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老虎的血口又进了鳄鱼的嘴巴。
——泰国谚语
在青海省的乐都县，腊梅长到8、9岁的时候，除了上面有一个哥哥连朝，下面还有了迎春、夏荷和秋菊3个妹妹。
母亲王天英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把腊梅送到南山虎狼窝的娘家兄弟那里，一是让她给舅舅们的家里带孩子，二是也可以混上一顿饱饭吃。
舅舅毕竟是亲舅舅，对腊梅自然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又毕竟是男人，没有女人一般细心。因此，舅舅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都没有看到眼睛里。
舅母们则不同了，一是心眼细密而挑剔，二是斤斤计较，三是私心很重。她们在舅舅们的面前对腊梅的态度还不错。倘若舅舅们不在家的时候，她们不是吊脸子就是语带责备，让腊梅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郁闷。
腊梅在虎狼窝的心情一直都不好。有的时候，她抱着孩子来到村边的小溪边，流着悲伤和委屈的眼泪，向潺潺的流水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请求汇入湟水河的小溪给父母捎个话去，快一点接自己回家去。
1948年的夏天，腊梅已经13岁了。她在虎狼窝整整待了4年的时间。舅舅们家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的照看了。舅母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腊梅的日子也更加难过了。
一天，父亲巩国原和哥哥巩连朝突然来到了舅舅家，打算接腊梅回家去。
腊梅高兴极了，急忙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跟着父亲和哥哥头也不回地下山回家了。
腊梅回到阔别4年的家中，为了好好地表现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生怕父母再把她送到什么亲戚的家里去。
一天，腊梅正在厨房收拾碗筷，突然听到有人拍打院门的声音。她放下手中的碗筷，跑出去打开了插住的院门，看见一个当官模样的老爷带着3、4个人走了进来。
他们一边打量着院子的各个角落，一边问道：“尕丫头，巩国原在家吗？”
巩国原闻声从正屋里边掀起门帘子，伸出脑袋惊讶地说道：“在。在。快请进。出什么大事啦？怎么惊动您马大人了？”
马大人是乐都县的副县长，回回人，专门负责全县的征兵、赋税等事务，是一个对老百姓还算善良的官老爷。
巩国原殷勤地请马县长等客人坐下，然后让腊梅赶紧端上来热茶，惴惴不安地站立在旁边，等候马县长发话。
马县长用嘴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了一口茶水咽了下去，然后慢腾腾地说道：“巩国原啊，省府又下命令征兵了。我思谋着你们家的连朝已经18周岁了，符合服兵役的要求了。”
巩国原一听到马县长这话有点着急了，有点口吃地说道：“马大人，您是知道的，瑙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当兵一走，瑙这个家里可怎么办？万一……求求您，再宽容一下吧。”
马县长不悦地说道：“瑙可是已经帮了你好几年的忙了啊。今年说什么也躲不过去了。瑙要是完成不了征兵的任务，人家马芳和韩功说了要拿掉瑙的脑袋壳呢。”
巩国原几乎哀求地说道：“求求您，再帮忙给瑙们想一想办法吧。”
这时候，王天英从侧屋里款款地走了出来，双手端着一碟子黄梨，笑盈盈地说道：“什么风把马县长给吹来了？这是瑙去年秋天储存的黄梨，味道好得很，马县长吃一个尝一尝？”
马县长笑着拿起了一个黄梨在手里摩挲了几下，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说道：“瑙倒是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两个人到西宁城里给大官的家里当差，这样可以顶上一个兵役。要不，你们家里出上两个人去当差？”
巩国原本打算一个人也不出，现在却要出两个人，一时急得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王天英倒是十分干脆，马上回答道：“还是马县长的主意好！瑙的两个尕娃到西宁城里当差，又是在大官的家里头，不愁吃，又不愁喝，还没有性命上的危险。这是半夜三更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差事啊。”
马县长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来，如释重负地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上午瑙来带人。哎，刚才开院门的尕丫头是阿（哪）一个？”
王天英赶紧把腊梅从侧屋叫了过来，让她向马县长问好。
马县长一边打量着腊梅，一边笑着说道：“这个尕丫头皮肤粉粉的，模样也俊俏，性格也很温和，要是给瑙们家做儿媳妇就好了。”
腊梅听到这话脸蛋立刻羞得通红，赶紧躲到侧屋去了。
巩国原说道：“瑙们是平头老百姓，哪里敢高攀马大人啊！”
王天英扯了一下巩国原的衣襟，嗔怪道：“人家马县长是在说玩笑话呢。你还当真顺着杆子往上爬啊？”
第二天上午，巩连朝带着巩腊梅一起到乐都县府报到，然后和几个同是乐都的丫头一起坐上了前往西宁的马车。
腊梅认为哥哥和自己一起去西宁做工，身边有一个坚强的依靠，因此心中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对西宁城产生了一些向往。
马车沿着湟水河边的沙土大道向西宁城快速地驶去。
马车的后面扬起了一片烟雾般的尘土。透过弥漫的灰尘，家乡在巩连朝和巩腊梅的眼睛中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朦胧了。
在西宁城的西北角湟水河畔的小桥，住着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家的院墙十分高大，要比平头来百姓家的院墙高了两倍，让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对大墙里边充满猜测和联想。巨大的院子大门漆成了朱红色，更显得这户人家气势不凡。五颜六色的门楣上面挂着一块刷成蓝色的长方形大木匾。木匾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黄色大字：韩府。
韩府的主人名叫韩功，1901年5月1日出生在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循化县，是大元时期来到那里的撒鲁尔人尕勒莽的后代。
韩功没有念过一天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早年是马家手下的一名厨子，因为烧得一手人人夸奖的好饭菜，又有奉迎拍马的巧嘴皮，一次偶然的机会被马芳慧眼相中，放在自己的军队中当了一个小头目，参加了陆军骑5军和第82军军官训练团的第3期学习。
韩功虽然没有一点文化，可是领兵打起仗来从来不怕死，而且对上司马芳更是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因此一步一步地提升上来，成为了马芳死心塌地地铁干将。
1931年4月，马芳派遣自己的军队从扁都口穿过祁连山，出兵河西走廊，驱逐了盘据在甘州的尕司令马英。
韩功因为在这场攻占河西走廊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再一次被马芳提升了官职。他奉马芳之命率领一支军队驻防在甘州，实际上成为了统治甘州地区的草头王。
韩功在甘州一待就是10年时间。他坐地为王，大肆掠夺和搜刮民财，盗取当地丰富的文物珍宝，砍伐毁坏祁连山里的大片林木。
祁连山中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这在干旱缺少绿色植被的大西北极为珍贵。官府从大清开始就严禁任何人进山砍伐山林。
韩功既为甘州的土王，山里的一棵棵大树自然成了他的摇钱树。他一次又一次地派遣士兵进山，滥砍乱伐。1937年3月，韩功派出4个营的人马，从甘州的龙首堡黑河口和民乐的大都麻、酥油口、小都麻口进入祁连山，在冰沟台、大小鹞子沟滥砍乱伐，仅大都麻一处就砍伐了15万株松木，在黑河口砍伐了22万株，在其它各处砍伐的松木不下10万株。第二年夏天，黑河水势涨大的时候，他们把这些木料在从黑河河道顺水运出，强行在附近的各县销售，大发横财。
1939年，韩功再一次派兵在大都麻实施了破坏性的大砍伐，致使昔日茂密的大都麻林区变成了光山秃岭，严重破坏了祁连山区的生态平衡，造成下游地区干旱缺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甘州是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也是联系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的重镇，拥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贪得无厌的韩功对文物珍宝当然不会放过。他不择手段地大肆盗取文物。例如，金塔的金顶、大佛寺的明代大钟都被盗运到了青海，后来下落不明。
韩功派出工兵营，对甘州西城驿一带的汉墓群滥加挖掘，仅挖出来的汉砖在修路的时候就铺砌了7公里长的路面，使这一庞大的古墓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韩功作为甘州的统治者，对民间的横征暴敛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他屡屡借口军饷不足，强行向工商界摊派借饷，霸占了祁连山的金矿，强征骆驼贩运大烟土，借清乡之名敲诈搜刮民间的财物。
后来，韩功撤离甘州的时候，征调了数千辆大车，并且从祁连山抢来成群的藏民牦牛，连续几个月为他运送财物和粮食，可见他在甘州聚敛的财物有多少。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韩功受马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的节制。
在倪家营地的血战中，韩功的军队骑兵、步兵作为马军的主力，再加上民团，对红军实行层层包围，轮番攻击。队伍的后边还以大刀队压阵，前面有后退的人立即砍头。
7个昼夜的血战，韩功杀害了难以计数的红军战士
西路军失利以后，甘州成为红军俘虏和伤病员的集中地。
韩功对红军俘虏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伤害。残害的手段包括火烧、吊打、枪杀、刀砍、活埋，甚至剥皮、挖心和取胆。他在当时改名为张掖县的甘州境内杀害了3240名红军，其中，枪杀575人，烧死56人，活埋2609人。
张掖的东教场、牛王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韩家花园、义园广场、北城墙根都掩埋着红军将士的尸骨。
东教场成为最恐怖的杀人场。韩功的手下经常在半夜里大批活埋红军的伤病员。他们先是用大刀、镢头、斧子、和铁锨进行一阵疯狂的砍杀，然后不管是死是活全部推进大坑里埋掉。
第二天早晨，当地的老百姓发现，大坑四周的血像河水一样流向大路和路边的田里。地上扔满了帽子、背包和布鞋。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子浑身血淋淋地从土坑里爬了出来，又被刽子手拉回去用土埋掉了……
高金城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医生，在河西走廊开有自己的医院，在当地拥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口碑。
中共领导决定利用他的身份开展营救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功索要被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并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建立了福音医院，私下里接收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协助寻找流散的红军官兵。
不久，他与流散红军建立的临时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和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并且以缺少护理人员为借口，向韩功要回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人，拯救了她们的生命。
在临时党支部的密切配合下，高金城开始了营救红军的工作。他的医院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等到伤员痊愈以后，他又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送到延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韩功的怀疑。
不久，韩功手下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韩大人的手上有一份准备杀害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也有他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
高金城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便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的红军官兵。
1938年2月3日凌晨，韩功谎称自己得了急症，派人前去请高院长出诊，把高金城骗到了第100师的司令部。
韩功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彻底交代到底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
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大声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的败类，韩功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和刽子手。
韩功恼羞成怒，命令手下砍断了他的四肢。
高金城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继续痛骂韩功和国民党，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1941年9月，国民政权监察院于院长到河西走廊巡视，路经张掖南关的时候，看到有数名老人跪在大街的中心，头上顶着状纸，拦住于院长的汽车告状，声泪俱下地控诉韩功的累累罪行。
韩功听说此事以后心中十分恐慌，妄图贿赂于院长为自己开脱。他给于院长送上了在黑水国遗址中挖出的两只古陶罐，悄悄地在陶罐里装满了砂金，用红布蒙住罐口。
于院长察觉以后当即严辞拒绝，拂袖而去。
韩功从此胆颤心惊，害怕上面对他的恶行展开调查。
事过不久，他的官运果然遭到了变故。
当时，国民政权已经在甘肃站稳了脚跟。老蒋立即派遣嫡系部队进驻河西走廊，将韩功的军队调到了青海的罗家湾。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韩功回到青海以后军权随即被剥夺。马芳为了和他撇清关系，干脆打发他返回循化的老家赋闲去了。
韩功虽然心中十分不情愿，但是，望着自己聚敛来的大笔钱财，心里偷偷地骂道：“他奶奶的，反正老子也不吃亏。何不暂时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呢？”
韩功记得“狡兔三窟”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财物一分为二，在西宁城里藏匿了一些，随身带了一些，便打道回府了。
谁知道，韩功刚走到化隆县的地界，就遇到了一帮从山上冲下来的土匪。土匪把他的财物洗掠一空。
他怀疑是马芳暗中使坏，但是为了保住性命，只好舍弃钱财，仓皇地逃回了循化。
1948年6月，时来运转的韩功当选为国民政权监察院监察委员。
韬光养晦的韩功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带着大小姨太太，重新回到了省城西宁，取到了当年藏匿起来的钱财，在湟水河畔的小桥附近盖起了一座宏大的私宅大院，悠然地颐养天年。
——泰国谚语
在青海省的乐都县，腊梅长到8、9岁的时候，除了上面有一个哥哥连朝，下面还有了迎春、夏荷和秋菊3个妹妹。
母亲王天英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把腊梅送到南山虎狼窝的娘家兄弟那里，一是让她给舅舅们的家里带孩子，二是也可以混上一顿饱饭吃。
舅舅毕竟是亲舅舅，对腊梅自然是很好的。但是，男人又毕竟是男人，没有女人一般细心。因此，舅舅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都没有看到眼睛里。
舅母们则不同了，一是心眼细密而挑剔，二是斤斤计较，三是私心很重。她们在舅舅们的面前对腊梅的态度还不错。倘若舅舅们不在家的时候，她们不是吊脸子就是语带责备，让腊梅的心中充满了委屈和郁闷。
腊梅在虎狼窝的心情一直都不好。有的时候，她抱着孩子来到村边的小溪边，流着悲伤和委屈的眼泪，向潺潺的流水诉说自己的心里话，请求汇入湟水河的小溪给父母捎个话去，快一点接自己回家去。
1948年的夏天，腊梅已经13岁了。她在虎狼窝整整待了4年的时间。舅舅们家里的孩子长大了，不再需要她的照看了。舅母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腊梅的日子也更加难过了。
一天，父亲巩国原和哥哥巩连朝突然来到了舅舅家，打算接腊梅回家去。
腊梅高兴极了，急忙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跟着父亲和哥哥头也不回地下山回家了。
腊梅回到阔别4年的家中，为了好好地表现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生怕父母再把她送到什么亲戚的家里去。
一天，腊梅正在厨房收拾碗筷，突然听到有人拍打院门的声音。她放下手中的碗筷，跑出去打开了插住的院门，看见一个当官模样的老爷带着3、4个人走了进来。
他们一边打量着院子的各个角落，一边问道：“尕丫头，巩国原在家吗？”
巩国原闻声从正屋里边掀起门帘子，伸出脑袋惊讶地说道：“在。在。快请进。出什么大事啦？怎么惊动您马大人了？”
马大人是乐都县的副县长，回回人，专门负责全县的征兵、赋税等事务，是一个对老百姓还算善良的官老爷。
巩国原殷勤地请马县长等客人坐下，然后让腊梅赶紧端上来热茶，惴惴不安地站立在旁边，等候马县长发话。
马县长用嘴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呷了一口茶水咽了下去，然后慢腾腾地说道：“巩国原啊，省府又下命令征兵了。我思谋着你们家的连朝已经18周岁了，符合服兵役的要求了。”
巩国原一听到马县长这话有点着急了，有点口吃地说道：“马大人，您是知道的，瑙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当兵一走，瑙这个家里可怎么办？万一……求求您，再宽容一下吧。”
马县长不悦地说道：“瑙可是已经帮了你好几年的忙了啊。今年说什么也躲不过去了。瑙要是完成不了征兵的任务，人家马芳和韩功说了要拿掉瑙的脑袋壳呢。”
巩国原几乎哀求地说道：“求求您，再帮忙给瑙们想一想办法吧。”
这时候，王天英从侧屋里款款地走了出来，双手端着一碟子黄梨，笑盈盈地说道：“什么风把马县长给吹来了？这是瑙去年秋天储存的黄梨，味道好得很，马县长吃一个尝一尝？”
马县长笑着拿起了一个黄梨在手里摩挲了几下，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说道：“瑙倒是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两个人到西宁城里给大官的家里当差，这样可以顶上一个兵役。要不，你们家里出上两个人去当差？”
巩国原本打算一个人也不出，现在却要出两个人，一时急得脑门上渗出了汗珠，张着嘴巴半晌说不出话来。
王天英倒是十分干脆，马上回答道：“还是马县长的主意好！瑙的两个尕娃到西宁城里当差，又是在大官的家里头，不愁吃，又不愁喝，还没有性命上的危险。这是半夜三更打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差事啊。”
马县长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来，如释重负地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上午瑙来带人。哎，刚才开院门的尕丫头是阿（哪）一个？”
王天英赶紧把腊梅从侧屋叫了过来，让她向马县长问好。
马县长一边打量着腊梅，一边笑着说道：“这个尕丫头皮肤粉粉的，模样也俊俏，性格也很温和，要是给瑙们家做儿媳妇就好了。”
腊梅听到这话脸蛋立刻羞得通红，赶紧躲到侧屋去了。
巩国原说道：“瑙们是平头老百姓，哪里敢高攀马大人啊！”
王天英扯了一下巩国原的衣襟，嗔怪道：“人家马县长是在说玩笑话呢。你还当真顺着杆子往上爬啊？”
第二天上午，巩连朝带着巩腊梅一起到乐都县府报到，然后和几个同是乐都的丫头一起坐上了前往西宁的马车。
腊梅认为哥哥和自己一起去西宁做工，身边有一个坚强的依靠，因此心中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对西宁城产生了一些向往。
马车沿着湟水河边的沙土大道向西宁城快速地驶去。
马车的后面扬起了一片烟雾般的尘土。透过弥漫的灰尘，家乡在巩连朝和巩腊梅的眼睛中越来越远了，也越来越朦胧了。
在西宁城的西北角湟水河畔的小桥，住着一个大户人家。这个人家的院墙十分高大，要比平头来百姓家的院墙高了两倍，让路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对大墙里边充满猜测和联想。巨大的院子大门漆成了朱红色，更显得这户人家气势不凡。五颜六色的门楣上面挂着一块刷成蓝色的长方形大木匾。木匾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黄色大字：韩府。
韩府的主人名叫韩功，1901年5月1日出生在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循化县，是大元时期来到那里的撒鲁尔人尕勒莽的后代。
韩功没有念过一天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早年是马家手下的一名厨子，因为烧得一手人人夸奖的好饭菜，又有奉迎拍马的巧嘴皮，一次偶然的机会被马芳慧眼相中，放在自己的军队中当了一个小头目，参加了陆军骑5军和第82军军官训练团的第3期学习。
韩功虽然没有一点文化，可是领兵打起仗来从来不怕死，而且对上司马芳更是忠心耿耿、说一不二，因此一步一步地提升上来，成为了马芳死心塌地地铁干将。
1931年4月，马芳派遣自己的军队从扁都口穿过祁连山，出兵河西走廊，驱逐了盘据在甘州的尕司令马英。
韩功因为在这场攻占河西走廊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再一次被马芳提升了官职。他奉马芳之命率领一支军队驻防在甘州，实际上成为了统治甘州地区的草头王。
韩功在甘州一待就是10年时间。他坐地为王，大肆掠夺和搜刮民财，盗取当地丰富的文物珍宝，砍伐毁坏祁连山里的大片林木。
祁连山中的林木资源十分丰富，这在干旱缺少绿色植被的大西北极为珍贵。官府从大清开始就严禁任何人进山砍伐山林。
韩功既为甘州的土王，山里的一棵棵大树自然成了他的摇钱树。他一次又一次地派遣士兵进山，滥砍乱伐。1937年3月，韩功派出4个营的人马，从甘州的龙首堡黑河口和民乐的大都麻、酥油口、小都麻口进入祁连山，在冰沟台、大小鹞子沟滥砍乱伐，仅大都麻一处就砍伐了15万株松木，在黑河口砍伐了22万株，在其它各处砍伐的松木不下10万株。第二年夏天，黑河水势涨大的时候，他们把这些木料在从黑河河道顺水运出，强行在附近的各县销售，大发横财。
1939年，韩功再一次派兵在大都麻实施了破坏性的大砍伐，致使昔日茂密的大都麻林区变成了光山秃岭，严重破坏了祁连山区的生态平衡，造成下游地区干旱缺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甘州是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也是联系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的重镇，拥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贪得无厌的韩功对文物珍宝当然不会放过。他不择手段地大肆盗取文物。例如，金塔的金顶、大佛寺的明代大钟都被盗运到了青海，后来下落不明。
韩功派出工兵营，对甘州西城驿一带的汉墓群滥加挖掘，仅挖出来的汉砖在修路的时候就铺砌了7公里长的路面，使这一庞大的古墓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韩功作为甘州的统治者，对民间的横征暴敛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使广大人民深受其害。他屡屡借口军饷不足，强行向工商界摊派借饷，霸占了祁连山的金矿，强征骆驼贩运大烟土，借清乡之名敲诈搜刮民间的财物。
后来，韩功撤离甘州的时候，征调了数千辆大车，并且从祁连山抢来成群的藏民牦牛，连续几个月为他运送财物和粮食，可见他在甘州聚敛的财物有多少。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的时候，韩功受马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的节制。
在倪家营地的血战中，韩功的军队骑兵、步兵作为马军的主力，再加上民团，对红军实行层层包围，轮番攻击。队伍的后边还以大刀队压阵，前面有后退的人立即砍头。
7个昼夜的血战，韩功杀害了难以计数的红军战士
西路军失利以后，甘州成为红军俘虏和伤病员的集中地。
韩功对红军俘虏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伤害。残害的手段包括火烧、吊打、枪杀、刀砍、活埋，甚至剥皮、挖心和取胆。他在当时改名为张掖县的甘州境内杀害了3240名红军，其中，枪杀575人，烧死56人，活埋2609人。
张掖的东教场、牛王宫、高家庄、下滩子、十里行宫、韩家花园、义园广场、北城墙根都掩埋着红军将士的尸骨。
东教场成为最恐怖的杀人场。韩功的手下经常在半夜里大批活埋红军的伤病员。他们先是用大刀、镢头、斧子、和铁锨进行一阵疯狂的砍杀，然后不管是死是活全部推进大坑里埋掉。
第二天早晨，当地的老百姓发现，大坑四周的血像河水一样流向大路和路边的田里。地上扔满了帽子、背包和布鞋。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小孩子浑身血淋淋地从土坑里爬了出来，又被刽子手拉回去用土埋掉了……
高金城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医生，在河西走廊开有自己的医院，在当地拥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和口碑。
中共领导决定利用他的身份开展营救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
高金城以修复福音堂、重开医院为名，向韩功索要被军队据为伤病医院的福音堂，并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建立了福音医院，私下里接收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协助寻找流散的红军官兵。
不久，他与流散红军建立的临时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和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并且以缺少护理人员为借口，向韩功要回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等人，拯救了她们的生命。
在临时党支部的密切配合下，高金城开始了营救红军的工作。他的医院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等到伤员痊愈以后，他又一批又一批地护送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再转送到延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韩功的怀疑。
不久，韩功手下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韩大人的手上有一份准备杀害的共产党员名单，其中也有他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
高金城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便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的红军官兵。
1938年2月3日凌晨，韩功谎称自己得了急症，派人前去请高院长出诊，把高金城骗到了第100师的司令部。
韩功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彻底交代到底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
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大声地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的败类，韩功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和刽子手。
韩功恼羞成怒，命令手下砍断了他的四肢。
高金城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继续痛骂韩功和国民党，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的后花园里。
1941年9月，国民政权监察院于院长到河西走廊巡视，路经张掖南关的时候，看到有数名老人跪在大街的中心，头上顶着状纸，拦住于院长的汽车告状，声泪俱下地控诉韩功的累累罪行。
韩功听说此事以后心中十分恐慌，妄图贿赂于院长为自己开脱。他给于院长送上了在黑水国遗址中挖出的两只古陶罐，悄悄地在陶罐里装满了砂金，用红布蒙住罐口。
于院长察觉以后当即严辞拒绝，拂袖而去。
韩功从此胆颤心惊，害怕上面对他的恶行展开调查。
事过不久，他的官运果然遭到了变故。
当时，国民政权已经在甘肃站稳了脚跟。老蒋立即派遣嫡系部队进驻河西走廊，将韩功的军队调到了青海的罗家湾。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韩功回到青海以后军权随即被剥夺。马芳为了和他撇清关系，干脆打发他返回循化的老家赋闲去了。
韩功虽然心中十分不情愿，但是，望着自己聚敛来的大笔钱财，心里偷偷地骂道：“他奶奶的，反正老子也不吃亏。何不暂时偃旗息鼓、休养生息呢？”
韩功记得“狡兔三窟”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财物一分为二，在西宁城里藏匿了一些，随身带了一些，便打道回府了。
谁知道，韩功刚走到化隆县的地界，就遇到了一帮从山上冲下来的土匪。土匪把他的财物洗掠一空。
他怀疑是马芳暗中使坏，但是为了保住性命，只好舍弃钱财，仓皇地逃回了循化。
1948年6月，时来运转的韩功当选为国民政权监察院监察委员。
韬光养晦的韩功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带着大小姨太太，重新回到了省城西宁，取到了当年藏匿起来的钱财，在湟水河畔的小桥附近盖起了一座宏大的私宅大院，悠然地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