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抛石头，留心自己头。
---蒙古族谚语
巩腊梅是181团3营第一个少数民族衣着打扮的妇女。她的到来引起了连队里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好奇。他们纷纷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来打量牛姑舅的爱人。
巩腊梅看上去30岁左右，圆脸蛋，皮肤白皙，慈眉善目，头上戴着一定只露出面孔的绿色盖头，穿着一套黑色的棉布衣裤，脚上穿着手工制作的黑色棉布鞋。鞋子头上绣着一朵红艳艳的牡丹花。
牛木兰看上去10岁左右，长着一头又黑又浓的头发，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花布的棉衣、棉裤和一双厚实的棉鞋。她睁着一双透露出倔强和锐利光芒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陌生人。
由于连队的编制已经满额，巩腊梅和其他陆续来投靠丈夫的妇女暂时作为职工的家属，在家里做饭、照看孩子。
牛万山领着牛木兰，来到了营部的小学，给她报名上学。他看到小学校长的时候不禁愣住了：这不是去年在火车上遇到的于大川老师吗？
他惊讶地问道：“于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于大川笑着说道：“我自愿报名到这里支援团场教育。这是你的女儿？上几年级了？”
牛万山回答道：“她刚从甘肃老家过来，还没有上过一天学呢。”
于大川感叹道：“哎呀，这么大的孩子还没有上过学啊？那就先从一年级开始吧。”
11岁的牛木兰成为了3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班里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不过，她天资聪慧，认真好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课本上的知识全部学会了。
于大川便让牛木兰跳级到二年级，还让她当了班长。
1964年的秋天，团部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3营营部。他们在空地上挖了两个土坑，在坑里栽下两根木头杆子，再在木头杆子之间挂上了一块白色的布，说是银幕。
等到傍晚天色变暗，吃过晚饭的职工拿着自家的小板凳和马扎子，齐刷刷地坐在银幕的前面。
牛木兰早早地吃过晚饭，知道牛万山还要去打一会儿篮球，就拉着怀有身孕的巩腊梅来到了广场，等着看电影。
电影终于放映了。演的是根据湖南花鼓戏拍摄的戏曲故事片《补锅》。
银幕上，面容娇媚、身材苗条的李谷一边歌边舞。场地上，巩腊梅的肚子出现了一阵阵的绞痛。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让牛木兰陪着自己回家，让邻居马秀英赶紧去找卫生院。
大约在晚上的九点左右，巩腊梅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一生下来就是满头的黑发。黑发把他的小耳朵都遮盖住了。
这是牛万山的第一个孩子。他给孩子取的汉名是牛建新，意思是建设新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把马玉民请到家中，
按照经文给孩子去了一个回族名字优素夫。
12岁的牛木兰有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属龙的弟弟，感到特别高兴。每天放学以后，她就帮助妈妈照看弟弟，并且一口一个尕弟弟地叫着他。
牛万山虽然是下中农的阶级成分，但是，几个叔叔的阶级成分却是地主或者恶霸地主，而且还与红军西路军、解放军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战斗。一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他的心中顿时感到空落落的，只好收敛了平时说话诙谐幽默的风格，在众人的面前尽量保持着内敛和谨慎。
1967年，兵团决定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把以前没有正式参加工作的家属全部转成了兵团职工。巩腊梅因此成为了一名兵团的职工。她把3岁的建新送到了连队的托儿所，再一次自豪地扛起了铁锹，和14连的职工们一起下地劳动。
巩腊梅站在地头上，远眺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在田野上轰隆作响的拖拉机和播种机，还有那一排排把白杨树，再想一想尕阴屲的高坡深沟和巴掌大小的田地，从内心的深处惊叹新疆大地的辽阔和富饶。
连长鲁大炮已经升官当了营长。他来到14连的劳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当看到戴着盖头的巩腊梅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喊道：“巩腊梅，快把你的盖头取下来。你现在是一名兵团的革命职工，要有革命军人的样子，不能再穿戴封建保守思想的衣服了。”
巩腊梅知道不能违犯连队的纪律，于是慢慢地摘下了盖头，掖进了衣服的口袋。突然把头发展露在外人的面前，她感到十分别扭和难堪，仿佛自己没有穿衣服一样。
巩腊梅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就是照顾好丈夫和两个孩子，除非必须参加的会议，她从不参与职工自发的政治活动。
一天，牛万山收到弟弟牛见山写来了一封家信。
牛见山在信中告诉哥哥和嫂子，他们全家、牛银山的全家和尕索菲的全家也来到新疆了，在伊犁地区的伊宁县落户当了农民，日子过的比老家的好多了，至少能够吃饱肚子。
牛万山和巩腊梅为兄弟们的良好归宿感到十分高兴，赶紧让上小学5年级的牛木兰写了一份回信，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祝贺，欢迎他们有机会到阿勒泰来探亲。
那个时候，兵团实行定量供给制。食物、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是由公家发放的。职工们一律身穿绿色的军衣、军裤和绿色的胶鞋。每个人头戴一顶绿色的军帽。与正规的军队服装相比，只不过他们的衣领上没有领章，帽子上没有红色5角星的帽徽而已。
不久，3营的领导认为14连的甘肃籍职工和少数民族过于集中，容易形成老乡帮派，在工作中不好管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分散到16连、17连、18连和19连。
马玉民一家留在了14连。马秀英一家分到了19连。牛万山和巩腊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17连。他们把家里的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装进3个纸箱子，抱着牛建新，带着牛木兰，坐上一辆马车便搬迁到了17连。
17连又叫糖厂。据说，3营以前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甜菜，又盖了一座用甜菜制造白砂糖的小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白砂糖质量不过关，所以很快就关闭了糖厂。但是，糖厂这个名字却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
由于很多职工都有了家庭，各自在家里做饭吃，连队的食堂不需要那么多的炊事员了。于是，连长安排牛万山到大车班当班长。大车班就赶上马拉车，春天往地里运种子、拉肥料，秋天再从地里往连队运送收获的粮食。
巩腊梅分配到17连的1排2班工作。2班的班长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女青年。她的名字叫作顾美娣。
说起支边青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呢。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明察新疆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落后的状况，对祖国的安全和统一、对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高瞻远瞩，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共计17.5万名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使命。
随着垦荒事业的飞速发展，农场和厂矿明显地感到人员短缺。兵团领导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动员内地的青年支援边疆，一面派遣干部到内地组织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兵团，一面动员各单位和职工投书内地招揽亲友来疆。
不久，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广东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来到了新疆，使兵团的职工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全国当时有志青年最响亮的口号。
1959年春，国家根据新疆的情况和要求，决定在第2个5年计划期间从内地再动员一部分青壮年来新疆参加建设。随后，安徽、湖南、湖北、江苏的支边青年陆续来到新疆。
从1963年开始，上海、天津的数10万知识青年又来到了新疆。
支边青年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分配，一到新疆便立即奔赴农牧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不怕困难，虚心向当地的群众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使用坎土曼，学会了赶大车，成为了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运动的骨干和主力军。
1966年，高考中止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没有工作可以安排。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引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全部来到了农村。其中，1966、1967、1968年的3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3届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约有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3营也分来了很多上海和天津的支边青年。他们单纯、活泼，有文化知识，又富有青春朝气，还带有城市人的洋气。他们在农民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兵团里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顾美娣是上海虹口区人，来到3营以后担任了2班的班长。她与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不同，稳重、大方、寡言。
有一次，营长鲁大炮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是取得什么名字啊？顾美娣，就是照顾美帝！年纪轻轻的，你又不爱说说笑笑，倒像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顾美娣很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顾爱华，但是，老太婆从此成为了她的绰号。
职工们看到别人叫她“老太婆”，她也不生气，也都无所顾忌地开始叫她的绰号。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3营17连有一个很能干的上海知青“老太婆”，反而不记得那个曾经名叫顾美娣的顾爱华了。
3营最初是永红和红2司之间的斗争，后来转变为复转军人与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之间的斗争。他们给上海虹口区去信函，外调知青的家庭情况。结果有好几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也包括“老太婆”。
他们把那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讯问。
别人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当即表示坚决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监督和批判。唯有“老太婆”一个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一个造反派头头审问了半天，看到“老太婆”就是不开口说话。他恼羞成怒，扬起右手打了“老太婆”一个响亮的耳光。
顿时，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老太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轻轻地擦拭嘴角边的血迹，仍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的早晨，有人在结冰的水渠里发现了“老太婆”的尸体。
人们都在私下里传说，“老太婆”昨天晚上被打了以后想不通，可能是喝了农药，心头烧得没有办法，半夜跑到冰水渠道里降温去了。
巩腊梅看到自己的班长这么年轻就死了，再想到“老太婆”平时待人和善、做事公正，和自己在尕阴屲当小队长的时候一样善良，心中感到十分地伤心，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好朋友马秀珍劝阻她道：“大姐，你是怀孕的人，不能太伤心，不然会影响身体的。”
---蒙古族谚语
巩腊梅是181团3营第一个少数民族衣着打扮的妇女。她的到来引起了连队里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好奇。他们纷纷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跑来打量牛姑舅的爱人。
巩腊梅看上去30岁左右，圆脸蛋，皮肤白皙，慈眉善目，头上戴着一定只露出面孔的绿色盖头，穿着一套黑色的棉布衣裤，脚上穿着手工制作的黑色棉布鞋。鞋子头上绣着一朵红艳艳的牡丹花。
牛木兰看上去10岁左右，长着一头又黑又浓的头发，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花布的棉衣、棉裤和一双厚实的棉鞋。她睁着一双透露出倔强和锐利光芒的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每一个陌生人。
由于连队的编制已经满额，巩腊梅和其他陆续来投靠丈夫的妇女暂时作为职工的家属，在家里做饭、照看孩子。
牛万山领着牛木兰，来到了营部的小学，给她报名上学。他看到小学校长的时候不禁愣住了：这不是去年在火车上遇到的于大川老师吗？
他惊讶地问道：“于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于大川笑着说道：“我自愿报名到这里支援团场教育。这是你的女儿？上几年级了？”
牛万山回答道：“她刚从甘肃老家过来，还没有上过一天学呢。”
于大川感叹道：“哎呀，这么大的孩子还没有上过学啊？那就先从一年级开始吧。”
11岁的牛木兰成为了3营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班里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的学生。不过，她天资聪慧，认真好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课本上的知识全部学会了。
于大川便让牛木兰跳级到二年级，还让她当了班长。
1964年的秋天，团部的电影放映队来到了3营营部。他们在空地上挖了两个土坑，在坑里栽下两根木头杆子，再在木头杆子之间挂上了一块白色的布，说是银幕。
等到傍晚天色变暗，吃过晚饭的职工拿着自家的小板凳和马扎子，齐刷刷地坐在银幕的前面。
牛木兰早早地吃过晚饭，知道牛万山还要去打一会儿篮球，就拉着怀有身孕的巩腊梅来到了广场，等着看电影。
电影终于放映了。演的是根据湖南花鼓戏拍摄的戏曲故事片《补锅》。
银幕上，面容娇媚、身材苗条的李谷一边歌边舞。场地上，巩腊梅的肚子出现了一阵阵的绞痛。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让牛木兰陪着自己回家，让邻居马秀英赶紧去找卫生院。
大约在晚上的九点左右，巩腊梅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一生下来就是满头的黑发。黑发把他的小耳朵都遮盖住了。
这是牛万山的第一个孩子。他给孩子取的汉名是牛建新，意思是建设新疆。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把马玉民请到家中，
按照经文给孩子去了一个回族名字优素夫。
12岁的牛木兰有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属龙的弟弟，感到特别高兴。每天放学以后，她就帮助妈妈照看弟弟，并且一口一个尕弟弟地叫着他。
牛万山虽然是下中农的阶级成分，但是，几个叔叔的阶级成分却是地主或者恶霸地主，而且还与红军西路军、解放军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战斗。一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他的心中顿时感到空落落的，只好收敛了平时说话诙谐幽默的风格，在众人的面前尽量保持着内敛和谨慎。
1967年，兵团决定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把以前没有正式参加工作的家属全部转成了兵团职工。巩腊梅因此成为了一名兵团的职工。她把3岁的建新送到了连队的托儿所，再一次自豪地扛起了铁锹，和14连的职工们一起下地劳动。
巩腊梅站在地头上，远眺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在田野上轰隆作响的拖拉机和播种机，还有那一排排把白杨树，再想一想尕阴屲的高坡深沟和巴掌大小的田地，从内心的深处惊叹新疆大地的辽阔和富饶。
连长鲁大炮已经升官当了营长。他来到14连的劳动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当看到戴着盖头的巩腊梅的时候，他大声地叫喊道：“巩腊梅，快把你的盖头取下来。你现在是一名兵团的革命职工，要有革命军人的样子，不能再穿戴封建保守思想的衣服了。”
巩腊梅知道不能违犯连队的纪律，于是慢慢地摘下了盖头，掖进了衣服的口袋。突然把头发展露在外人的面前，她感到十分别扭和难堪，仿佛自己没有穿衣服一样。
巩腊梅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干好自己的工作，就是照顾好丈夫和两个孩子，除非必须参加的会议，她从不参与职工自发的政治活动。
一天，牛万山收到弟弟牛见山写来了一封家信。
牛见山在信中告诉哥哥和嫂子，他们全家、牛银山的全家和尕索菲的全家也来到新疆了，在伊犁地区的伊宁县落户当了农民，日子过的比老家的好多了，至少能够吃饱肚子。
牛万山和巩腊梅为兄弟们的良好归宿感到十分高兴，赶紧让上小学5年级的牛木兰写了一份回信，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祝贺，欢迎他们有机会到阿勒泰来探亲。
那个时候，兵团实行定量供给制。食物、衣服和生活用品都是由公家发放的。职工们一律身穿绿色的军衣、军裤和绿色的胶鞋。每个人头戴一顶绿色的军帽。与正规的军队服装相比，只不过他们的衣领上没有领章，帽子上没有红色5角星的帽徽而已。
不久，3营的领导认为14连的甘肃籍职工和少数民族过于集中，容易形成老乡帮派，在工作中不好管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分散到16连、17连、18连和19连。
马玉民一家留在了14连。马秀英一家分到了19连。牛万山和巩腊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17连。他们把家里的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装进3个纸箱子，抱着牛建新，带着牛木兰，坐上一辆马车便搬迁到了17连。
17连又叫糖厂。据说，3营以前在这里种植了大量的甜菜，又盖了一座用甜菜制造白砂糖的小工厂。因为生产出来的白砂糖质量不过关，所以很快就关闭了糖厂。但是，糖厂这个名字却作为地名保留了下来。
由于很多职工都有了家庭，各自在家里做饭吃，连队的食堂不需要那么多的炊事员了。于是，连长安排牛万山到大车班当班长。大车班就赶上马拉车，春天往地里运种子、拉肥料，秋天再从地里往连队运送收获的粮食。
巩腊梅分配到17连的1排2班工作。2班的班长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支边女青年。她的名字叫作顾美娣。
说起支边青年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呢。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中央明察新疆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和经济落后的状况，对祖国的安全和统一、对新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高瞻远瞩，1954年10月，命令驻疆人民解放军共计17.5万名官兵就地集体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担负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的使命。
随着垦荒事业的飞速发展，农场和厂矿明显地感到人员短缺。兵团领导很快地做出了决定，动员内地的青年支援边疆，一面派遣干部到内地组织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兵团，一面动员各单位和职工投书内地招揽亲友来疆。
不久，河北、河南、四川、江苏、上海、广东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来到了新疆，使兵团的职工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年龄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全国当时有志青年最响亮的口号。
1959年春，国家根据新疆的情况和要求，决定在第2个5年计划期间从内地再动员一部分青壮年来新疆参加建设。随后，安徽、湖南、湖北、江苏的支边青年陆续来到新疆。
从1963年开始，上海、天津的数10万知识青年又来到了新疆。
支边青年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分配，一到新疆便立即奔赴农牧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不怕困难，虚心向当地的群众学习，很快熟练地掌握了使用坎土曼，学会了赶大车，成为了兴修水利、开荒造田运动的骨干和主力军。
1966年，高考中止了。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又没有工作可以安排。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引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在校的初中生和高中生全部来到了农村。其中，1966、1967、1968年的3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3届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大约有10%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3营也分来了很多上海和天津的支边青年。他们单纯、活泼，有文化知识，又富有青春朝气，还带有城市人的洋气。他们在农民出身占绝大多数的兵团里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顾美娣是上海虹口区人，来到3营以后担任了2班的班长。她与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不同，稳重、大方、寡言。
有一次，营长鲁大炮开玩笑地对她说：“你这是取得什么名字啊？顾美娣，就是照顾美帝！年纪轻轻的，你又不爱说说笑笑，倒像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顾美娣很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顾爱华，但是，老太婆从此成为了她的绰号。
职工们看到别人叫她“老太婆”，她也不生气，也都无所顾忌地开始叫她的绰号。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3营17连有一个很能干的上海知青“老太婆”，反而不记得那个曾经名叫顾美娣的顾爱华了。
3营最初是永红和红2司之间的斗争，后来转变为复转军人与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之间的斗争。他们给上海虹口区去信函，外调知青的家庭情况。结果有好几个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也包括“老太婆”。
他们把那几个出身不好的知青叫到连部办公室讯问。
别人都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当即表示坚决与资产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监督和批判。唯有“老太婆”一个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一个造反派头头审问了半天，看到“老太婆”就是不开口说话。他恼羞成怒，扬起右手打了“老太婆”一个响亮的耳光。
顿时，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
“老太婆”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条洁白的手绢，轻轻地擦拭嘴角边的血迹，仍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第二天的早晨，有人在结冰的水渠里发现了“老太婆”的尸体。
人们都在私下里传说，“老太婆”昨天晚上被打了以后想不通，可能是喝了农药，心头烧得没有办法，半夜跑到冰水渠道里降温去了。
巩腊梅看到自己的班长这么年轻就死了，再想到“老太婆”平时待人和善、做事公正，和自己在尕阴屲当小队长的时候一样善良，心中感到十分地伤心，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好朋友马秀珍劝阻她道：“大姐，你是怀孕的人，不能太伤心，不然会影响身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