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凡争取要做到逐步蚕食户部的财权，把户部额财权给架空，这话才有助于自己掌握财权。不过目前这个时不凡还是发现这个大唐的税收制度有问题，尤其是管理大唐税收的制度是严重有问题的，所以时不凡模仿了后世的方法，想要剥夺税吏的大额收税权，这样时不凡有了相应的方法。
“皇上，臣观我大唐目前的朝廷税收方略，明显是有问题的。这个我大唐的税收完全是多头管理，其中租庸调以粮食绢布为主，是实物税赋，这样由当地地方官府来收取也就不多说了。可是朝廷的刑部的各种各种关口的税收，却是由关口自己自行收取，直接现款缴纳。这样不但不利于朝廷管理，反而会容易滋生让那些基层税吏趁机吃拿卡要，甚至直接在朝廷定额之上额外多收的弊病。”
“甚至如此，朝廷一份税收，一旦一层层到了基层百姓头上，那恐怕会翻十倍也都不只。这样百姓苦于基层税吏之苦，甚至错怪了朝廷。而俗话说鸡蛋过手轻三分，还有一句俗语叫做雁过拔毛，如此从百姓身上收取一层层那么多个环节到了上头，那这样恐怕一层层的盘剥，那后果肯定会非常严重。而既为了保证应付朝廷，也为了保证自己的从中牟利，那那些中低层官吏同样会自行增税，百姓求告无门，最后酿成大祸。”
时不凡给李世民讲解了很多关于那些税收一层层下去，而各层官员层层加码，最后弄得朝廷一份税收变成了十份，这样百姓都纷纷受不了起来造反的例子。时不凡绝对不会高看大唐那些基层惯例的作风，这种事情在一千多年之后都无法彻底杜绝，何况是那些古代那些吏猾如油的东西。
李世民看到了这个一层层加码，最后税收增加十倍，甚至这个多余的钱朝廷都没有活儿，都进入了那些中间的官吏手里了，可是大唐朝廷，大唐皇帝却因此要背黑锅，成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替罪羊，所以李世民都是立马大怒了。
“混蛋，混蛋！”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时不凡虽然说的都是别的朝代的事情，可是李世民却明显知道这个恐怕自己大唐同样会有这种事情。
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朝廷的税收恐怕很容易那些各层官员使劲加码了。至于李世民也都脸色漆黑，如果这样大唐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天大的炸弹，谁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治国先治吏啊，看来这个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没有良好的吏治，那谈何治国啊！看来以后朝廷选官，那都必须要重视品德了。”李世民回答。
时不凡却说：“皇上，没有足够的监督，那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没有足够的监督，恐怕官吏本来品德好的人，也许也都会在权力面前变质，最后都会变坏了。毕竟，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啊！”
“嗯？”李世民这话有些意思，李世民感觉这话好像有些讽刺自己的味道。
因为全国权力最大的人，也就是他这个皇帝了。这个“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可是时不凡好像也都没有具体指名道姓，这样让李世民也都不好发作，只能够直接装傻，毕竟李世民作为皇帝，脸皮非常的厚实。脸皮子不厚，那如何当千古名君？想要当好皇帝，脸皮首先要厚。
“皇上，我认为既然在品德方面无法保证，因为人类的品德是会变的。那我们不如转变一下方法，在收税的过程中，采用一些别的方法，这样才是有助于我们杜绝税吏进行多收税额外敲诈百姓的方式。其实这个并不难，只要额外在收税的方式上进行改变一下，我们也都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效果。”时不凡说。
“怎么办？”李世民问。
“皇上，这个其实很简单，按照正常的财务流程，钱账分离的原则，我们不如同样把这个原则用在收取税收方面。那些基层税吏在收取大额的税赋时候，没有权力直接收取现钱，只有开税单的权力。税吏在税单上面前些了数额之后，发放给相应的纳税人。而这个税单一式多份，其中税吏留着一份，纳税人拿着一份。”
“至于另外的，也就是纳税人拿着税单去当地的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下属钱庄进行缴纳，然后钱庄联合会留下若干份税单，接着各家钱庄定期送到长安进行对账，然后把这些钱财划入我大唐的国库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大额的税收并不会直接经过税吏，甚至不会经过地方官府的手，不用这么一层层的交上来。直接存入了这个当地大唐钱庄联合会下属的钱庄当中，而钱庄也不用大量的把铜钱运送，只要拿着税单到了朝廷中枢进行对账，这样其实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转账对账了。而朝廷以后拨款，其实以后未必需要运送铜钱，只要把这些对账单拿去到别的地方，也就可以直接从当地调拨铜钱。”
时不凡这个方法其实也就是借鉴于后世一种方法，也就是银行代收代扣的方式。后世有银行有很多功能了，不但可以日常的金融服务，甚至还可以代替缴纳养老金，代替收取各种的违章罚款等等。
这个其实一方面是为了便民，另一方方面其实也是为了防止那些乱开罚单乱加码的情况发生。很多基层税吏或者是一些有处罚权的人，随便借用权力来进行额外征收，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
之后逐步实行了钱账分离，那些处罚权的交警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没有直接收钱的权力，而是开了罚单之后送去指定地方或者银行代扣，这样避免了基层那些有处罚权的公务员乱加码，乱开罚单。
大唐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基层税吏恐怕不加码才是怪事。到时候那些加码的费用比起朝廷正式收取的还要多很多，可是朝廷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反而被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给吞了，至于那些百姓却因此迁怒于朝廷。
可是国家不可能直接从每一个百姓收税，那如何解决？其实这种从银行代扣的方法是一个不错的，税单和税款分离，这样税吏没有直接收取现金的权力，那百姓去钱庄直接拿着税单来按照税吏开的单来交税，交税完了钱庄盖章算是缴纳完成。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税吏和钱庄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发生什么横向联系的，双方多事两条线的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割钱账分离，出现**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是一种通过制度遏制**的方式。
当然，至于某些少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所勾结，可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整个天下。从制度是遏制了那些基层税吏擅自加码，而朝廷背黑锅的缘故。
“皇上，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各部门手里直接收拢了财权，各部门之间无法直接通过收取税赋来进行从中盘剥，对钱账进行分离，那我们等于是进一步收拢了财权。”时不凡说。
时不凡这个方案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了工部、刑部的直接收取税收的权力，以后商人通过各种关卡，那些税吏只能够开税单，没有权力直接收款，那商人接着去各地钱庄去进行缴纳就行了。那些地方的税吏因为没有了直接收取财富的权力，他们心思也都会转变了。他们没有了这个权力，自然没有想要开大额税税单的想法。因为自己无法从中获得牟利的机会，那他们是不可能去额外在税单上面额外加数字的，这样是他们自己自找麻烦。
一旦没有了利益，那反而是“公正”的，不会徇私了。
“好，这办法好，真是好啊！这样不但朝廷可以直接收取了税收，甚至也都杜绝了各种下层管理的盘剥，这样百姓可以少受很多贪官污吏的盘剥了。这个方法好，很好！不过……”李世民接着让话锋一转，显然还是有问题。
“不过你这个大唐钱庄联合会一旦扩散到了全国，那他们难道就不会多收取了吗？”李世民问。
时不凡反问：“那天蝎税单的权力，在税吏手里啊！”
“不行，这样朕还不太放心！这个收取税赋的大权，乃是朝廷公器，朕绝对不会让一个一群民间的钱庄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越俎代庖了。”李世民说。
时不凡想了想，赶紧说：“那请皇上派员监督，除了在钱庄联合会总部设立一名钱监使之外，还可以设立若干名钱监分巡使，负责分巡天下各地的钱庄联合会的钱庄，而这个份巡使也都可以为皇上监督，你看如何？”
“恩，好的！这样朕才稍微放心一些。”李世民这才说。
时不凡不怕李世民派人监督，反而害怕李世民不派人监督。其实甚至李世民派人监督越多，那时不凡反而越高兴。因为一旦派人多了，那反而会形成一个依靠于这个钱庄联合会而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这种负责监督钱庄联合会的人多了，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他们一旦制度化，部门化之后，他们同样会产生所维护的“部门利益”。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钱庄联合会的监督者，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作为监督者们的生存土壤是在乎于被监督者的存在。如果被监督者都不存在了，那他们这些专职的监督者反而也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关系也就好比后世的银监会和各家银行一样，虽然银监会负责监督各家银行，可是同样他们的生存土壤是依靠于那些各家银行的。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废除各家银行，那第一个反对的反而未必是各家银行，反而是银监会。
这个也就制度化，部门化之后的后果，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有时会监督者的生存土壤来自于被监督者，一旦生存土壤没有了，那他们也都是要跟着倒霉。所以别看这帮家伙是来监督打听那个钱庄联合会的，一旦他们被制度化和部门化，那他们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护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
这个也就是这么奇怪，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居然成为了同一个“利益团体”，这样那叫一个坑。所以时不凡不但不会反对李世民派人来，他反而非常支持。一旦这帮家伙被部门化制度化，那他们反而会反过来为大唐各家钱庄在朝廷上争取利益，如果大唐各家钱庄倒了，他们也都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
“李世民，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来了，我干嘛要拒绝？你还以为派跟多人来监督是好事？到时候那些家伙一旦被部门化和制度化看，那最够你哭的。他们到时候说不定会从监督者，转变成为我们大唐钱庄领衔的大唐金融体系的最大拥护者。你这个是在给我送靠山，在给我送盟友呢！”时不凡心里奸笑想道。
李世民和时不凡想法不一样，李世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于大唐钱庄的监督掌控程度，有助于稳固自己。而时不凡却反而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给自己送盟友，反而举起双手双脚赞同。
两者思维不一样，因为李世民还是彻头彻尾的人治的思维，时不凡的思维更偏向于法治。李世民更认可“人管人”，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些钱庄监督的人是自己派去的人，那他们也都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朝廷。可是时不凡却非常清楚部门利益的坑爹性，别说李世民了，再过一千多年都无法解决啊！不管是你派谁来，都是一样被卷入这个坑爹的部门利益当中。就好比任何植物都不会去破坏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个监督大唐钱庄的组织生存土壤反而是依赖于大唐钱庄，他们才不会主动去消灭大唐的钱庄。到时候，那些负责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会集体不约而同的做出同一个选择“养寇自重”，他们不但不会过分的去监督，反而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保护者。
所以，以李世民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基础，是非常浅薄的，比起时不凡还要秦很多。政治学其实并不只是斗争的学问，而是一门真正研究政治的学问，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为了政治斗争而存在的学问。
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家”，当然政治学家也未必是政治家。很多政治学家一辈子都没有从政过，可是他对于国家管理的贡献很大。可是同样有更多政治家从政一辈子，却并没有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管理体制作出贡献。李世民也许是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对于“政治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粗浅的，所以明他难预测到未来的结果。
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不同的判断结果。
(未完待续。)
“皇上，臣观我大唐目前的朝廷税收方略，明显是有问题的。这个我大唐的税收完全是多头管理，其中租庸调以粮食绢布为主，是实物税赋，这样由当地地方官府来收取也就不多说了。可是朝廷的刑部的各种各种关口的税收，却是由关口自己自行收取，直接现款缴纳。这样不但不利于朝廷管理，反而会容易滋生让那些基层税吏趁机吃拿卡要，甚至直接在朝廷定额之上额外多收的弊病。”
“甚至如此，朝廷一份税收，一旦一层层到了基层百姓头上，那恐怕会翻十倍也都不只。这样百姓苦于基层税吏之苦，甚至错怪了朝廷。而俗话说鸡蛋过手轻三分，还有一句俗语叫做雁过拔毛，如此从百姓身上收取一层层那么多个环节到了上头，那这样恐怕一层层的盘剥，那后果肯定会非常严重。而既为了保证应付朝廷，也为了保证自己的从中牟利，那那些中低层官吏同样会自行增税，百姓求告无门，最后酿成大祸。”
时不凡给李世民讲解了很多关于那些税收一层层下去，而各层官员层层加码，最后弄得朝廷一份税收变成了十份，这样百姓都纷纷受不了起来造反的例子。时不凡绝对不会高看大唐那些基层惯例的作风，这种事情在一千多年之后都无法彻底杜绝，何况是那些古代那些吏猾如油的东西。
李世民看到了这个一层层加码，最后税收增加十倍，甚至这个多余的钱朝廷都没有活儿，都进入了那些中间的官吏手里了，可是大唐朝廷，大唐皇帝却因此要背黑锅，成了那些贪官污吏的替罪羊，所以李世民都是立马大怒了。
“混蛋，混蛋！”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了，因为时不凡虽然说的都是别的朝代的事情，可是李世民却明显知道这个恐怕自己大唐同样会有这种事情。
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些朝廷的税收恐怕很容易那些各层官员使劲加码了。至于李世民也都脸色漆黑，如果这样大唐等于是埋下了一颗天大的炸弹，谁知道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治国先治吏啊，看来这个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如果没有良好的吏治，那谈何治国啊！看来以后朝廷选官，那都必须要重视品德了。”李世民回答。
时不凡却说：“皇上，没有足够的监督，那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没有足够的监督，恐怕官吏本来品德好的人，也许也都会在权力面前变质，最后都会变坏了。毕竟，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啊！”
“嗯？”李世民这话有些意思，李世民感觉这话好像有些讽刺自己的味道。
因为全国权力最大的人，也就是他这个皇帝了。这个“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可是时不凡好像也都没有具体指名道姓，这样让李世民也都不好发作，只能够直接装傻，毕竟李世民作为皇帝，脸皮非常的厚实。脸皮子不厚，那如何当千古名君？想要当好皇帝，脸皮首先要厚。
“皇上，我认为既然在品德方面无法保证，因为人类的品德是会变的。那我们不如转变一下方法，在收税的过程中，采用一些别的方法，这样才是有助于我们杜绝税吏进行多收税额外敲诈百姓的方式。其实这个并不难，只要额外在收税的方式上进行改变一下，我们也都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效果。”时不凡说。
“怎么办？”李世民问。
“皇上，这个其实很简单，按照正常的财务流程，钱账分离的原则，我们不如同样把这个原则用在收取税收方面。那些基层税吏在收取大额的税赋时候，没有权力直接收取现钱，只有开税单的权力。税吏在税单上面前些了数额之后，发放给相应的纳税人。而这个税单一式多份，其中税吏留着一份，纳税人拿着一份。”
“至于另外的，也就是纳税人拿着税单去当地的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下属钱庄进行缴纳，然后钱庄联合会留下若干份税单，接着各家钱庄定期送到长安进行对账，然后把这些钱财划入我大唐的国库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大额的税收并不会直接经过税吏，甚至不会经过地方官府的手，不用这么一层层的交上来。直接存入了这个当地大唐钱庄联合会下属的钱庄当中，而钱庄也不用大量的把铜钱运送，只要拿着税单到了朝廷中枢进行对账，这样其实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转账对账了。而朝廷以后拨款，其实以后未必需要运送铜钱，只要把这些对账单拿去到别的地方，也就可以直接从当地调拨铜钱。”
时不凡这个方法其实也就是借鉴于后世一种方法，也就是银行代收代扣的方式。后世有银行有很多功能了，不但可以日常的金融服务，甚至还可以代替缴纳养老金，代替收取各种的违章罚款等等。
这个其实一方面是为了便民，另一方方面其实也是为了防止那些乱开罚单乱加码的情况发生。很多基层税吏或者是一些有处罚权的人，随便借用权力来进行额外征收，百姓对此敢怒不敢言。
之后逐步实行了钱账分离，那些处罚权的交警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没有直接收钱的权力，而是开了罚单之后送去指定地方或者银行代扣，这样避免了基层那些有处罚权的公务员乱加码，乱开罚单。
大唐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基层税吏恐怕不加码才是怪事。到时候那些加码的费用比起朝廷正式收取的还要多很多，可是朝廷却并没有因此得到好处，反而被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给吞了，至于那些百姓却因此迁怒于朝廷。
可是国家不可能直接从每一个百姓收税，那如何解决？其实这种从银行代扣的方法是一个不错的，税单和税款分离，这样税吏没有直接收取现金的权力，那百姓去钱庄直接拿着税单来按照税吏开的单来交税，交税完了钱庄盖章算是缴纳完成。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税吏和钱庄绝大部分时候是不会发生什么横向联系的，双方多事两条线的人。这样通过部门之间的分割钱账分离，出现**的概率降低了很多，是一种通过制度遏制**的方式。
当然，至于某些少部分地方可能会有所勾结，可是这个并不会影响整个天下。从制度是遏制了那些基层税吏擅自加码，而朝廷背黑锅的缘故。
“皇上，这样我们可以直接从各部门手里直接收拢了财权，各部门之间无法直接通过收取税赋来进行从中盘剥，对钱账进行分离，那我们等于是进一步收拢了财权。”时不凡说。
时不凡这个方案其实也就是在剥夺了工部、刑部的直接收取税收的权力，以后商人通过各种关卡，那些税吏只能够开税单，没有权力直接收款，那商人接着去各地钱庄去进行缴纳就行了。那些地方的税吏因为没有了直接收取财富的权力，他们心思也都会转变了。他们没有了这个权力，自然没有想要开大额税税单的想法。因为自己无法从中获得牟利的机会，那他们是不可能去额外在税单上面额外加数字的，这样是他们自己自找麻烦。
一旦没有了利益，那反而是“公正”的，不会徇私了。
“好，这办法好，真是好啊！这样不但朝廷可以直接收取了税收，甚至也都杜绝了各种下层管理的盘剥，这样百姓可以少受很多贪官污吏的盘剥了。这个方法好，很好！不过……”李世民接着让话锋一转，显然还是有问题。
“不过你这个大唐钱庄联合会一旦扩散到了全国，那他们难道就不会多收取了吗？”李世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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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这样朕还不太放心！这个收取税赋的大权，乃是朝廷公器，朕绝对不会让一个一群民间的钱庄也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越俎代庖了。”李世民说。
时不凡想了想，赶紧说：“那请皇上派员监督，除了在钱庄联合会总部设立一名钱监使之外，还可以设立若干名钱监分巡使，负责分巡天下各地的钱庄联合会的钱庄，而这个份巡使也都可以为皇上监督，你看如何？”
“恩，好的！这样朕才稍微放心一些。”李世民这才说。
时不凡不怕李世民派人监督，反而害怕李世民不派人监督。其实甚至李世民派人监督越多，那时不凡反而越高兴。因为一旦派人多了，那反而会形成一个依靠于这个钱庄联合会而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这种负责监督钱庄联合会的人多了，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奇怪的效果，他们一旦制度化，部门化之后，他们同样会产生所维护的“部门利益”。
他们虽然名义上是钱庄联合会的监督者，可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怪，作为监督者们的生存土壤是在乎于被监督者的存在。如果被监督者都不存在了，那他们这些专职的监督者反而也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个关系也就好比后世的银监会和各家银行一样，虽然银监会负责监督各家银行，可是同样他们的生存土壤是依靠于那些各家银行的。如果有一天政府要废除各家银行，那第一个反对的反而未必是各家银行，反而是银监会。
这个也就制度化，部门化之后的后果，很容易产生部门利益。有时会监督者的生存土壤来自于被监督者，一旦生存土壤没有了，那他们也都是要跟着倒霉。所以别看这帮家伙是来监督打听那个钱庄联合会的，一旦他们被制度化和部门化，那他们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拥护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
这个也就是这么奇怪，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居然成为了同一个“利益团体”，这样那叫一个坑。所以时不凡不但不会反对李世民派人来，他反而非常支持。一旦这帮家伙被部门化制度化，那他们反而会反过来为大唐各家钱庄在朝廷上争取利益，如果大唐各家钱庄倒了，他们也都会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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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和时不凡想法不一样，李世民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对于大唐钱庄的监督掌控程度，有助于稳固自己。而时不凡却反而认为这个李世民是在给自己送盟友，反而举起双手双脚赞同。
两者思维不一样，因为李世民还是彻头彻尾的人治的思维，时不凡的思维更偏向于法治。李世民更认可“人管人”，所以他认为只要这些钱庄监督的人是自己派去的人，那他们也都会忠诚于自己，忠诚于朝廷。可是时不凡却非常清楚部门利益的坑爹性，别说李世民了，再过一千多年都无法解决啊！不管是你派谁来，都是一样被卷入这个坑爹的部门利益当中。就好比任何植物都不会去破坏自己的生存土壤，这个监督大唐钱庄的组织生存土壤反而是依赖于大唐钱庄，他们才不会主动去消灭大唐的钱庄。到时候，那些负责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人，会集体不约而同的做出同一个选择“养寇自重”，他们不但不会过分的去监督，反而会一定程度上作为大唐钱庄联合会的保护者。
所以，以李世民的政治学理论方面的知识基础，是非常浅薄的，比起时不凡还要秦很多。政治学其实并不只是斗争的学问，而是一门真正研究政治的学问，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为了政治斗争而存在的学问。
政治家未必是“政治学家”，当然政治学家也未必是政治家。很多政治学家一辈子都没有从政过，可是他对于国家管理的贡献很大。可是同样有更多政治家从政一辈子，却并没有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管理体制作出贡献。李世民也许是一个政治家，可是他对于“政治学”方面的东西，非常粗浅的，所以明他难预测到未来的结果。
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才造成了不同的判断结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