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申明：本章主要讲经济和财政政策，觉得枯燥的朋友可跳过不看，以后不觉突兀就好。
宣室殿内，刘彻看着屏风上描绘的寰宇四海图，莫名有些喟叹。
汉军今岁连番对外用兵，倭岛，东鳀岛，再加上国力不弱的巽加王朝，大汉动用的兵力超过三十万，堪称海陆齐上阵。或许尚算不得穷兵黩武，但刘彻仍觉着随着掌权日久，自身已渐渐有些好大喜宫的苗头了，至少确实是急功近利的。
他虽是暗自警醒，却也不欲改变既定的军略，盖因有不得不急的理由。
华夏先人何其智慧，早已懂得“民不患寡患不均”的道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无疑是造成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
大汉的工商业愈发蓬勃，且在刘彻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倒非是“滋油”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nn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大汉尚处于帝制封建阶段，刘彻虽不至吃饱撑的，鼓动臣民革掉自家的小命，却也不吝于搞搞“大汉特色的资本主义”，好歹为后世子孙多考虑些。
滋油，法制，皿猪，选举，四者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有着各自的意涵和实现方式，后世公知愤青不知是真分不清，还是刻意混淆，甚至把选举制和皿猪都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很可笑。
若真如此，原始氏族部落采取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制，多么皿猪，多么滋油啊！
民众真正的滋油，是要建立在法制保障的基础之上，健全法制，执法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滋油，而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先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今的大汉谈甚么选举制都特么扯淡！
资本主义和帝制政体也非不可兼容，不是指后世的甚么君主立宪制，而是变相的元首终身制乃至世袭制。
因涉及太多政治分歧，本书就不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搜索相关文献，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言归正传，大汉已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对推进工业化进程无疑是好事，正如后世华夏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中国特色的主义”。
然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世家权贵们在章台窑馆豪掷千金，眉头都不带皱的，然大多老百姓才刚能吃饱穿暖而已。
刘彻不是神，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缓解，以便用空间换取时间。
如何缓解？
后世诸多政治学家已形成大致的解决方案，无非二者，维持民众生活水准的高速提升，或是将内部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用这两个方案，撑到社会物资生产极大化时，就可以大幅消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
大汉现下要如何执行这两个方案？
没错，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不但能转移内部矛盾，还能掳掠回更多奴隶，为大汉工业化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亦能消化粮食等民生物资的过剩产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可继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准。
大汉百姓还是很淳朴的，自要觉着今日比昨日的生活好太多太多，就颇为知足了。
依照刘彻的盘算，若朝廷把握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盘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一成，想来就差不多了，然若是增速放缓就麻烦了，譬如你们懂的。
仗不打不行，或许即便大汉完成基础工业化，还得继续打，不停的打，就如后世美帝般，没事找事也得打。
然也要谨慎，不要穷兵黩武，打仗可以，但不能亏本，小赚都是亏，得血赚才行。
这分寸着实难以把握，刘彻不放心将包袱留着后人，想要趁着他还没老到耳目昏聩，把该做的布局都提早安排好，该定的国策都提早定好。
毕竟他是穿越者，以后世两千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作为借鉴，且亲身体验经历过高科技年代，相当于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眼界自然开阔，看得比旁人更为长远。
至于继任之君会否依循他擘画的蓝图继续治理大汉，那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尽人事而听天命。
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11
宣室殿内，刘彻看着屏风上描绘的寰宇四海图，莫名有些喟叹。
汉军今岁连番对外用兵，倭岛，东鳀岛，再加上国力不弱的巽加王朝，大汉动用的兵力超过三十万，堪称海陆齐上阵。或许尚算不得穷兵黩武，但刘彻仍觉着随着掌权日久，自身已渐渐有些好大喜宫的苗头了，至少确实是急功近利的。
他虽是暗自警醒，却也不欲改变既定的军略，盖因有不得不急的理由。
华夏先人何其智慧，早已懂得“民不患寡患不均”的道理，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无疑是造成阶级对立的重要原因。
大汉的工商业愈发蓬勃，且在刘彻有意无意的推动下，已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倒非是“滋油”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与国家nn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于国家的性质。
大汉尚处于帝制封建阶段，刘彻虽不至吃饱撑的，鼓动臣民革掉自家的小命，却也不吝于搞搞“大汉特色的资本主义”，好歹为后世子孙多考虑些。
滋油，法制，皿猪，选举，四者是不能划上等号的，有着各自的意涵和实现方式，后世公知愤青不知是真分不清，还是刻意混淆，甚至把选举制和皿猪都等同起来，这无疑是很可笑。
若真如此，原始氏族部落采取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选举制，多么皿猪，多么滋油啊！
民众真正的滋油，是要建立在法制保障的基础之上，健全法制，执法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民众滋油，而想让民众遵纪守法，就先得让他们吃饱穿暖。
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今的大汉谈甚么选举制都特么扯淡！
资本主义和帝制政体也非不可兼容，不是指后世的甚么君主立宪制，而是变相的元首终身制乃至世袭制。
因涉及太多政治分歧，本书就不多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搜索相关文献，应该会有所收获的。
言归正传，大汉已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对推进工业化进程无疑是好事，正如后世华夏要富强，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中国特色的主义”。
然正因如此，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世家权贵们在章台窑馆豪掷千金，眉头都不带皱的，然大多老百姓才刚能吃饱穿暖而已。
刘彻不是神，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想办法缓解，以便用空间换取时间。
如何缓解？
后世诸多政治学家已形成大致的解决方案，无非二者，维持民众生活水准的高速提升，或是将内部矛盾转移为外部矛盾。
用这两个方案，撑到社会物资生产极大化时，就可以大幅消解因贫富分化造成的阶级矛盾。
大汉现下要如何执行这两个方案？
没错，对外战争！
对外战争不但能转移内部矛盾，还能掳掠回更多奴隶，为大汉工业化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亦能消化粮食等民生物资的过剩产能，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可继续提升百姓生活水准。
大汉百姓还是很淳朴的，自要觉着今日比昨日的生活好太多太多，就颇为知足了。
依照刘彻的盘算，若朝廷把握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让百姓受到过多盘剥，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一成，想来就差不多了，然若是增速放缓就麻烦了，譬如你们懂的。
仗不打不行，或许即便大汉完成基础工业化，还得继续打，不停的打，就如后世美帝般，没事找事也得打。
然也要谨慎，不要穷兵黩武，打仗可以，但不能亏本，小赚都是亏，得血赚才行。
这分寸着实难以把握，刘彻不放心将包袱留着后人，想要趁着他还没老到耳目昏聩，把该做的布局都提早安排好，该定的国策都提早定好。
毕竟他是穿越者，以后世两千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作为借鉴，且亲身体验经历过高科技年代，相当于站在无数巨人的肩膀上，眼界自然开阔，看得比旁人更为长远。
至于继任之君会否依循他擘画的蓝图继续治理大汉，那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尽人事而听天命。
刘彻做好自身能做的，也就不枉穿越一遭，对得起华夏先人和后世子孙。
眼下战争刚开始，大汉要真正享受到战争红利，怎的都要年余，甚至更长的时日。
国内要保持经济成长率，使得市面更为活络繁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降税，但不是调降商税。
说实话，各地商贾搭着经济成长的顺风车，可没少挣钱，也不是刘彻登基后才如此的，早在文帝朝，民间便流出着俗谚，“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大汉与民生息的国策和无为而治的政治风气，确实给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施展空间，待得刘彻穿越而来，又大力扶持工商业，汉商们就更是如鱼得水，富得流油了。
商贾的天性，就是挣多少都不嫌多，钱是不烫手的。照着现下的大汉百业兴盛，不管降不降商税，商贾们都会拼命开设作坊和铺面。
关键是老百姓有没有余钱去买，创造出更大的内需市场，维持市面的供需平衡。
别提甚么市场机制，也别扯到宏观调控，政府调转经济架构不是搞强买强卖，百姓没钱消费，难不成让他们去当裤子？
大汉现下还处在农业社会，尚在迈向工业社会的道路蹒跚而行，故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
金秋十月，大汉皇帝颁布了震撼世人的旨意，为替出征将士祈福，自明岁起，各郡县皆免征田税及丁口税，为期三年！
这意味着在未来三年内，大汉成年男女将无须再按人头缴税，农人亦不必再向朝廷缴纳田税，唯有佃种私田时，需向土地拥有者缴纳相应的佃金。
依照两年朝廷制定的私田律，王侯权贵的封邑及赐田，除却大农府划拨的税赋，不得再向佃租的农人加增任何佃金臣民以赀财购置或祖传的固有私田，向农人佃租时，佃金可自行订立，然至多十取其一，不可再多。
圣旨颁布后，大汉百姓自是欢喜鼓舞，赞颂陛下爱民如子，王侯权贵们却形同剜肉，朝廷不征田税和丁口税，大农府拿甚么税赋划拨给他们？
便在王侯权贵们怨忿不已之际，大农府颁布政令，更改商税等相关税制，采用朝廷及各郡县的分税制。
所谓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官府事权范围的基础上，主要按税收来划分各级官府的预算收入，各级预算相对独立，负有明确的平衡责任。
大多权贵看不懂政令里那些新词汇，唯是注意到了两点，大农府每岁征税完毕后，会对各郡县返税，有些类似先前对商贾的退税，却又略有不同。
从今年岁末起，返京述职上计的各郡县仆射长官皆需提交明岁的财政预算，就如同太尉府的军事预算，大农府属官会在御史府的监管下，审核预算，并考量该郡县今岁上缴的商税，返还相应的税赋，用作明岁的财政支出。
每岁的预算执行情况，将由御史府和大农府的计司和集司严格审查，列入该郡县官员的政绩评鉴。
与权贵们息息相关的，乃是其食邑的赋税给付将划归各郡县的财政支出，依照其食邑封户的百姓数量和该郡县所有属民的平均岁入，划拨给他们相应的赀财。
简而言之，权贵们的食邑和封户是固定的，若食邑的百姓多生孩子，且该郡县的全体属民岁入愈多，那他们所能获取的租赋就愈多。
细算起来，若是没甚么天灾，他们或许反能从食邑收到比过往更多的租赋，毕竟现下大汉百业兴盛，相较于庞大的商税，已数度调降田税和丁口税算得了甚么？
尤是食邑在富庶郡县的权贵们，简直乐疯了，直道先前瞎了狗眼，竟在心里埋怨“贤明宽厚”的皇帝陛下。
若是谁再对此等政令不满，无须皇帝出手，这些权贵就要抽他丫的！
反倒是大农令东郭咸阳痛若剜心，田税，丁口税，加上分润给地方官府的商税，初步估算下来，国库岁入约莫要减少三成。
国库岁入刚过四百万金，东郭咸阳还以为可过些舒坦日子，不用再为钱紧发愁，谁知又要减少三成，等若生生退回他刚接任大农令时的国库岁入啊。
他苦心打理国库数年，一朝打回原地，情何以堪啊？
好在他正值盛年，尚能多干些年，否则若即刻卸任，后人提起他这大农令，怕不是政绩平平的庸才？
东郭咸阳不缺钱，官居位列九卿的大农令也已知足，现下就想着攒点政绩，卸任时好得封个关内候甚么的，最好还能在史书中留个好名声。
皇帝刘彻瞧他终日愁眉不展，不禁好笑，便是好言宽慰了几句。
王侯权贵们免不得的要鼓励食邑百姓多生子女，更会敦促食邑所在的郡县官府多多顾及民生，当地百姓愈富足，他们能分到的租赋就愈多。
王侯虽已迁居长安，但在食邑所在地经营多年，还是有不小影响力，若能驱使他们推动当地的民生发展，朝廷分润给他们部分租赋，无疑是划算的，权当是业务提成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