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加更是为了感谢书友“虞山正音”在2019年11月20日所捐献的400ml全血而加更。还有一章加更等待更新。
金融系统，尤其是国际金融系统，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天下。
在这个领域里，国内顶尖院校相关专业毕业出来的学生属于“没人看得上”的角色。如果没有某几个特定外国学院的学历，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现状……和国内的医疗系统有些类似。不少从事医学领域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中文论文就一定是一坨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外国期刊，尤其是外国期刊上的英文论文，才是检验一项“科研结果”的重要标准。
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成因是复杂而且具有很长历史缘由的，但……让人不爽就是不爽。
孙立恩现在就很不爽。
“这篇论文不一定要发成英文的吧？”晚上八点，孙立恩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医院的科教科打来的。这个科室以往和孙立恩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多，而这一次打电话来，却是来劝孙立恩改论文的。
之前去非洲做医疗支援的时候，孙立恩和整个医疗队伍在撤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美国的ngo营地。而这个营地里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阿米巴原虫脑膜炎。
虽然通过iv注射两性霉素b进行了治疗，但是最后存活下来的患者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大一部分患者在突如其来的炮击中丧命。剩下的病人孙立恩最后也没有跟踪预后——他们之后好像是被美国的武装人员接走了。
这样一个有些没头没尾的治疗内容，本身并不太符合发布论文所需的要求。诊断为阿米巴原虫脑膜炎的判断虽然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在没有病理学证据，同时也没有分离到病原体的情况下，凭借治疗有一定效果来认定疾病，这有些牵强。
而且之后孙立恩也并没有渠道获得这些病人的后续情况，两性霉素b治疗原发性阿米巴原虫脑膜炎的效果本来就不是太好，在缺乏数据样本的情况下，这篇论文的含金量就更低了一些。
孙立恩写这篇论文的原因很简单——他只是想提醒一下以后可能会去到疫区的医生们注意。不要接触疫水的理念在中国医生群体里还是比较普及的，但这并不代表当地生活的人们也能有同样的概念。在遇到这种侵袭神经系统，会造成发热和剧痛的疾病面前，应该考虑到在国内并不常见的阿米巴原虫脑膜炎。
但是科教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非常简单——国内的中文期刊含金量不够，而阿米巴原虫脑膜炎以往并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报告。这样一篇具有独占性和罕见性的论文发在国内期刊上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不打算改成英文。”听着电话对面的科教科负责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孙立恩终于有点忍不住了，“这篇文章本来就缺乏足够的跟踪数据，在诊断和治疗上也没有任何独占性。没有分享给国际医疗界的必要。成规模长时间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支援的也只有中国医生，发这样的文章提醒以后的援非医疗队医生们注意一下，这个不是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么？”
电话那头的科教科负责人似乎有些不理解孙立恩为什么这么抗拒，对方的语气也有些不好了，“孙医生，请你支持我们工作……”
“我也请你们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孙立恩也生气了，“如果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医生投诉。我不会把这篇论文改成英文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没有那个时间！”说完，孙立恩就挂了电话。
一般来说，医院里的科教科对于医生们发论文这件事情都是大力支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病例用来写论文。但是孙立恩的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作为一名规培医生，他发的论文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sci分数还是独占性上来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规培医生的范畴。毫不客气的说，光凭apq4蛋白表达不足综合征的发现者和治疗方案设计者这个成就，孙立恩的名字就必然会被记录在医学史里。这个成就在国内是无数医生甚至教授们做梦都不敢想的。
科教科的出发点也是为孙立恩好——你虽然有了这么了不得的发现，但其他的论文也要发的呀。明明能发二区甚至一区的文章，结果孙医生你只发一个中文期刊……这不是暴殄天物么？
孙立恩的出发点则完全是另一个方向，我写这篇论文，是为了写给中国医生们看的。外国医疗界用不上这种提醒，反正他们也不会由国家组织起来去非洲支援医疗。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篇论文写成英文的，反而为中国医生阅读人为制造障碍呢？
至于sci的分数……孙立恩真的不太在乎。他又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学者。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组里的其他医生手里的论文都多到快发不完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个三五分的加成，反而不顾一开始自己写论文的目的，这实在是有些舍本逐末。
怒气冲冲的挂了电话之后，孙立恩还是有些气不过。他想了想，决定干脆找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刘堂春告上一状去。老刘同志也是去非洲支援过的医生，他总不至于和科教科的这些人一样，不明白这篇论文的读者定位的重要性吧？
没想到孙立恩刚刚拿起手机，刘堂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而且刚一接通，他就听见了刘堂春调侃的问话，“你小子又干啥了？我怎么听科教科的老师们说，你小子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呢？”
刘堂春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孙立恩顿时火冒三丈，“这帽子太大了，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反问道，“刘老师，我这篇文章要写成英文的，那最多就是个sci灌水文章。花个几千美金的版位费，在不知名的三流小期刊上占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写出来了也没人看，最多就是被收录到pubmed里，在别人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一下——这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写成中文的，这样至少其他准备去非洲的援非医生们能意识到这里还有这种疾病。”
“你首先要意识到，那些人感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非洲，而是美国。”刘堂春平静的支出了孙立恩的一个错误后说道，“不过你这个看法，我是支持的。不一定非要把论文写成英语的，写成中文的怎么了？写成中文的，发表在中文的期刊上，也就等于是写在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上。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去和科教科的人沟通。”说到这里，刘堂春忽然话锋一变，“说起援非医疗的事儿，你觉得……胡春波怎么样？”
金融系统，尤其是国际金融系统，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天下。
在这个领域里，国内顶尖院校相关专业毕业出来的学生属于“没人看得上”的角色。如果没有某几个特定外国学院的学历，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现状……和国内的医疗系统有些类似。不少从事医学领域研究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中文论文就一定是一坨臭不可闻的排泄物。外国期刊，尤其是外国期刊上的英文论文，才是检验一项“科研结果”的重要标准。
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成因是复杂而且具有很长历史缘由的，但……让人不爽就是不爽。
孙立恩现在就很不爽。
“这篇论文不一定要发成英文的吧？”晚上八点，孙立恩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医院的科教科打来的。这个科室以往和孙立恩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多，而这一次打电话来，却是来劝孙立恩改论文的。
之前去非洲做医疗支援的时候，孙立恩和整个医疗队伍在撤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美国的ngo营地。而这个营地里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阿米巴原虫脑膜炎。
虽然通过iv注射两性霉素b进行了治疗，但是最后存活下来的患者人数其实并不多——很大一部分患者在突如其来的炮击中丧命。剩下的病人孙立恩最后也没有跟踪预后——他们之后好像是被美国的武装人员接走了。
这样一个有些没头没尾的治疗内容，本身并不太符合发布论文所需的要求。诊断为阿米巴原虫脑膜炎的判断虽然应该是正确的，但是缺乏足够强有力的证据。在没有病理学证据，同时也没有分离到病原体的情况下，凭借治疗有一定效果来认定疾病，这有些牵强。
而且之后孙立恩也并没有渠道获得这些病人的后续情况，两性霉素b治疗原发性阿米巴原虫脑膜炎的效果本来就不是太好，在缺乏数据样本的情况下，这篇论文的含金量就更低了一些。
孙立恩写这篇论文的原因很简单——他只是想提醒一下以后可能会去到疫区的医生们注意。不要接触疫水的理念在中国医生群体里还是比较普及的，但这并不代表当地生活的人们也能有同样的概念。在遇到这种侵袭神经系统，会造成发热和剧痛的疾病面前，应该考虑到在国内并不常见的阿米巴原虫脑膜炎。
但是科教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非常简单——国内的中文期刊含金量不够，而阿米巴原虫脑膜炎以往并没有大规模爆发的报告。这样一篇具有独占性和罕见性的论文发在国内期刊上实在是太浪费了。
“我不打算改成英文。”听着电话对面的科教科负责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孙立恩终于有点忍不住了，“这篇文章本来就缺乏足够的跟踪数据，在诊断和治疗上也没有任何独占性。没有分享给国际医疗界的必要。成规模长时间前往非洲进行医疗支援的也只有中国医生，发这样的文章提醒以后的援非医疗队医生们注意一下，这个不是一样具有现实意义么？”
电话那头的科教科负责人似乎有些不理解孙立恩为什么这么抗拒，对方的语气也有些不好了，“孙医生，请你支持我们工作……”
“我也请你们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孙立恩也生气了，“如果你对我的决定有什么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医生投诉。我不会把这篇论文改成英文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没有那个时间！”说完，孙立恩就挂了电话。
一般来说，医院里的科教科对于医生们发论文这件事情都是大力支持的。毕竟不是所有的临床医生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病例用来写论文。但是孙立恩的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作为一名规培医生，他发的论文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sci分数还是独占性上来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规培医生的范畴。毫不客气的说，光凭apq4蛋白表达不足综合征的发现者和治疗方案设计者这个成就，孙立恩的名字就必然会被记录在医学史里。这个成就在国内是无数医生甚至教授们做梦都不敢想的。
科教科的出发点也是为孙立恩好——你虽然有了这么了不得的发现，但其他的论文也要发的呀。明明能发二区甚至一区的文章，结果孙医生你只发一个中文期刊……这不是暴殄天物么？
孙立恩的出发点则完全是另一个方向，我写这篇论文，是为了写给中国医生们看的。外国医疗界用不上这种提醒，反正他们也不会由国家组织起来去非洲支援医疗。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篇论文写成英文的，反而为中国医生阅读人为制造障碍呢？
至于sci的分数……孙立恩真的不太在乎。他又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学者。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组里的其他医生手里的论文都多到快发不完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个三五分的加成，反而不顾一开始自己写论文的目的，这实在是有些舍本逐末。
怒气冲冲的挂了电话之后，孙立恩还是有些气不过。他想了想，决定干脆找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刘堂春告上一状去。老刘同志也是去非洲支援过的医生，他总不至于和科教科的这些人一样，不明白这篇论文的读者定位的重要性吧？
没想到孙立恩刚刚拿起手机，刘堂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而且刚一接通，他就听见了刘堂春调侃的问话，“你小子又干啥了？我怎么听科教科的老师们说，你小子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呢？”
刘堂春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孙立恩顿时火冒三丈，“这帽子太大了，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经历说了一遍，然后反问道，“刘老师，我这篇文章要写成英文的，那最多就是个sci灌水文章。花个几千美金的版位费，在不知名的三流小期刊上占个豆腐块大小的地方。写出来了也没人看，最多就是被收录到pubmed里，在别人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出现一下——这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写成中文的，这样至少其他准备去非洲的援非医生们能意识到这里还有这种疾病。”
“你首先要意识到，那些人感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非洲，而是美国。”刘堂春平静的支出了孙立恩的一个错误后说道，“不过你这个看法，我是支持的。不一定非要把论文写成英语的，写成中文的怎么了？写成中文的，发表在中文的期刊上，也就等于是写在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上。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去和科教科的人沟通。”说到这里，刘堂春忽然话锋一变，“说起援非医疗的事儿，你觉得……胡春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