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慕华很不甘心，握着拳头问赵君弼道：“队长，上面怎么说？”
赵君弼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冯慕华的肩膀，一脸无奈地说道：“就像你说的，这事八成是黄了，谁也别怨，要怨就怨咱们兄弟没有这个命。”
冯慕华还想再说什么，赵君弼却突然打断他说道：“组长刚才下了命令，让我们两个去站里开会，军令如山，咱们走吧。”
军事情报处虽然是个特务机构，但也是隶属于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里面的特工都是军人出身，等级也都按照军衔划分，像他们的一把手戴笠就是少将军衔，而他们的站长向楚奎则是个中校军衔。
军令如山，在这个特工机构里一样适用，在这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长官的话就是圣旨，容不得半点违抗，否则一律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冯慕华知道，站里的意思多半也是要放弃了，毕竟一整天都不见个人影对方肯定是事先知道了，他虽然不甘心，但是也不敢违抗军令，便挺起胸膛大声地回答道：“是！”
赵君弼安排了几个精干的手下来继续蹲守，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随后便带着冯慕华回到了军事情报处杭州站。
一进站里的大门，赵君弼和冯慕华便被通知去站里的会议室开会，二人边走边抽了一支烟来缓解内心的紧张与尴尬。
走进会议室之后，一阵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来这里开会的都是参与这次行动的军官，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搞砸了，就等着挨站长的骂吧。
军事情报处的编制是处——科——组——队，站是军事情报处的外派单位，大站与处里的科长平级，都是上校军衔，例如上海站、武汉站等几个重要的情报站。
而杭州的地位就要比身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曾经为国民政府行政中心以及民国陪都候选城市的武汉要差一点了，所以站长的军衔只是个中校。
军事情报站的编制要比处里低一级，分别是站——组——队，冯慕华的身份就是军事情报处杭州站行动组第一行动队见习副队长，名头听着挺响亮，但其实也就是个小官，连军衔都没有。
没过多久，会议室的大门被“嘭”地一声打开了，只见年过四十的站长向楚奎铁青着脸走进了会议室，那样子，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欠了他二百块大洋似的。
站里的所有军官全都挺起胸膛立正，一脸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杭州站的一把手，在这座办公大楼内，这位向站长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没有人敢对他无礼，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有多么深厚。
向楚奎走到会议室的中间，虎目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所有杭州站的军官，重重地一拍桌子，怒道：“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日谍雪峰上钩，可是等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诸位都是情报精英，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人全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向楚奎扫了众位军官一眼，见他们谁也不说话，便板着脸训斥道：“你们不说，那我就来说说好了，这么缜密的行动出了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友松，你是主管情报的，你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说罢，便看向了杭州站情报组组长郑友松。
杭州站的政治关系很微妙，我们都知道，常校长在用人方面有两个优先，一个是黄埔学生优先，因为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黄埔的学生都是他的子弟，关系自然是近了一层。
第二个就是浙江人优先，原因自然是因为民国领袖常校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很喜欢在自己的同乡中发掘和培养人才。
其实这也不是常校长的专利，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就只注重两层关系，第一层是师生，第二层就是乡党。人性是复杂的，不管多么伟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相信陌生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办什么事的时候都是先想着去找熟人。
在官场这个大熔炉里，能和你成为熟人的只有两类人那就是师生和乡党，其他的人可以归为陌生人行列，而师生这层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拉起来的，再加上人数往往有限，所以中国的历代领袖其实都有重用乡党的习惯，远的如刘邦，他的团队的核心就是沛县的老兄弟们。
还有刘秀，他的班底就是他的乡党南阳集团，诸如此类的还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关陇集团，朱元璋的淮西集团，曾国藩的湖南集团，李鸿章的安徽集团等等。就连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有重用乡党的习惯。
在孙中山死后，他的集团内部能有实力接班的三个大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广东人，汪精卫的祖籍虽然是浙江，但他生于广东长于广东，算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很重视乡党的，当时我们的常校长在接班的位次上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架不住人家后来居上，将这三个人都击败了，一跃成为民国政坛的最大黑马。
据说当年常校长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因为不是广东人备受排挤，后来一怒之下索性以探望母亲为由辞职回了家，若不是后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围困在永丰军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调常校长来帮忙，估计就没有后来叱咤风云的常校长了。
所以常校长在上位之后，也大力扶植自己的乡党，像他的亲信陈诚，戴笠都是浙江人，但是由于孙中山打下的班底，广东人在国民政府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屡屡跟老蒋唱反调的民国二号人物汪精卫。
此外，一部分广东人看清形势，主动投靠了常校长，比如与戴笠威望相当的特务头子郑介民。
所以，常校长在用人行政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这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他骨子里肯定还是重视浙江人的。
赵君弼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冯慕华的肩膀，一脸无奈地说道：“就像你说的，这事八成是黄了，谁也别怨，要怨就怨咱们兄弟没有这个命。”
冯慕华还想再说什么，赵君弼却突然打断他说道：“组长刚才下了命令，让我们两个去站里开会，军令如山，咱们走吧。”
军事情报处虽然是个特务机构，但也是隶属于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里面的特工都是军人出身，等级也都按照军衔划分，像他们的一把手戴笠就是少将军衔，而他们的站长向楚奎则是个中校军衔。
军令如山，在这个特工机构里一样适用，在这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长官的话就是圣旨，容不得半点违抗，否则一律军法从事，绝不姑息。
冯慕华知道，站里的意思多半也是要放弃了，毕竟一整天都不见个人影对方肯定是事先知道了，他虽然不甘心，但是也不敢违抗军令，便挺起胸膛大声地回答道：“是！”
赵君弼安排了几个精干的手下来继续蹲守，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随后便带着冯慕华回到了军事情报处杭州站。
一进站里的大门，赵君弼和冯慕华便被通知去站里的会议室开会，二人边走边抽了一支烟来缓解内心的紧张与尴尬。
走进会议室之后，一阵压抑的气氛扑面而来，来这里开会的都是参与这次行动的军官，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大家都知道搞砸了，就等着挨站长的骂吧。
军事情报处的编制是处——科——组——队，站是军事情报处的外派单位，大站与处里的科长平级，都是上校军衔，例如上海站、武汉站等几个重要的情报站。
而杭州的地位就要比身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曾经为国民政府行政中心以及民国陪都候选城市的武汉要差一点了，所以站长的军衔只是个中校。
军事情报站的编制要比处里低一级，分别是站——组——队，冯慕华的身份就是军事情报处杭州站行动组第一行动队见习副队长，名头听着挺响亮，但其实也就是个小官，连军衔都没有。
没过多久，会议室的大门被“嘭”地一声打开了，只见年过四十的站长向楚奎铁青着脸走进了会议室，那样子，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欠了他二百块大洋似的。
站里的所有军官全都挺起胸膛立正，一脸严肃地注视着这个杭州站的一把手，在这座办公大楼内，这位向站长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没有人敢对他无礼，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有多么深厚。
向楚奎走到会议室的中间，虎目扫视了一下在场的所有杭州站的军官，重重地一拍桌子，怒道：“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日谍雪峰上钩，可是等到现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诸位都是情报精英，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场的人全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到底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心知肚明。
向楚奎扫了众位军官一眼，见他们谁也不说话，便板着脸训斥道：“你们不说，那我就来说说好了，这么缜密的行动出了问题，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友松，你是主管情报的，你说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说罢，便看向了杭州站情报组组长郑友松。
杭州站的政治关系很微妙，我们都知道，常校长在用人方面有两个优先，一个是黄埔学生优先，因为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黄埔的学生都是他的子弟，关系自然是近了一层。
第二个就是浙江人优先，原因自然是因为民国领袖常校长是浙江奉化人，他很喜欢在自己的同乡中发掘和培养人才。
其实这也不是常校长的专利，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场就只注重两层关系，第一层是师生，第二层就是乡党。人性是复杂的，不管多么伟大的人都不敢轻易相信陌生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办什么事的时候都是先想着去找熟人。
在官场这个大熔炉里，能和你成为熟人的只有两类人那就是师生和乡党，其他的人可以归为陌生人行列，而师生这层关系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拉起来的，再加上人数往往有限，所以中国的历代领袖其实都有重用乡党的习惯，远的如刘邦，他的团队的核心就是沛县的老兄弟们。
还有刘秀，他的班底就是他的乡党南阳集团，诸如此类的还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的关陇集团，朱元璋的淮西集团，曾国藩的湖南集团，李鸿章的安徽集团等等。就连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实也有重用乡党的习惯。
在孙中山死后，他的集团内部能有实力接班的三个大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都是广东人，汪精卫的祖籍虽然是浙江，但他生于广东长于广东，算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孙中山先生也是很重视乡党的，当时我们的常校长在接班的位次上根本排不上号，但是架不住人家后来居上，将这三个人都击败了，一跃成为民国政坛的最大黑马。
据说当年常校长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因为不是广东人备受排挤，后来一怒之下索性以探望母亲为由辞职回了家，若不是后来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围困在永丰军舰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调常校长来帮忙，估计就没有后来叱咤风云的常校长了。
所以常校长在上位之后，也大力扶植自己的乡党，像他的亲信陈诚，戴笠都是浙江人，但是由于孙中山打下的班底，广东人在国民政府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屡屡跟老蒋唱反调的民国二号人物汪精卫。
此外，一部分广东人看清形势，主动投靠了常校长，比如与戴笠威望相当的特务头子郑介民。
所以，常校长在用人行政的时候也不得不考虑这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他骨子里肯定还是重视浙江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