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富弼便带着几个随从，将几本厚厚的装订在一起的书册，搬到了赵昕面前。每一本都有一尺厚，重的连成年人都需要双手才能捧得起来。
但这是正常的！
赵昕挥了挥手，刘永年马上上前，为他服务起来，将这些书，搬到这位幼年国公面前，然后帮他翻开。
于是，一张张贴在书册之中的印纸便映入眼帘。
大宋有制度，所有官府文书及其档案用纸，都必须用印纸。
而印纸有两种。
其一就是赵昕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略微呈黄色的纸张，是由审官院督造，采取了防伪并做了记号的纸张。
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发放给诸路有司长官，并由其再发放给其下属诸官，用来记录这些官员在任期间的政绩、功过、在任时间与请假时间，然后再由本路转运使、提举常平公事、提点刑狱公事画押签署，最终交朝廷进行考核、定殿最。
另外一种，则是由皇帝命中书下发，由少府将作监督造的印纸，名曰御前印纸。
这种纸则是发放给诸路知州、通判等京朝官的。
让他们自行记录今年判了多少案子，收了多少税，干了什么事情，境内情况如何，平反了多少冤案，百姓都反应了些什么……诸如此类。
写完这些东西后，可不是就这么算了的。
这些官员得拿去给和他同为京朝官的同僚看，然后一起签字画押，确认没有遗漏与问题，最终在这个官员任满离任之时，带回朝堂，交由皇帝御览。
而在大宋，无论是发给一般官员的印纸还是京朝官们的御前印纸，都是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
是与官员本人的告身、扎书相为里表，作为其磨勘、转官的凭证。
其重要性，甚至比官印还高。
官印丢了可以申请重铸一个，印纸、告身、扎书丢了，基本上就是丢官了。
除非是皇亲国戚或者手眼通天的人物，否则，铨曹四院才懒得为一个区区选人、京官，来耗费人力物力，给他重做一份。
你就在一边等着吧。
反正，大宋阙官那么多，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而在印纸下面，也贴着一张宣纸。
这叫脚色，其上记录的是官员的年纪、出生地、父祖三代人的情况以及是否曾经犯罪，是否曾经贪赃枉法、渎职滥权。
可以说，大宋王朝的文官制度，基本已经发展到了古典封建时代文官制度所能达到的巅峰。
脚色、印纸、告身、扎书，就像罗网一样，无所不览，将官员的过去现在未来，记录的明明白白，仔仔细细。
赵昕看着面前的这些贴纸与贴纸上的文字，不动声色，直到看了好一会儿，感觉眼睛都有些累了，才扭头对富弼问道：“三色人的名单在那里？”
富弼闻言，微微一楞，颇为诧异，但还是立刻上前，将一本被压在所有书册下的封面都发黄了的书册拿到了赵昕面前。
大宋官员，都是有出身的。
譬如说进士就分五等，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此外科举还有明经、诸科、九经、周易之分，更有一个恩典性质的特奏名进士。
还有国家功臣之后，依制荫补为官，这叫奏补出身。
以上这些都是清流正途，在官场是不会被人拿有色眼镜审视的。
是士大夫地主们的自己人。
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譬如说，宗室子弟们的女婿，因为是赵官家的亲戚，按制要给官当，但因为这些家伙不是靠能力和科举为官，而是靠女人做官，所以他们叫裙带头官。
此外皇后、太后、贵妃的姻亲，因为荫恩特旨为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被称为捧香，捧谁的香？宫里面的太后皇后啊！
但不管是裙带头还是捧香，基本上很少和正统文官在一个赛道上比赛。
所以，文官们也就平时吐槽一二，真的见面了，捧臭脚的多的是！
真正让清流正途们看不起和瞧不起的，叫‘三色人’。
也就是胥吏年劳，做事勤勉，按制授官的；响应国家和皇帝号召，捐钱捐粮，纳粟为官的以及其他缘故、途径为官的。
这三种人，要么是粗鄙胥吏，要么是有钱的暴发户，要么是不知道哪个犄角疙瘩冒出来的二愣子。
正统文官们看到他们就头疼、鄙夷，要不是大宋制度压着，祖宗成法在，恐怕想将这三色人一脚踢出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
自然，‘三色人’在磨勘转官时，遇到的难度和险阻，远远大于其他出身。
旁的不提，铨曹四院随便一个小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让一个三色人一辈子的辛苦付诸东流。
于是，大宋的官场上，埋葬了不知道多少草莽英雄的野心与壮志。
好在，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无论是上天还是国家，都总会留下一扇窗户给有心人。
在大宋，三色人并非永远会受歧视，也并非没有机会摆脱自己的三色人出身。
因为国家还规定了一项特别措施：举遗逸。
依照制度，国家三京通判以上或者带馆职的地方重臣以及正府、枢府、三衙的有司主官，可以向皇帝推荐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通过科举途径为官的干吏良才。
皇帝若接受推荐，就可以下特旨恩典超迁他的官职，并将其直接列入京官。
如太宗开宝五年，接受翰林学士韩丕的推荐，超迁提拔了万适、杨璞、田诘等人。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更是直接超迁了河中府的刘选为大理寺评选。
只是，大宋立国百年，三京通判和学士们换了不知道多少，愿意拿着自己的名誉和前途，向皇帝举遗逸的大臣，一直都非常少，每年都没有几个。
如今还在位的重臣，也就一个章得象，一个杜衍而已。
当年章得象为刑部曹和大理寺丞时，向章献明肃太后先后举荐了十几个胥吏出身的干吏，皆超迁为京官，如今这些人里甚至有做到了路提刑官的。
而杜衍知江陵府的时候，也推荐了好几个地方上的小官，其推荐的人里，现在已经有人做到了大理寺的司曹主官。
另一个，范仲淹其实也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他是被他的老上司时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伦亲自向朝堂力荐的，所以范仲淹才能在当年就转为京官，并立刻得除知兴化县。
这是皇帝特旨超迁的结果！
心里想着这些事情，赵昕的眼睛，在刘永年翻动的书册中扫视着。
很快，他就找到自己想找到的名字。
但这是正常的！
赵昕挥了挥手，刘永年马上上前，为他服务起来，将这些书，搬到这位幼年国公面前，然后帮他翻开。
于是，一张张贴在书册之中的印纸便映入眼帘。
大宋有制度，所有官府文书及其档案用纸，都必须用印纸。
而印纸有两种。
其一就是赵昕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略微呈黄色的纸张，是由审官院督造，采取了防伪并做了记号的纸张。
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发放给诸路有司长官，并由其再发放给其下属诸官，用来记录这些官员在任期间的政绩、功过、在任时间与请假时间，然后再由本路转运使、提举常平公事、提点刑狱公事画押签署，最终交朝廷进行考核、定殿最。
另外一种，则是由皇帝命中书下发，由少府将作监督造的印纸，名曰御前印纸。
这种纸则是发放给诸路知州、通判等京朝官的。
让他们自行记录今年判了多少案子，收了多少税，干了什么事情，境内情况如何，平反了多少冤案，百姓都反应了些什么……诸如此类。
写完这些东西后，可不是就这么算了的。
这些官员得拿去给和他同为京朝官的同僚看，然后一起签字画押，确认没有遗漏与问题，最终在这个官员任满离任之时，带回朝堂，交由皇帝御览。
而在大宋，无论是发给一般官员的印纸还是京朝官们的御前印纸，都是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
是与官员本人的告身、扎书相为里表，作为其磨勘、转官的凭证。
其重要性，甚至比官印还高。
官印丢了可以申请重铸一个，印纸、告身、扎书丢了，基本上就是丢官了。
除非是皇亲国戚或者手眼通天的人物，否则，铨曹四院才懒得为一个区区选人、京官，来耗费人力物力，给他重做一份。
你就在一边等着吧。
反正，大宋阙官那么多，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而在印纸下面，也贴着一张宣纸。
这叫脚色，其上记录的是官员的年纪、出生地、父祖三代人的情况以及是否曾经犯罪，是否曾经贪赃枉法、渎职滥权。
可以说，大宋王朝的文官制度，基本已经发展到了古典封建时代文官制度所能达到的巅峰。
脚色、印纸、告身、扎书，就像罗网一样，无所不览，将官员的过去现在未来，记录的明明白白，仔仔细细。
赵昕看着面前的这些贴纸与贴纸上的文字，不动声色，直到看了好一会儿，感觉眼睛都有些累了，才扭头对富弼问道：“三色人的名单在那里？”
富弼闻言，微微一楞，颇为诧异，但还是立刻上前，将一本被压在所有书册下的封面都发黄了的书册拿到了赵昕面前。
大宋官员，都是有出身的。
譬如说进士就分五等，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此外科举还有明经、诸科、九经、周易之分，更有一个恩典性质的特奏名进士。
还有国家功臣之后，依制荫补为官，这叫奏补出身。
以上这些都是清流正途，在官场是不会被人拿有色眼镜审视的。
是士大夫地主们的自己人。
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譬如说，宗室子弟们的女婿，因为是赵官家的亲戚，按制要给官当，但因为这些家伙不是靠能力和科举为官，而是靠女人做官，所以他们叫裙带头官。
此外皇后、太后、贵妃的姻亲，因为荫恩特旨为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被称为捧香，捧谁的香？宫里面的太后皇后啊！
但不管是裙带头还是捧香，基本上很少和正统文官在一个赛道上比赛。
所以，文官们也就平时吐槽一二，真的见面了，捧臭脚的多的是！
真正让清流正途们看不起和瞧不起的，叫‘三色人’。
也就是胥吏年劳，做事勤勉，按制授官的；响应国家和皇帝号召，捐钱捐粮，纳粟为官的以及其他缘故、途径为官的。
这三种人，要么是粗鄙胥吏，要么是有钱的暴发户，要么是不知道哪个犄角疙瘩冒出来的二愣子。
正统文官们看到他们就头疼、鄙夷，要不是大宋制度压着，祖宗成法在，恐怕想将这三色人一脚踢出官场的不知道有多少。
自然，‘三色人’在磨勘转官时，遇到的难度和险阻，远远大于其他出身。
旁的不提，铨曹四院随便一个小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让一个三色人一辈子的辛苦付诸东流。
于是，大宋的官场上，埋葬了不知道多少草莽英雄的野心与壮志。
好在，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无论是上天还是国家，都总会留下一扇窗户给有心人。
在大宋，三色人并非永远会受歧视，也并非没有机会摆脱自己的三色人出身。
因为国家还规定了一项特别措施：举遗逸。
依照制度，国家三京通判以上或者带馆职的地方重臣以及正府、枢府、三衙的有司主官，可以向皇帝推荐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通过科举途径为官的干吏良才。
皇帝若接受推荐，就可以下特旨恩典超迁他的官职，并将其直接列入京官。
如太宗开宝五年，接受翰林学士韩丕的推荐，超迁提拔了万适、杨璞、田诘等人。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更是直接超迁了河中府的刘选为大理寺评选。
只是，大宋立国百年，三京通判和学士们换了不知道多少，愿意拿着自己的名誉和前途，向皇帝举遗逸的大臣，一直都非常少，每年都没有几个。
如今还在位的重臣，也就一个章得象，一个杜衍而已。
当年章得象为刑部曹和大理寺丞时，向章献明肃太后先后举荐了十几个胥吏出身的干吏，皆超迁为京官，如今这些人里甚至有做到了路提刑官的。
而杜衍知江陵府的时候，也推荐了好几个地方上的小官，其推荐的人里，现在已经有人做到了大理寺的司曹主官。
另一个，范仲淹其实也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他是被他的老上司时任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伦亲自向朝堂力荐的，所以范仲淹才能在当年就转为京官，并立刻得除知兴化县。
这是皇帝特旨超迁的结果！
心里想着这些事情，赵昕的眼睛，在刘永年翻动的书册中扫视着。
很快，他就找到自己想找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