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分散闯军的人员、干部和实力，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士绅叛乱，散落于黄州各地的闯军人员就会立时处于一个极其弱势、难以保护自己的处境当中，很可能迅速被各个击破。
实际上，后世历史大顺的败亡，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李自成在大顺军可靠干部储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之下，冒然就将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分散到了广袤的华北大地之上。结果当山海关战败的消息传来后，本地士绅群起叛变，被分散开进行统治的闯军人员，马上就变成了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根本无法自保，大量宝贵力量就这样轻易地葬送了。
何况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李来亨现在收编了如此多的沈庄军余部和官军降兵，这些新收编的部队，几乎已经在闯军原本骨干部队的一倍之上。
要依赖这些和本地士绅存在密切联系的兵马，去弹压本地士绅的蜂起叛变？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方以仁的劝谏绝非因为他本人出自士大夫之族，而确乎是一种中肯客观的时局之见。
“府主心系黔首黎民，我素知之。但也要考虑应时而变，若仓促均田改制，让大部分士绅毫无出路，看不到一丁点希望。那么以府主手上区区数千基干兵马，岂能弹压住数万田主的蜂起叛变？”
“乐山，先入城中再说，这些事情我均有腹稿，不必忧心。”
占领黄麻以后，李来亨手中的资源和筹码大大增加。他收编沈庄军的余部和投降的官兵以后，较保守的估计，都差不多可以将湖广闯军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左右。
拥有这样的兵马作为后盾以后，李来亨的气度都显得更为从容一些。他对方以仁所说的这些情况有所考虑，在听过方以仁更为仔细的分析筹谋后，心中的腹稿蓝图也更加清晰。
起码要给士绅一条生路。
如果真的完全赶尽杀绝、彻底解放农民，那李来亨就需要先应付一场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这同他所设想的抗清大计又有了很大冲突。
事情终究难以两全。
说到底，这是1641年的初冬，而非1931年的初冬。
等到李来亨的亲兵兵马全部入城以后，他并未前往县衙设置帅府行辕，而是沿袭了沈庄军和严薪的做法，将帅府行辕设置到了梅府。
梅之焕和梅增智先后亡故，曾经黄麻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已经彻底衰落，剩余的梅家子弟缺乏具备资望或才具之人。李来亨对这些人也听之任之，只要他们愿意做闯军温顺的合作者，他不介意在下一步的体制维新中，给予这些投机分子以一定好处。
严薪已等候在梅府院前，红队在黄麻之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管队严薪的应急处置，也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机变才能，李来亨对之十分欣赏，心里也为自己把艾卓替换为骑将，而已严薪执掌红队的人事安排，感到先见之明的自负。
少虎帅将身上的轻裘解了下来，直接披到严薪身上，夸赞道：“你真有班超之勇，严薪，你有表德吗？”
表德即表字，不过严薪也是河南土寇出身，虽然在升任红队管队以后表现相当好学，但确实还没有附庸风雅到取一个字号的地步。
他如实地摇了摇头，李来亨便给他定下一个表字，叫做“仲升”，沿用了班超的表字。
一旁的方以仁心中吐槽不止，班超又不是锦衣卫一流人物，最多袭杀匈奴使团一事能和严薪的所作所为扯上点关系，但绝大多数时候不都是将这个典用在边功方面吗？
何况仲升仲升，伯仲叔季，严薪又不是在家族中排行第二，硬凹一个仲升，是不是太尴尬了？唉，府主不读书，不学、不学呀！
等众人入座以后，李来亨终于便看向还担着营田使一职的白旺，笑道：“老白，乐山对均田一事很有意见，你可将我们的谋划细细说来。”
这段时间白旺已不怎么参与作战，而是把精力都花费在了随州田制改革上面。当其他人忙着讨平山寨、激战官军的时候，白旺则带着一批扫盲成绩比较好的闯军老卒，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探访。
他顶着日头和风雨，不辞辛劳，挨村查看，尽量将着佃交粮、均田免赋落实到实地上。这中间虽然也不免发生了一些佃农为了避租而伪称为自耕农的事例，也撞见了一些不法士绅发起的哗变。
所幸白旺是一员智勇兼备的将领，又是闯军诸将之中难得的经营家，他巧妙地处理好了各方的矛盾和不满情绪，对于直接以武力抗衡随州新体制的不法分子，也勇于、敢于采取断然的武力弹压。
白旺的营田效果，让李来亨大感叹服。虽然还达不到孙可望后来在云南所做出的那种成绩，可是随州本身的社会经济、农耕生产水平就要远高于落后贫瘠的云南，只要能够迅速稳定本地的生产秩序，重新恢复其应有的生产力，就足以支撑闯军的军事行动。
白旺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在简单的恢复生产、维持秩序之上，更进一步，做到了利用佃农被解放的机会，组织他们修复和建造水利设施，令随州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进步。
这些事情都聚焦在细节和微处，不比李来亨的征战显眼，但这却意味着闯军正在具备统治的能力。
白旺也从这段时间的“营田”工作中，积累出了丰富的行政经验——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人，还有他麾下的许多闯军老卒，都正在成为闯军之中的第一批“官吏”。
李来亨在确定利用沈庄军事变图取黄麻的战略目标后，就和白旺做了很深入的讨论。在下一步占领黄麻地区以后，如何将随州新体制、新田制复制到黄州府呢？
简单粗暴的直接复制显然是不可行的，就像方以仁所说的那样，大规模的着佃交粮和均田免赋将使得本地士绅毫无出路，激起极大规模的叛乱情况来。
闯军现在正在吸收沈庄军和官军的余部，实现一次大规模扩军，李来亨的根基已处在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他更加不能冒险行事。
可是难道就要放弃体制维新，保持黄麻旧有的统治体系？
那闯军起兵又是何苦？
岂非可笑？
梅府中收藏有许多湖广一省的地理图形，方以仁对图书收藏本就有极大兴趣，所以他入城以后最关注的就是收集士绅们所藏的古籍图志。
现在桌上摆放的数册地图，便是方以仁从梅府中翻出来的。
白旺用手指划出了随州、应山县、黄安县、麻城县，闯军眼下的一州三县控制区域。此外黄、麻南面的黄陂、罗田、蕲水三县，以及黄州府府城黄冈，都已没有兵马守御，闯军也随时可以攻取。
汉水流域东部的德安、黄州二府，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说已经或即将处在李来亨的控制之下。
“德安、黄州二府，以方书记找出的图籍来看，百姓民户已有上百万之多，据有较大田产的富户数量也远非随州一隅之地可比。若直接照搬着佃免粮、均田免赋之策，确实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叛乱，使得闯军疲于应对，而错失了有利的扩张时机。”
白旺一边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划出李来亨的控制区，一边分析道：“节帅其实在随州时便做好了打算，着佃交粮本就是过渡之策。只等闯军中认识文书的人数增多，便可以推行新制。”
李来亨和白旺私下商议，准备在新的控制区中推行新田制的事情，还未向众人公开，所以诸将都大感诧异。方以仁更暗自为李来亨没把这种机要之事告诉自己这个掌书记，而感到有些愤愤不平。
“我早有大改田制的打算，闯军中多是秦人，或许不知道江南永佃一说，亦不完全清楚田皮、田骨的差别。”
李来亨径直说出了自己准备大改田制的想法，而方以仁是桐城人，自然对江南一带田皮田骨之说有所了解，他立即答道：“田皮田骨，或称田底与田面，或称大苗与小苗，都是一种意思。田骨者，田产之根本，士绅拥有田骨，便可永收地租；田皮者，佃户之所有，经营耕种所得即归田皮。”
所谓“永佃制”，顾名思义，就是说佃户享有永远租佃耕种地主田地的权力。
具体说来，就是将传统的土地产权分成两份：地主一方享有田地的所有权，称为“田骨”；佃户一方享有田地的使用权，称为“田皮”。
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和佃户都享有独立自由处分其产权的权力，佃户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皮”，地主也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骨”。
这种制度，一定意义上保护了佃农的权益。但是它还局限在租佃体制发展特别发达的江南地区，而且因为田皮和田骨各自独立产权和价值的区分困难问题，而存在大量无法彻底解决的缺点，也就难以在多数地区推行下去。
但李来亨的意图，便是在“永佃制”的基础上，加入闯军的角色，加入政府的力量，将地主和佃农的双边关系，变成地主、佃农、闯军的三边关系，维系平衡、保护弱势，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更好、更直接地直接吸纳控制区的物质力量。
这就是“营庄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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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世历史大顺的败亡，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李自成在大顺军可靠干部储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之下，冒然就将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分散到了广袤的华北大地之上。结果当山海关战败的消息传来后，本地士绅群起叛变，被分散开进行统治的闯军人员，马上就变成了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根本无法自保，大量宝贵力量就这样轻易地葬送了。
何况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李来亨现在收编了如此多的沈庄军余部和官军降兵，这些新收编的部队，几乎已经在闯军原本骨干部队的一倍之上。
要依赖这些和本地士绅存在密切联系的兵马，去弹压本地士绅的蜂起叛变？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方以仁的劝谏绝非因为他本人出自士大夫之族，而确乎是一种中肯客观的时局之见。
“府主心系黔首黎民，我素知之。但也要考虑应时而变，若仓促均田改制，让大部分士绅毫无出路，看不到一丁点希望。那么以府主手上区区数千基干兵马，岂能弹压住数万田主的蜂起叛变？”
“乐山，先入城中再说，这些事情我均有腹稿，不必忧心。”
占领黄麻以后，李来亨手中的资源和筹码大大增加。他收编沈庄军的余部和投降的官兵以后，较保守的估计，都差不多可以将湖广闯军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左右。
拥有这样的兵马作为后盾以后，李来亨的气度都显得更为从容一些。他对方以仁所说的这些情况有所考虑，在听过方以仁更为仔细的分析筹谋后，心中的腹稿蓝图也更加清晰。
起码要给士绅一条生路。
如果真的完全赶尽杀绝、彻底解放农民，那李来亨就需要先应付一场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这同他所设想的抗清大计又有了很大冲突。
事情终究难以两全。
说到底，这是1641年的初冬，而非1931年的初冬。
等到李来亨的亲兵兵马全部入城以后，他并未前往县衙设置帅府行辕，而是沿袭了沈庄军和严薪的做法，将帅府行辕设置到了梅府。
梅之焕和梅增智先后亡故，曾经黄麻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已经彻底衰落，剩余的梅家子弟缺乏具备资望或才具之人。李来亨对这些人也听之任之，只要他们愿意做闯军温顺的合作者，他不介意在下一步的体制维新中，给予这些投机分子以一定好处。
严薪已等候在梅府院前，红队在黄麻之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管队严薪的应急处置，也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机变才能，李来亨对之十分欣赏，心里也为自己把艾卓替换为骑将，而已严薪执掌红队的人事安排，感到先见之明的自负。
少虎帅将身上的轻裘解了下来，直接披到严薪身上，夸赞道：“你真有班超之勇，严薪，你有表德吗？”
表德即表字，不过严薪也是河南土寇出身，虽然在升任红队管队以后表现相当好学，但确实还没有附庸风雅到取一个字号的地步。
他如实地摇了摇头，李来亨便给他定下一个表字，叫做“仲升”，沿用了班超的表字。
一旁的方以仁心中吐槽不止，班超又不是锦衣卫一流人物，最多袭杀匈奴使团一事能和严薪的所作所为扯上点关系，但绝大多数时候不都是将这个典用在边功方面吗？
何况仲升仲升，伯仲叔季，严薪又不是在家族中排行第二，硬凹一个仲升，是不是太尴尬了？唉，府主不读书，不学、不学呀！
等众人入座以后，李来亨终于便看向还担着营田使一职的白旺，笑道：“老白，乐山对均田一事很有意见，你可将我们的谋划细细说来。”
这段时间白旺已不怎么参与作战，而是把精力都花费在了随州田制改革上面。当其他人忙着讨平山寨、激战官军的时候，白旺则带着一批扫盲成绩比较好的闯军老卒，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探访。
他顶着日头和风雨，不辞辛劳，挨村查看，尽量将着佃交粮、均田免赋落实到实地上。这中间虽然也不免发生了一些佃农为了避租而伪称为自耕农的事例，也撞见了一些不法士绅发起的哗变。
所幸白旺是一员智勇兼备的将领，又是闯军诸将之中难得的经营家，他巧妙地处理好了各方的矛盾和不满情绪，对于直接以武力抗衡随州新体制的不法分子，也勇于、敢于采取断然的武力弹压。
白旺的营田效果，让李来亨大感叹服。虽然还达不到孙可望后来在云南所做出的那种成绩，可是随州本身的社会经济、农耕生产水平就要远高于落后贫瘠的云南，只要能够迅速稳定本地的生产秩序，重新恢复其应有的生产力，就足以支撑闯军的军事行动。
白旺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在简单的恢复生产、维持秩序之上，更进一步，做到了利用佃农被解放的机会，组织他们修复和建造水利设施，令随州的农业生产，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相当可观的进步。
这些事情都聚焦在细节和微处，不比李来亨的征战显眼，但这却意味着闯军正在具备统治的能力。
白旺也从这段时间的“营田”工作中，积累出了丰富的行政经验——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人，还有他麾下的许多闯军老卒，都正在成为闯军之中的第一批“官吏”。
李来亨在确定利用沈庄军事变图取黄麻的战略目标后，就和白旺做了很深入的讨论。在下一步占领黄麻地区以后，如何将随州新体制、新田制复制到黄州府呢？
简单粗暴的直接复制显然是不可行的，就像方以仁所说的那样，大规模的着佃交粮和均田免赋将使得本地士绅毫无出路，激起极大规模的叛乱情况来。
闯军现在正在吸收沈庄军和官军的余部，实现一次大规模扩军，李来亨的根基已处在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中，他更加不能冒险行事。
可是难道就要放弃体制维新，保持黄麻旧有的统治体系？
那闯军起兵又是何苦？
岂非可笑？
梅府中收藏有许多湖广一省的地理图形，方以仁对图书收藏本就有极大兴趣，所以他入城以后最关注的就是收集士绅们所藏的古籍图志。
现在桌上摆放的数册地图，便是方以仁从梅府中翻出来的。
白旺用手指划出了随州、应山县、黄安县、麻城县，闯军眼下的一州三县控制区域。此外黄、麻南面的黄陂、罗田、蕲水三县，以及黄州府府城黄冈，都已没有兵马守御，闯军也随时可以攻取。
汉水流域东部的德安、黄州二府，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说已经或即将处在李来亨的控制之下。
“德安、黄州二府，以方书记找出的图籍来看，百姓民户已有上百万之多，据有较大田产的富户数量也远非随州一隅之地可比。若直接照搬着佃免粮、均田免赋之策，确实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叛乱，使得闯军疲于应对，而错失了有利的扩张时机。”
白旺一边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线条，划出李来亨的控制区，一边分析道：“节帅其实在随州时便做好了打算，着佃交粮本就是过渡之策。只等闯军中认识文书的人数增多，便可以推行新制。”
李来亨和白旺私下商议，准备在新的控制区中推行新田制的事情，还未向众人公开，所以诸将都大感诧异。方以仁更暗自为李来亨没把这种机要之事告诉自己这个掌书记，而感到有些愤愤不平。
“我早有大改田制的打算，闯军中多是秦人，或许不知道江南永佃一说，亦不完全清楚田皮、田骨的差别。”
李来亨径直说出了自己准备大改田制的想法，而方以仁是桐城人，自然对江南一带田皮田骨之说有所了解，他立即答道：“田皮田骨，或称田底与田面，或称大苗与小苗，都是一种意思。田骨者，田产之根本，士绅拥有田骨，便可永收地租；田皮者，佃户之所有，经营耕种所得即归田皮。”
所谓“永佃制”，顾名思义，就是说佃户享有永远租佃耕种地主田地的权力。
具体说来，就是将传统的土地产权分成两份：地主一方享有田地的所有权，称为“田骨”；佃户一方享有田地的使用权，称为“田皮”。
在这种制度下，地主和佃户都享有独立自由处分其产权的权力，佃户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皮”，地主也可以自由买卖、赠予、典押自己拥有的“田骨”。
这种制度，一定意义上保护了佃农的权益。但是它还局限在租佃体制发展特别发达的江南地区，而且因为田皮和田骨各自独立产权和价值的区分困难问题，而存在大量无法彻底解决的缺点，也就难以在多数地区推行下去。
但李来亨的意图，便是在“永佃制”的基础上，加入闯军的角色，加入政府的力量，将地主和佃农的双边关系，变成地主、佃农、闯军的三边关系，维系平衡、保护弱势，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更好、更直接地直接吸纳控制区的物质力量。
这就是“营庄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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