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石油毕竟是重污染资源，原始野蛮开采大量浪费石油的同时，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水源，令其周围数万亩土地化为污染重灾区，恶性疾病，尤其是肝癌和畸形的发病率奇高。
志国接管之后，一面继续开发，一面迁徙囚徒采集石油对外销售换取利润。
当然，眼下除咸国外，各诸侯国仅仅将石油视为可以燃烧的油料，或是拿来做墨，鲜有其他开发利用。
总体布局完成不久，鉴于现实需求和蒸汽机的飞速发展，百里燕于永兴城抽调骨干，开建大型冲压锻造工坊，同时攻关制罐、冲压、拉伸等冲压变形、整形工艺，以满足制造各种罐体和冲压件需求，遂于当年制出首批搪瓷铁皮茶缸、饭盒等。
值得一提的是注射器针头生产工艺的解决，为批量生产玻璃注射器生产提供了可能，然考虑到重复使用和材质锈蚀等问题，百里燕着手推动酸解镍矿、钴矿，通过低化学价置换镍和钴获取镍、钴金属，用以生产少量的含镍钴不锈钢，同时也可满足改善炮钢的材质。
产业外迁后，永兴城空间腾空，西城铁厂陆续挖掘大型沉淀池，工业废水三次沉淀后，再投中和剂再沉淀，方能排入永兴河，以免造成水源污染，影响下游灌溉。
尽管尚没大规模使用砷、镉等重金属，但矿石中不可避免的携带有微量有害重金属，无法避免其通过工业冶炼产生的废水废渣料进入水源形成污染，沉淀和烧结可以有效过滤重金属，使之变为固体堆积起来，留待日后变废为宝。
盛元年三年间，咸国遭逢三次重大变革。首先是军制改革的成功，大幅精简了军队员额，对中原各国冲击极大。尤以志国、卫国影响最大。
卫国收编愚论派后兵力猛增五十余万，员额一直裁撤不下，直至盛元645年，其兵力仍高达一百十余万人，尽管效法咸国实行辎工营屯田，但效果甚微，相反屯田的武装力量侵占屯田截留粮草，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志国的裁军比卫国略好，至盛元644年员额缩减至七十万，但仍比二十年前常备军多出二十余万人。
究其原因，龙渊、千岁两部新附军高度独立，公良氏、陶氏都不愿削弱自己实力的情况下裁减员额，而龙渊、千岁不放兵权，多出的二十余万人都在他二人名下。
裁军如果是一剂退热贴，咸国生铁、钢铁产能在643年突破五百万斤就是雷霆一击。
由于机械、化学、冶炼技术的共同推动，矿车轨道的普及，矿石资源采集大幅增加，口罩的配发改善了工作环境，万川露天煤矿空前繁荣。
脱硫工艺改善了钢材质地，陆续新建的两万斤高炉采用转炉炼钢法，使得工业化规模生产钢铁成为可能。
转炉炼钢法是用废钢投入铁水中，铁水产生自旋转的冶炼现象，通过废铁的投料，加快了铁水的流通，缩短了微量元素所需充分融合的时间，从而无需长时等待，进而缩短了钢铁冶炼的时间，降低了焦炭的消耗，加速钢材生产同时降低成本，让炼钢实现快速高效的工业化生产
尽管永兴铁产急剧攀升，但铁价仍旧不比铜价低。一方面是中原市场巨大，青铜农具的代际更新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需求远大于供应，且开采生产地和销售地较远，需要长途运输，进一步促使市场调整价格。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若干年后大规模地质勘探发现，整个中原的铁、铀矿、贵金属矿资源极少，但铜矿、锡、锰、镍、铬、铂系金属、稀土、石油极为丰富。
仅铜矿就占全球保守储量的百分之六十，全球稀土的百分之八十，镍更占了百分之四十五。
相反铁矿仅占全球资源的百分之十三不到，铀、镭等放射性裂变元素不到全球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十的铁矿分布在千岳山以南，其余在北半球。不到百分之十三的铁矿储量，分布于广袤的中原大地，就当下而言，无论开采还是寻找都极为不易，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原由青铜向铁器的发展。
巨大市场和资源的稀少，共同导致了铁价居高不下。
继裁军改制、转炉炼钢两件事后，盛元643年为弥补财，增加贵金属供应，咸王决意开采江东陵山银矿，晋王获悉消息大为震怒，遂出尔反尔撕毁割让郭霆、焉城、江普三地协议。
然天不遂人愿，由于眼红咸国变法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因为方伯攫取的大量商品输往晋国，导致晋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相反急剧恶化，到了643年转变为大规模经济动荡，而起因还是土地和土地有关的粮食。
咸国土地新政的前提是贵族利益阶层的全面萎缩和倒退，以及新占土地的利益的新政推行，因此咸国并不存在强大贵族保守势力，多数土地归属朝廷，存在重新分配大前提。
而晋国不存在这个大前提，因而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并未得到解决，而相反的却是晋国大量推广咸国新式农业耕作和新式农具，导致土地大量产出，盐和粮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粮价、盐价的暴跌。
对当下而言，粮食和食盐自然是越多越好，多余的粮草则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如果产能严重过剩，则必然导致价格暴跌，而国家的收储能力是有限的，大量无法收储的粮食只能存于市场，造成供应远大于求的局面。
而盐作为生活必需品，仍控制在晋国贵族手中，晋国效法咸国晒盐之后，食盐泛滥，价格猛跌。同时大量盐工失业，转为农民种地，又加剧了粮食过剩。
盐作为暴利行业，和国家命脉产业，其每年的税收占财税占比的三成以上。盐价的暴跌致使晋国盐税的收入猛降，国库内伤严重。
然即便盐价相对于以前低了许多，事实上粮价暴跌速率比盐价更快，盐价按购买力而言非但没跌，实际变相涨价，老百姓更消费不起。
晋国连续多年丰收，但土地却未重新分配给农民，仍集中于权贵手中，全国通过土地权益，获取了巨额粮草。然而贵族获取土地收益的最终目的是换取金银，而粮价、盐价的暴跌，和贵金属的稀缺，导致粮食、盐无法置换城货币，同时仓储爆满，致使大量粮食烂在贵族手中，进而令贵族大面积亏本。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粮食、盐多了可以发展酒、醋、酱、养殖畜牧等，或者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但问题是得有消费市场。
土地不解放，农民无法受益，老百姓不受益，也就富不起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群体消费能力跟不上，发展再多的副食品产业也没有消费空间，因此经由粮食过剩进一步传导至上游产业，并向全国蔓延。
因此晋国出现了极端畸形的经济模式，既粮食产能严重过剩，但老百姓消费力低下，而由此产生的副食品行业无人消费，经济陷入滞涨。
同时方伯从永兴城攫取的产品大量输往晋国，受制于消费人群规模的限制，又叠加消费不振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打击了国内传统市场，削弱了生产积极性，恶性循环中重创国内生产。
反观咸国，土地解放后带来的农业生产大解放，在技术推动下商品生产全面复苏，不仅仓储逐年增加，官办、民办畜牧养殖场蓬勃发展，吃肉渐从上层社会向中下层社会辐射。各种手工业作坊蓬勃发展，老百姓和私营业者购买力大为增加。
咸国大量廉价的食盐不仅供应国内出口国外，化工、冶金都需要食盐转化相关的化学品，从而提供了新的消费领域，同时其他相关产业在技术的推动下，全面占领效率、品质的制高点，价廉物美品质优良的产品迅速击败传统市场。
而甘府、上关、万川、彭源等地的棉花、大豆初级原料，极大填补了国内市场需求，得以令咸国轻纺产品大量生产，并输往国外。方伯赚钱的同时，实际上是加剧了晋国本身的产业不平衡和国内通缩。
晋王欲动兵夺回陵山，而百里燕立即照会晋使马仲宁，全面停止进口晋国的产品，尤其是粮食、大都、棉花、麻、丝、木料、皮革、牲畜等大宗商品，并陈兵边界十万人马，火炮一百二十门，战船一百五十艘，峙持半年有余，最后以晋王撤兵，换取咸国开放进口，每年增加二十万贯新币，两万寸银，寸金三千的进贡。
当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咸国本无需再支付来自晋国的讹诈。但事实上事无绝对的利益。
晋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通缩严重，继续扩大通胀，重新恢复市场活力，因此现金很能解决问题，咸国承认增加进贡，是给了晋王脸面，而咸国拿到了陵山，咸王也算捡了大便宜，两家扯清。
然事情到此远未结束，晋国只知尽快解决通缩，却不知道产业不平衡下的通缩，实际是通胀的表象。
消费不振的本质是老百姓消费力低下，消费力不足，产品滞销，导致通缩。
但增加货币供应，不能解决老百姓消费力低下的事实。而且咸国进贡的现金最终进入晋国国库，再由国库经由官僚机构，通过采买和封赏的名义进入权贵和统治阶层手中，因此钱最后进入权贵手中。
权贵手中的钱多了，他们的消费力是增加了，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当市面流通的钱增多，老百姓的收入基本不便，而物价增长，于是又从通缩转为通胀。
志国接管之后，一面继续开发，一面迁徙囚徒采集石油对外销售换取利润。
当然，眼下除咸国外，各诸侯国仅仅将石油视为可以燃烧的油料，或是拿来做墨，鲜有其他开发利用。
总体布局完成不久，鉴于现实需求和蒸汽机的飞速发展，百里燕于永兴城抽调骨干，开建大型冲压锻造工坊，同时攻关制罐、冲压、拉伸等冲压变形、整形工艺，以满足制造各种罐体和冲压件需求，遂于当年制出首批搪瓷铁皮茶缸、饭盒等。
值得一提的是注射器针头生产工艺的解决，为批量生产玻璃注射器生产提供了可能，然考虑到重复使用和材质锈蚀等问题，百里燕着手推动酸解镍矿、钴矿，通过低化学价置换镍和钴获取镍、钴金属，用以生产少量的含镍钴不锈钢，同时也可满足改善炮钢的材质。
产业外迁后，永兴城空间腾空，西城铁厂陆续挖掘大型沉淀池，工业废水三次沉淀后，再投中和剂再沉淀，方能排入永兴河，以免造成水源污染，影响下游灌溉。
尽管尚没大规模使用砷、镉等重金属，但矿石中不可避免的携带有微量有害重金属，无法避免其通过工业冶炼产生的废水废渣料进入水源形成污染，沉淀和烧结可以有效过滤重金属，使之变为固体堆积起来，留待日后变废为宝。
盛元年三年间，咸国遭逢三次重大变革。首先是军制改革的成功，大幅精简了军队员额，对中原各国冲击极大。尤以志国、卫国影响最大。
卫国收编愚论派后兵力猛增五十余万，员额一直裁撤不下，直至盛元645年，其兵力仍高达一百十余万人，尽管效法咸国实行辎工营屯田，但效果甚微，相反屯田的武装力量侵占屯田截留粮草，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志国的裁军比卫国略好，至盛元644年员额缩减至七十万，但仍比二十年前常备军多出二十余万人。
究其原因，龙渊、千岁两部新附军高度独立，公良氏、陶氏都不愿削弱自己实力的情况下裁减员额，而龙渊、千岁不放兵权，多出的二十余万人都在他二人名下。
裁军如果是一剂退热贴，咸国生铁、钢铁产能在643年突破五百万斤就是雷霆一击。
由于机械、化学、冶炼技术的共同推动，矿车轨道的普及，矿石资源采集大幅增加，口罩的配发改善了工作环境，万川露天煤矿空前繁荣。
脱硫工艺改善了钢材质地，陆续新建的两万斤高炉采用转炉炼钢法，使得工业化规模生产钢铁成为可能。
转炉炼钢法是用废钢投入铁水中，铁水产生自旋转的冶炼现象，通过废铁的投料，加快了铁水的流通，缩短了微量元素所需充分融合的时间，从而无需长时等待，进而缩短了钢铁冶炼的时间，降低了焦炭的消耗，加速钢材生产同时降低成本，让炼钢实现快速高效的工业化生产
尽管永兴铁产急剧攀升，但铁价仍旧不比铜价低。一方面是中原市场巨大，青铜农具的代际更新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需求远大于供应，且开采生产地和销售地较远，需要长途运输，进一步促使市场调整价格。
更重要的是第三点，若干年后大规模地质勘探发现，整个中原的铁、铀矿、贵金属矿资源极少，但铜矿、锡、锰、镍、铬、铂系金属、稀土、石油极为丰富。
仅铜矿就占全球保守储量的百分之六十，全球稀土的百分之八十，镍更占了百分之四十五。
相反铁矿仅占全球资源的百分之十三不到，铀、镭等放射性裂变元素不到全球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十的铁矿分布在千岳山以南，其余在北半球。不到百分之十三的铁矿储量，分布于广袤的中原大地，就当下而言，无论开采还是寻找都极为不易，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中原由青铜向铁器的发展。
巨大市场和资源的稀少，共同导致了铁价居高不下。
继裁军改制、转炉炼钢两件事后，盛元643年为弥补财，增加贵金属供应，咸王决意开采江东陵山银矿，晋王获悉消息大为震怒，遂出尔反尔撕毁割让郭霆、焉城、江普三地协议。
然天不遂人愿，由于眼红咸国变法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因为方伯攫取的大量商品输往晋国，导致晋国经济非但没有好转，相反急剧恶化，到了643年转变为大规模经济动荡，而起因还是土地和土地有关的粮食。
咸国土地新政的前提是贵族利益阶层的全面萎缩和倒退，以及新占土地的利益的新政推行，因此咸国并不存在强大贵族保守势力，多数土地归属朝廷，存在重新分配大前提。
而晋国不存在这个大前提，因而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并未得到解决，而相反的却是晋国大量推广咸国新式农业耕作和新式农具，导致土地大量产出，盐和粮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粮价、盐价的暴跌。
对当下而言，粮食和食盐自然是越多越好，多余的粮草则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如果产能严重过剩，则必然导致价格暴跌，而国家的收储能力是有限的，大量无法收储的粮食只能存于市场，造成供应远大于求的局面。
而盐作为生活必需品，仍控制在晋国贵族手中，晋国效法咸国晒盐之后，食盐泛滥，价格猛跌。同时大量盐工失业，转为农民种地，又加剧了粮食过剩。
盐作为暴利行业，和国家命脉产业，其每年的税收占财税占比的三成以上。盐价的暴跌致使晋国盐税的收入猛降，国库内伤严重。
然即便盐价相对于以前低了许多，事实上粮价暴跌速率比盐价更快，盐价按购买力而言非但没跌，实际变相涨价，老百姓更消费不起。
晋国连续多年丰收，但土地却未重新分配给农民，仍集中于权贵手中，全国通过土地权益，获取了巨额粮草。然而贵族获取土地收益的最终目的是换取金银，而粮价、盐价的暴跌，和贵金属的稀缺，导致粮食、盐无法置换城货币，同时仓储爆满，致使大量粮食烂在贵族手中，进而令贵族大面积亏本。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粮食、盐多了可以发展酒、醋、酱、养殖畜牧等，或者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但问题是得有消费市场。
土地不解放，农民无法受益，老百姓不受益，也就富不起来，规模最大的消费群体消费能力跟不上，发展再多的副食品产业也没有消费空间，因此经由粮食过剩进一步传导至上游产业，并向全国蔓延。
因此晋国出现了极端畸形的经济模式，既粮食产能严重过剩，但老百姓消费力低下，而由此产生的副食品行业无人消费，经济陷入滞涨。
同时方伯从永兴城攫取的产品大量输往晋国，受制于消费人群规模的限制，又叠加消费不振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打击了国内传统市场，削弱了生产积极性，恶性循环中重创国内生产。
反观咸国，土地解放后带来的农业生产大解放，在技术推动下商品生产全面复苏，不仅仓储逐年增加，官办、民办畜牧养殖场蓬勃发展，吃肉渐从上层社会向中下层社会辐射。各种手工业作坊蓬勃发展，老百姓和私营业者购买力大为增加。
咸国大量廉价的食盐不仅供应国内出口国外，化工、冶金都需要食盐转化相关的化学品，从而提供了新的消费领域，同时其他相关产业在技术的推动下，全面占领效率、品质的制高点，价廉物美品质优良的产品迅速击败传统市场。
而甘府、上关、万川、彭源等地的棉花、大豆初级原料，极大填补了国内市场需求，得以令咸国轻纺产品大量生产，并输往国外。方伯赚钱的同时，实际上是加剧了晋国本身的产业不平衡和国内通缩。
晋王欲动兵夺回陵山，而百里燕立即照会晋使马仲宁，全面停止进口晋国的产品，尤其是粮食、大都、棉花、麻、丝、木料、皮革、牲畜等大宗商品，并陈兵边界十万人马，火炮一百二十门，战船一百五十艘，峙持半年有余，最后以晋王撤兵，换取咸国开放进口，每年增加二十万贯新币，两万寸银，寸金三千的进贡。
当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咸国本无需再支付来自晋国的讹诈。但事实上事无绝对的利益。
晋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通缩严重，继续扩大通胀，重新恢复市场活力，因此现金很能解决问题，咸国承认增加进贡，是给了晋王脸面，而咸国拿到了陵山，咸王也算捡了大便宜，两家扯清。
然事情到此远未结束，晋国只知尽快解决通缩，却不知道产业不平衡下的通缩，实际是通胀的表象。
消费不振的本质是老百姓消费力低下，消费力不足，产品滞销，导致通缩。
但增加货币供应，不能解决老百姓消费力低下的事实。而且咸国进贡的现金最终进入晋国国库，再由国库经由官僚机构，通过采买和封赏的名义进入权贵和统治阶层手中，因此钱最后进入权贵手中。
权贵手中的钱多了，他们的消费力是增加了，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当市面流通的钱增多，老百姓的收入基本不便，而物价增长，于是又从通缩转为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