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士人仅仅如此，儒也不必非要前来投靠主公。然主公还不知士人连绵手段。”李儒是聪明人，也很洞悉人性，所以，此时他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记得当初儒得知士人的阴谋之时，彻夜难寐，冷汗淋淋。苦思三日后，才想出了迁都的手段......”
“不错，迁都大计，恐怕是博士一生最为高明的计策。釜底抽薪，一举抽掉了士人团结的基础。使得董卓之危自解......”马超闭目回答，历史上，后人对李儒提出迁都的计策，有褒有贬、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汉末初期，只有李儒的迁都和文和乱武两件事儿，才算是开创了谋士乱天下的先河。
“然主公不知，迁都之前，正是董卓与士人最为密切的合作时期，甚至，那个时候，儒几乎以为一生志向有望！”说这句话时，马超亲眼看到李儒流露出那种痛彻心扉、愤恨不及的情绪，也是这一瞬间，马超感到，李儒才是一个满心抱负的谋士，而不是一条阴冷的毒蛇。
“废立少帝之后，董卓深知，他从凉州带过来的那些武人是无法处理朝政的。他们都是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个，杀人放火个个都是把好手，但天天跟文书案牍打交到，处理各种繁琐的政务就会驴唇不对马嘴。”缓了缓心神之后，李儒开始诉说董卓与士人美好时期的故事。
这点，马超是颇有感触的：搞政治是很有技术性的职业，武人们根本不是那块儿料！政权到手虽然非常容易，但要运转下去就很难了，这也是他当初挖空心思绑架名士、强留贾诩、傅巽的原因。由此看来，在这一点上，董卓跟马超倒是有共同的认识。
“当时，董卓甚至一厢情愿打算为天下苍生计。重振汉室江山。由此，董卓决定同士人接洽......”说到这里，李儒眼中闪过一丝悲悯。那是一种不甘，一种不愿回首的情绪。
“董卓首先想拉拢名望隆厚的青年俊彦袁绍。毕竟袁氏一门是士人领袖，若能将他争取过来，则不怕其他士人不帮忙，于是董卓就把自己“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打算同袁绍商量，希望求得袁绍的同意，却不想遭到袁绍的断然拒绝；即使董卓已经晓明自己的心愿。无奈还迫以武力，这小子就是不买账，最后竟然把大印往城门上一挂，扬长而去。逃奔冀州了。”
这个事儿，马超是知道的。由此也见董卓这武人和士人的区别：武人属于心直口快、没心眼儿的爽利人。而士人就满身心眼、翻脸不认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当时的董卓太傻太天真。
“董卓第一次屈尊和士人合作就以热脸蹭了冷屁股告终。以为自己同士人毕竟有隔阂，难以实现能臣的目标，无奈只能以铁血手腕实行废立，保命为先。这个时候，却现当时士人的绝对领袖、袁绍的叔父、当朝的辅政大臣袁隗居然默许了他的建议。那时。儒还未想通其中缘故，以为士人也想为了苍生谋利，由此废立之后，便劝谏董卓再次与士人接触商洽，好言相劝......”
这些话，马超自然是听一半儿、信一半儿。他打死也不信，董卓会如李儒口中所说，如此低三下四去求士人集团。毕竟，董卓跋扈铁血的性格，决定了董卓不能演出什么‘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戏码。所以，马超用一种很戏谑的眼神看向李儒，其意思不言而喻。
李儒那张微黑的老脸也不禁有些红，最后，在马超不断的攻势下投降了：“主公，儒当时确实如此劝谏，只不过，那董卓......哎！就是抹不开那个面子，以至于废立少帝之后，董卓与士人暂时处于一个相安无事的境况。”
“就在此时，士人周毖和伍琼竟主动来了。周毖时任尚书，伍琼时任城门校尉，官职不是很大，但这足以让董卓高兴了——毕竟有士人主动和他合作了！两人劝董卓革新政治，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这正中董卓大人下怀，一拍即合，于是董卓便委托他们执行，两人随后又推荐尚书郑泰、长史何颙参与，董卓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四人随后开始紧锣密鼓工作，在他们的举荐下，荀爽、陈纪、韩融等名士被征召入朝。荀爽被任命为司空，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之后董卓又拉拢士人蔡邕、黄琬和杨彪，以蔡邕为侍中，黄琬为司徒，杨彪为司空。”
李儒口中那些人，马超虽未见过，但他们的名气在当时是如日中天：荀爽是荀彧的叔父，是颖川郡的望族，早年弃官隐居汉水之滨，著书立说，号为硕儒。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博学有才独步士林，自不用多说。黄琬是前司徒黄琼的孙子，身出名门。杨彪更不得了，从曾祖父时代开始，杨氏一门“四世四公”，与袁绍一门的“四世五公”不相上下，并为东汉朝廷的两大政治世家。
以毫不夸张的说，若是真如李儒所言，那朝堂之上，简直一时之间便士人名流纷列高位，朝廷气象为之一新。而事实上，马超仔细回想一下董卓后期残暴虐杀士人之时，也确实有过这些人的影子。而在灵帝执政期间，这些人都隐居不出，以言论抨击当时朝政。由此推断，董卓当时竟真的实现了一个盛焰清明的朝廷！
“是时，董卓欣喜若狂。与士人合作的心情简直以用迫不及待、推心置腹来形容。譬如征蔡邕为官，那老小子托病不来，董卓相当不高兴，就以武力威胁，蔡邕惧怕，只得就任。自然，董卓也没亏待他，三日内与他三次擢升官籍。再如他征荀爽为官，虽然荀爽也是因为惧怕就任，但董卓在他前往朝廷的路上就封他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他到任后的第三天，就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在此期间，董卓为表示和士人合作的诚意，还实现了士人集团长久以来的两个愿望：一是在宦官全被诛杀后，以公卿子弟为郎官补宦官之缺，侍奉于宫内。二是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
这两件事儿，马超似乎在网上看到过，模糊有些印象：第一件事儿，是东汉一六八年，士人首领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士人就渴望的目标，由于窦武失败，成为泡影；一**年袁绍劝何进谋诛宦官时，再一次提出了这样的想法，由于何进被杀，又没实现。而历时二十一年后，却由武人董卓实现了，不知袁绍听到这个消息作何感想。而为蒙冤的窦武、陈蕃以及被禁锢的党人平反，这也是士人长期奋斗的目标，现在也由董卓实现了。
历史真是莫大的讽刺！
不过，这两件事儿，对马超影响不大，他也就是听听而已。只能所，董卓做到这个份儿上，算真的巴心巴肺了。
而听到这里之后，马超内心其实已经震撼莫名、无话说了：做到这个份上，这董卓，哪里是什么祸国殃民的恶贼，简直比周朝的伊尹都有过之而不及啊！
武人阶级的董卓与士人的名望如此相亲相爱，何止是如李儒所说的美好时期？说是蜜月期都不为过！
武人董卓和士人阶级已然如此这般如胶似漆，那后来为何还会换得关东群雄的起兵讨董？难道，是自己对那些士人的认识还不够？他们的无耻还能更下贱一些，如中国男足一般，彻底打垮自己的心理承受底线？
“不错，迁都大计，恐怕是博士一生最为高明的计策。釜底抽薪，一举抽掉了士人团结的基础。使得董卓之危自解......”马超闭目回答，历史上，后人对李儒提出迁都的计策，有褒有贬、但毫无疑义的是，在汉末初期，只有李儒的迁都和文和乱武两件事儿，才算是开创了谋士乱天下的先河。
“然主公不知，迁都之前，正是董卓与士人最为密切的合作时期，甚至，那个时候，儒几乎以为一生志向有望！”说这句话时，马超亲眼看到李儒流露出那种痛彻心扉、愤恨不及的情绪，也是这一瞬间，马超感到，李儒才是一个满心抱负的谋士，而不是一条阴冷的毒蛇。
“废立少帝之后，董卓深知，他从凉州带过来的那些武人是无法处理朝政的。他们都是一介武夫，大字不识一个，杀人放火个个都是把好手，但天天跟文书案牍打交到，处理各种繁琐的政务就会驴唇不对马嘴。”缓了缓心神之后，李儒开始诉说董卓与士人美好时期的故事。
这点，马超是颇有感触的：搞政治是很有技术性的职业，武人们根本不是那块儿料！政权到手虽然非常容易，但要运转下去就很难了，这也是他当初挖空心思绑架名士、强留贾诩、傅巽的原因。由此看来，在这一点上，董卓跟马超倒是有共同的认识。
“当时，董卓甚至一厢情愿打算为天下苍生计。重振汉室江山。由此，董卓决定同士人接洽......”说到这里，李儒眼中闪过一丝悲悯。那是一种不甘，一种不愿回首的情绪。
“董卓首先想拉拢名望隆厚的青年俊彦袁绍。毕竟袁氏一门是士人领袖，若能将他争取过来，则不怕其他士人不帮忙，于是董卓就把自己“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打算同袁绍商量，希望求得袁绍的同意，却不想遭到袁绍的断然拒绝；即使董卓已经晓明自己的心愿。无奈还迫以武力，这小子就是不买账，最后竟然把大印往城门上一挂，扬长而去。逃奔冀州了。”
这个事儿，马超是知道的。由此也见董卓这武人和士人的区别：武人属于心直口快、没心眼儿的爽利人。而士人就满身心眼、翻脸不认人......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只能说，当时的董卓太傻太天真。
“董卓第一次屈尊和士人合作就以热脸蹭了冷屁股告终。以为自己同士人毕竟有隔阂，难以实现能臣的目标，无奈只能以铁血手腕实行废立，保命为先。这个时候，却现当时士人的绝对领袖、袁绍的叔父、当朝的辅政大臣袁隗居然默许了他的建议。那时。儒还未想通其中缘故，以为士人也想为了苍生谋利，由此废立之后，便劝谏董卓再次与士人接触商洽，好言相劝......”
这些话，马超自然是听一半儿、信一半儿。他打死也不信，董卓会如李儒口中所说，如此低三下四去求士人集团。毕竟，董卓跋扈铁血的性格，决定了董卓不能演出什么‘礼贤下士、周公吐哺’的戏码。所以，马超用一种很戏谑的眼神看向李儒，其意思不言而喻。
李儒那张微黑的老脸也不禁有些红，最后，在马超不断的攻势下投降了：“主公，儒当时确实如此劝谏，只不过，那董卓......哎！就是抹不开那个面子，以至于废立少帝之后，董卓与士人暂时处于一个相安无事的境况。”
“就在此时，士人周毖和伍琼竟主动来了。周毖时任尚书，伍琼时任城门校尉，官职不是很大，但这足以让董卓高兴了——毕竟有士人主动和他合作了！两人劝董卓革新政治，擢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这正中董卓大人下怀，一拍即合，于是董卓便委托他们执行，两人随后又推荐尚书郑泰、长史何颙参与，董卓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四人随后开始紧锣密鼓工作，在他们的举荐下，荀爽、陈纪、韩融等名士被征召入朝。荀爽被任命为司空，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韩融为大鸿胪。之后董卓又拉拢士人蔡邕、黄琬和杨彪，以蔡邕为侍中，黄琬为司徒，杨彪为司空。”
李儒口中那些人，马超虽未见过，但他们的名气在当时是如日中天：荀爽是荀彧的叔父，是颖川郡的望族，早年弃官隐居汉水之滨，著书立说，号为硕儒。蔡邕是蔡文姬的父亲，博学有才独步士林，自不用多说。黄琬是前司徒黄琼的孙子，身出名门。杨彪更不得了，从曾祖父时代开始，杨氏一门“四世四公”，与袁绍一门的“四世五公”不相上下，并为东汉朝廷的两大政治世家。
以毫不夸张的说，若是真如李儒所言，那朝堂之上，简直一时之间便士人名流纷列高位，朝廷气象为之一新。而事实上，马超仔细回想一下董卓后期残暴虐杀士人之时，也确实有过这些人的影子。而在灵帝执政期间，这些人都隐居不出，以言论抨击当时朝政。由此推断，董卓当时竟真的实现了一个盛焰清明的朝廷！
“是时，董卓欣喜若狂。与士人合作的心情简直以用迫不及待、推心置腹来形容。譬如征蔡邕为官，那老小子托病不来，董卓相当不高兴，就以武力威胁，蔡邕惧怕，只得就任。自然，董卓也没亏待他，三日内与他三次擢升官籍。再如他征荀爽为官，虽然荀爽也是因为惧怕就任，但董卓在他前往朝廷的路上就封他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他到任后的第三天，就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在此期间，董卓为表示和士人合作的诚意，还实现了士人集团长久以来的两个愿望：一是在宦官全被诛杀后，以公卿子弟为郎官补宦官之缺，侍奉于宫内。二是率领三公等大臣上书，请求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一律恢复爵位，派使者去祭悼他们的坟墓，并擢用他们的子孙为官。”
这两件事儿，马超似乎在网上看到过，模糊有些印象：第一件事儿，是东汉一六八年，士人首领窦武、陈蕃谋诛宦官时士人就渴望的目标，由于窦武失败，成为泡影；一**年袁绍劝何进谋诛宦官时，再一次提出了这样的想法，由于何进被杀，又没实现。而历时二十一年后，却由武人董卓实现了，不知袁绍听到这个消息作何感想。而为蒙冤的窦武、陈蕃以及被禁锢的党人平反，这也是士人长期奋斗的目标，现在也由董卓实现了。
历史真是莫大的讽刺！
不过，这两件事儿，对马超影响不大，他也就是听听而已。只能所，董卓做到这个份儿上，算真的巴心巴肺了。
而听到这里之后，马超内心其实已经震撼莫名、无话说了：做到这个份上，这董卓，哪里是什么祸国殃民的恶贼，简直比周朝的伊尹都有过之而不及啊！
武人阶级的董卓与士人的名望如此相亲相爱，何止是如李儒所说的美好时期？说是蜜月期都不为过！
武人董卓和士人阶级已然如此这般如胶似漆，那后来为何还会换得关东群雄的起兵讨董？难道，是自己对那些士人的认识还不够？他们的无耻还能更下贱一些，如中国男足一般，彻底打垮自己的心理承受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