面做事可比在他兄长、祖父下面做事要安心的多。
为这场交谈开了一个好头，方岳贡的心情显然放松了不少，于是他便一鼓作气的向皇帝提出了第二个建议，“…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显示，但凡在过去十年里朝廷极力发展的地区工业中心城市周边，在抵抗过去这三年的自然灾害要远远好于其他地区。
比如洛阳和开封两地，位于运河附近的开封地区，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都要超过洛阳地区。但是在这三年连续的旱情里，开封所遭受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却远远超过了洛阳地区，且社会秩序一度失去了控制。
反之，在洛阳地区，即便是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地方上还保持着基本的社会秩序，损失几乎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去年洛阳地区气候开始恢复正常，当地除了临近黄河几县出现了蝗害外，整个地区的经济就开始好转。
根据臣和笪侍郎等户部官员的研究，两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一在于组织；二在于计划…”
听着方岳贡对开封和洛阳的组织能力、计划经济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之后，朱由检才略显好奇的向他问道：“那么方卿跟朕说了这么多，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方岳贡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了身边一直保持沉默的笪继良，方才对着皇帝回道：“粮食局的各位同僚在汇总了这些年的数据之后，向臣提出了一个主张。臣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便带着笪侍郎一起过来，想要让笪侍郎好好的向陛下述说这个主张。”
在崇祯的点头同意下，笪继良沉吟了一下，方才缓缓向皇帝汇报道：“粮食局的几位同仁的确有这么一个设想，但臣对这个设想并不是很赞成，不过既然方尚书坚持，臣只好请陛下听上一听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大明各地的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天灾的祸害。自我皇明开国以来，这样广大面积和损失严重的灾害，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
但是，粮食局的诸位同仁同样也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过去三年里，大明境内的天灾层出不穷，可如果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域去看，这种灾害显然又是处于局部的。
就好比，过去陕西受灾，但是相邻的河南、山西等地却还是风调雨顺，因此朝廷就能从正常收成的区域调拨粮食。现在我大明境内虽然灾害频频，但是大明南方各省风调雨顺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只是当地出产的粮食不足，难以满足北方受灾地区的所需而已。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大明境内看向大明以外的地区，西域、中亚、南洋各地的气候还是相当正常的。西域、中亚距离我国腹地实在太远，想要运粮回来成本过于高昂，但若是把一部分灾民迁移过去，不仅可以减轻灾区的负担，也能借这个机会充实边地，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南洋各地距离我国的距离虽然不近，但是因为靠近人口最为密集的东南沿海，加上运输成本最为低廉的海上运输，因此不管是向南洋迁移人口，还是从南洋各地运输粮食回国，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三年里也是被证明了的方案。
且南洋地区适合种植稻米的地区和荒地极多，其中以红河下游、湄南河下游、湄公河下游、吕宋岛中部最为适合大面积耕作。而除了红河下游之外，其他三处地方的开发程度还不到一半，只要朝廷加以控制，这些地区日后就必然是我大明最好的粮仓…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粮食局各位同仁以为，即便眼下大明的气候变化开始好转，对于海外这些备用粮仓的控制也是丝毫不能减弱的。
而根据过去三年对受灾地区的调查，但凡是有组织的地区，有计划管理的地区，其在受灾过程中对于灾害的抵抗能力，都是远远超过那些由士绅控制的乡村地区的。特别是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其自我救济能力也远远超过没有产业经济存在的普通城市，且工业城市对于周边乡村控制能力，也不是旧城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联系可相比的。
由此，粮食局想要拟定一个农业种植的地区规划，打破目前旧乡村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而是按照气候特点和土地肥沃程度，在一定区域内实施计划种植，以确保更多的乡村加入到，乡村—城市的交换体系中来…”
( = )
在地方上可谓是深入基层的方岳贡认为，田赋积欠累积导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积欠本身，而是由积欠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对于那些积欠户来说，为了防止朝廷使用暴力清理积欠，他们往往会把自己应付官府税差的手段传播出去，尽量扩大周边邻居对于朝廷应缴田赋的拖欠，甚至于公开阻止他人按照规定全额纳税，以此来绑架地方上的百姓，让地方官员不敢清查旧年的积欠账目。
一旦当这些人家尝过了拖欠田赋的好处，他们便会拖更多人下水，以求一个法不责众的局面。而且时日一久，即便子孙后代想要做一个守法良民，也会因为庞大的积欠累积钱粮数目而放弃向朝廷缴纳税赋的念头。
此外，能够向官府拖延大量赋税的，必然是地方上的士绅大户，甚至是一些世代官宦的家族。真正缴纳不了税赋而不得不拖欠的田户，人数虽然众多但积欠的钱粮总数大约还不到前者的三分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原本应该作为朝廷在地方上的统治基石，现在却因为一己私利，成为了地方上动摇朝廷统治权力的旗帜。而且越是富裕的地区，地方士绅同朝廷就越不是一条心。
这些地方士绅拖欠朝廷税赋的恶果就是，地方官员不得不更加严厉的搜刮中下层民众的财富，这就进一步把中下层民众推向了地方士绅，从而加剧了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
不管是修建海塘还是兴修水利工程，方岳贡首先面对的都是这些控制着地方的士绅豪强，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即便知道他们也能够从海塘和水利工程中受益，也一样会阻扰这些利国利民的工程，甚至不惜找人诬陷他。
虽然在东南百姓的强烈抗议下，那些地方士绅不得不收手放弃诬陷他。但是方岳贡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朝廷直接派人下来调查，即便他能够恢复清白，这些年海塘工程、水利工程兴建之后开垦出来的大批良田，也会在他被关押起来的日子里，被那些士绅们一一瓜分，而这大约就是士绅们诬陷他的主要目的。
不管是为了保住自己这十多年的心血不被人强取豪夺，还是作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官员，方岳贡都不能够允许，朝廷在基层的秩序失去控制，让乡间变成士绅豪强的独立王国。
而被皇帝提拔到户部尚书的位置上后，方岳贡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名分和权力。在查阅了户部储存的大量资料之后，他便把第一把火瞄准了地方积欠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对于崇祯来说，方岳贡的提议他自然是极为欣赏的，自他登基以来一直就想着对积欠问题下手，倒不是为了清理积欠后能够得到大量的钱粮，而是想要打压士绅这种不知节制的特权。
不管是在北方各省，还是在苏州等地，他都派人进行过清理积欠的尝试。但实际上，获得的成效并不大。北方各省因为连年受灾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策，以减免和没收叛乱士绅财产的方式，勉强将积欠问题消灭了七七八八。
可是相对于积欠数目庞大，且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南方，特别是号称东南半壁江山的江南地区，想要使用北方的强硬手段就有些不大合适了。更何况，南方的卫所军早就糜烂不堪，不要说镇压南方士绅的骚乱，就是对于普通的南方争水村斗，也未必能够安然平息下去。
所以，崇祯不得不将积欠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现在有一个熟悉东南民情的方岳贡提出这件事，自然是极大的引起了他的兴趣。
于是光是围绕着如何解决积欠问题，朱由检便同方岳贡足足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场交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满意的，崇祯所担忧的士绅和普通百姓积欠如何区分；地方官吏是否会曲解朝廷颁发的政策，引发民众的骚动；或士绅们和地方官吏勾结，把自己的积欠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去等等问题。在方岳贡这边都获得了令他信服的解决办法。
而对于方岳贡来说，第一次向皇帝进行工作汇报，就能和皇帝进行这么顺利的交流，显然他选择的户部工作突破口，是选对了方向。且皇帝对于积欠问题提出的诸多问题，也表明他对于积欠问题注视良久，这样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必再担心皇帝会随时撤去对他的支持了。
自崇祯登基以来的一贯表示，只要能够获得这位皇帝陛下支持的事情，很少有半途而废的。即便最终失败了，崇祯也会保住主事者不受牵连。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位皇帝下面做事可比在他兄长、祖父下面做事要安心的多。
为这场交谈开了一个好头，方岳贡的心情显然放松了不少，于是他便一鼓作气的向皇帝提出了第二个建议，“…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显示，但凡在过去十年里朝廷极力发展的地区工业中心城市周边，在抵抗过去这三年的自然灾害要远远好于其他地区。
比如洛阳和开封两地，位于运河附近的开封地区，不管是人口还是经济都要超过洛阳地区。但是在这三年连续的旱情里，开封所遭受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却远远超过了洛阳地区，且社会秩序一度失去了控制。
反之，在洛阳地区，即便是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地方上还保持着基本的社会秩序，损失几乎被降到了最低限度。去年洛阳地区气候开始恢复正常，当地除了临近黄河几县出现了蝗害外，整个地区的经济就开始好转。
根据臣和笪侍郎等户部官员的研究，两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一在于组织；二在于计划…”
听着方岳贡对开封和洛阳的组织能力、计划经济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之后，朱由检才略显好奇的向他问道：“那么方卿跟朕说了这么多，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方岳贡用眼角的余光观察了身边一直保持沉默的笪继良，方才对着皇帝回道：“粮食局的各位同僚在汇总了这些年的数据之后，向臣提出了一个主张。臣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便带着笪侍郎一起过来，想要让笪侍郎好好的向陛下述说这个主张。”
在崇祯的点头同意下，笪继良沉吟了一下，方才缓缓向皇帝汇报道：“粮食局的几位同仁的确有这么一个设想，但臣对这个设想并不是很赞成，不过既然方尚书坚持，臣只好请陛下听上一听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大明各地的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天灾的祸害。自我皇明开国以来，这样广大面积和损失严重的灾害，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
但是，粮食局的诸位同仁同样也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过去三年里，大明境内的天灾层出不穷，可如果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地域去看，这种灾害显然又是处于局部的。
就好比，过去陕西受灾，但是相邻的河南、山西等地却还是风调雨顺，因此朝廷就能从正常收成的区域调拨粮食。现在我大明境内虽然灾害频频，但是大明南方各省风调雨顺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只是当地出产的粮食不足，难以满足北方受灾地区的所需而已。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大明境内看向大明以外的地区，西域、中亚、南洋各地的气候还是相当正常的。西域、中亚距离我国腹地实在太远，想要运粮回来成本过于高昂，但若是把一部分灾民迁移过去，不仅可以减轻灾区的负担，也能借这个机会充实边地，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南洋各地距离我国的距离虽然不近，但是因为靠近人口最为密集的东南沿海，加上运输成本最为低廉的海上运输，因此不管是向南洋迁移人口，还是从南洋各地运输粮食回国，都是切实可行的，这三年里也是被证明了的方案。
且南洋地区适合种植稻米的地区和荒地极多，其中以红河下游、湄南河下游、湄公河下游、吕宋岛中部最为适合大面积耕作。而除了红河下游之外，其他三处地方的开发程度还不到一半，只要朝廷加以控制，这些地区日后就必然是我大明最好的粮仓…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粮食局各位同仁以为，即便眼下大明的气候变化开始好转，对于海外这些备用粮仓的控制也是丝毫不能减弱的。
而根据过去三年对受灾地区的调查，但凡是有组织的地区，有计划管理的地区，其在受灾过程中对于灾害的抵抗能力，都是远远超过那些由士绅控制的乡村地区的。特别是作为工业中心的城市，其自我救济能力也远远超过没有产业经济存在的普通城市，且工业城市对于周边乡村控制能力，也不是旧城市和传统乡村之间的联系可相比的。
由此，粮食局想要拟定一个农业种植的地区规划，打破目前旧乡村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而是按照气候特点和土地肥沃程度，在一定区域内实施计划种植，以确保更多的乡村加入到，乡村—城市的交换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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