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说话声仿佛就在身边,渐渐地由远而近,从耳机里传到外面来,变成了双重声音,只在片刻时间内,他们出现在我的下面,相互亮着手里的灯光。

    我不敢大声说话,把低沉的语音压在嗓子里发出来,“我在这里……”

    “明白,我们发现你了”,柴可夫举起亮光,抬头望了望我的位置,“你悬挂在空中怎么放你下来?”

    “很简单,顺着树爬上去,再用绳子把他放下来”,安东尼斯也看了看说。

    “你说的不是办法了”,帅伟边思考边轻轻摇着头,“这树有十几米之高,树干光秃,并还不能一抱合围,如何爬上去,恐怕连猴子也是难于上青天”。

    “队长,我有办法了”,我居高临下,俯视他们就像头上宇宙中的小星星似的,“有飞虎爪吗?”

    “有,看我的,马上让你平安地下来”,帅伟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边说边拿出一个小铁爪子,弯弯的小铁钩子向四面八方展开,后面系着一根长长的绳子。

    “这就是飞虎爪?怎么用的?”安东尼斯很疑惑地看着帅伟。

    “不错,还是看我的”。

    柴可夫做了一个很滑稽的鬼脸,无奈地摇了摇头,“中国人简值不可思意,歪主意太多了”。

    帅伟拿来一个特制的发射枪,装上了火药弹,把那个铁爪子放进前面的枪管里,立即扣动板机,“砰”地沉闷一声响,借助突然爆发的推进力,铁爪子对准目标飞去,牢牢地抓住一根结实的树枝。帅伟用力使劲地拉了拉,确定安全可靠。

    “好啦,下面就看你的身手了”。

    帅伟把绳子斜牵到我的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住绳子,掏出一把伞刀,很轻松地割断降落伞的绳子,顺着那根绳子滑溜下地,刚站稳脚步,便炫耀着说:

    “怎么样,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吧”。

    惹得安东尼斯和柴可夫都向我们俩伸出了大母指,“good、good”.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雅阁尔,他在留给我们的信息中,分别显示着几个不同的频率波,我们分别一个个地再次呼叫,我呼叫的结果仍然不通,柴可夫听到里面有沙沙的响声,安东尼斯听到了流水声,最感到兴奋不已,证明他是丢了装备,人很可能是安然无事的。其实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毕竟他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唯独只有那个定位显示仍还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红光,距离我们所在地有好几公里路程。帅伟凝视着显示屏上二个红点之间短小的距离,稍加思索着说:“若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一定被困在原地不能动”。

    “是的,我也正有此意了”,安东尼斯说。

    “和我差不多一样吗?”我指着那一颗大树说。

    “这个很难得说,现在我们关键是采取行动来说明问题”。

    我们向那个红点靠近,越过这一个小山头才走出这片茂密的树林子,眼前豁然开朗了许多,是一片不大的草场。若是在白天,草场上一定牛马成群,农牧民悠闲自在地挥动着鞭子,哼着狂野十足的歌曲,河边的沼泽里野鸟飞舞,有黑颈鹤、黄鸭、水鸭等鸟类自由自在,如果在秋季,颜色层次更加丰满。这几乎都是半牧半农的村落,此时在夜晚是一片寂静,只有远处有几点隐隐约约的光亮,显得十分空旷与孤寂。

    一路跟踪到这里,据显示的方位来判断,若是没有差错的话,雅阁尔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村庄里。我们都很震惊,相互望了望,谁也没有说话,继续向村子开进了,小心翼翼地充着那几个有亮光的房子包围过去,逐个进行秘密搜查。

    这都是一些石木结构的房子,一个个民家宅院被包围在开阔的草地上,从院墙向外伸展到看不到的山坡,数条小路将每一户宅院相通,有零星的几棵树点缀其间。我们只能乘着模糊的夜色,顺着这些小路摸索着前进,探到院墙外,分头行事,搜寻了好几处宅子都没有结果。这次帅伟又命令他们三人把守在外,同样让我一个人翻墙入院。我身手敏捷,一跃而起,站到院墙之上,再轻轻地跳到院内,勾着身子迅速跃到窗台下,稍微探出脑袋,通过那窄小的窗户向里观看。这是一间两面都开有窗户的厨房,一个身着工布人传统服饰的妇人正在做事,北面一大排木制餐柜,里面摆满各式餐具,大铜锅擦得极亮,地中间是灶台,灶台上面吊着一个木框的席子,席子上摆着奶干,一排切条的藏猪肉吊在屋顶下的横杆上。灶边有彩绘小木桌,桌上整齐地摆着几个红色的木碗,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发着奇彩。

    透过厨房里的那个窗户,可以看到那边屋里坐着好几个男人,看身着打扮都是普通的藏民,用藏语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我心里稍微放心了下。这时有二个男人站起身走出门去,我赶快起身换个地方,刚转身回头,正好和柴可夫碰个正着,吓得我一大跳,都不敢说话,用手式示意他留守这里注意观察屋里的人,我绕到房子的另一面,跟踪出去那二个人的去向。只见他俩向右边转去,走到紧接着正屋旁边一个低矮的房子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灯光下我看见了雅阁尔。他是被捆绑在一根木头柱子上,情绪十分激动,一见到他们便大声嚷了起来,双方各说各的话,一个说的是英语,一个说的藏语,彼此之间都听不懂,好像双方都觉得在对牛弹琴,一副很急燥的样子。

    我按原路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带着柴可夫又来到小房子旁边,正恰遇上他俩锁门出来,说是迟那时快,我和柴可夫闪电般、不约而同地向他俩突然袭击,用准备好的麻醉剂捂住他俩的嘴和鼻子,瞬间使他俩不省人事,软绵绵地瘫软在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很干净利落地制服了。

    柴可夫马上搜出钥匙打开房门,他进去解开绳子营救雅阁尔,我站在门外警戒着,等着走出来后,我紧跟在后面边退边向院墙边撤去,正打开院门向外走出去。恰巧在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人,与我们迎面碰个正着,他用藏语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先是愣了一下,哪个也没有开口说话,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匆匆忙忙地消失在夜色中。

    那个男人很产生疑惑,回转身大声唠叨了几句,惊动了房子里的主人,拧开外面的灯,走到院子里大声地询问着,

    “咋啦?咋啦?

    “刚走出去的三个男的是你家的客人?”那个男人手指着外面,“去他妈的,好大的架子哟”。

    “不是,没有人出去”,房主人傻呆呆地摇着头,突然为之一惊,如梦初醒,“贼……我的人跑了……”

    房主人迅速转过墙角,看见他的两个人躺在地上,便大声嚷道:“快来人啦,人逃跑了”。

    屋里的人闻声冲了出来,跟随着房主一起追了出去,边跑边大声喧哗,“抓贼……”一下子附近地区的宅子都亮着灯,拿着手电筒加入他们的队伍,人声鼎沸,追出去很远。

    我们五个人在草地上奔跑着,明知手里有照明灯,也不敢随意打开使用,凭着感觉横冲直撞,东一脚,西一脚,深一步,浅一步,跑了很远仍还听见后面的叫喊声渐渐地变小了。回头看时,火光红成一小片,但已经停止前进了,只在原地徘徊着,随意组成一些图案。

    “他们肯定把我们当成响马贼了”,我站下来深深地喘了口气,向那边指了一下,“看,用好大阵势来吓唬我们呢”。

    “哼哼!响马贼?”帅伟冷笑二声,“我看没有这样简单,你们有谁还看见乘着降落伞下来的响马贼吗?”

    “我很赞同队长的看法了,虽然我和他们无法沟通,但凭我们短暂接触,直觉告诉我他们的意思是把我当成了外来侵略者”,雅阁尔说。

    “嗨!谁叫你长着一副与众不同的脸相,鬼才会相信”,安东尼斯说:“你是怎么被抓住的?”

    “哦!上帝,因为那个地方真的不是我该降落的地方,若是个中国人,也许就不会这样子”。

    “中国人会是咋样的?”我问。

    “种族一样,没有语言障碍,至少可以沟通沟通”,柴可夫说。

    “现在人影视作品看多了,警惕性提高了,我微型的耳机就没有躲过那些普通人的眼睛。”

    “原来如此”,帅伟迟疑着,“有没找回来?”

    雅阁尔摇着头,“我现在就去要回来,他们只是一帮山村野夫,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胡闹”,帅伟听说美国人是很聪明的,没想到说出这样狂妄的愚蠢话,便大声喝斥一声,“你忘记了我们任务的秘密性吗?这时我们不是跟他们讲狠的,传出去对我们很是不利的。哦!我还要问一问王求你,你们撤退时,是怎么不小心被人发现了”。

    “是呀!我也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会在院门口不期而遇了”,我愤愤不平,针对质问充分讲着我的理由,“我还要问一问你和安东尼斯那时在干什么,守在外面还不知道外面进来人”。

    “简值强词夺理,你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军人的字典里只有对和错,没有为什么,你在学习中何止只是一次练习过,怎么到了关键的时间排不上用场,给全忘记了”。

    安东尼斯接着补充着说:“是因为那个人没有点灯,跟猫和狗一样没有发出声音,所以才没有发现”。

    其实当我说出这些话后,才深深地觉得我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多么的胡搅蛮缠,帅伟一丝不旬的军人风采,只能显得我的格格不入。我只感到脸上一阵阵地难受,堆满了污垢,黯淡无光,似乎历经一个世纪没有清理。

    我们整整周旋了大半夜,人困马乏了,帅伟决定原地休息,等天亮再出发。我们侵透在夜色中,沐浴在天地之灵气,与天地同床共枕,感觉着它的余温,不管怎么样,都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

    在地面成功地着陆后,我们集结的地点是西藏的中心城市拉萨,若是再精确一些,自动定位系统拉近距离,就会指向那座神圣的宫殿——布达拉宫。我们都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着,到达布达拉宫也正是在我们计划之中的事,因为哈勒曾经在此有过很密切的交往与活动。

    1943年,哈勒和他的同伴总算成功逃出战俘营,开始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寻找地球轴心的使命,冒充德国商品推销员,开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撰写了回忆录《西藏七年》。在书中虽然没有说到关于地球轴心任何事宜,但是还有很多蛛丝马迹证明了他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寻找地球轴心留下一些信息资料。1948年,哈勒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哈勒仓皇逃往印度,为逃避审判,他选择了定居列支敦士登,并且与达赖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

    由此可见,他与那个时期的达赖喇嘛有很密切的关系,完全有理由帮他隐藏,尘封在历史的岁月中。虽然达赖早已圆寂,但根据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在如今转世的活佛那里会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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