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最先转变过来的一群人有很多,而大明的官府竟然就位列其中,原因很简单,官员们看到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让国库丰盈,使用新的征税方式竟能废除两税,总之一句话,用新的东西让国家强大了。

    哪怕从个人角度来讲,官员们也发现,鼓励发展工业,是最快速,最没有危险的一种捞政绩的方法。当自己的辖地,在短短几年之间,税赋增加一倍的话,而百姓却没有被盘剥,这怎么说都是一种政绩。

    所以官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打算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强硬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尽快进行审判,然后将几个烧窑工流放。

    他们之所以决定快,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股**的舆论正在形成,这股舆论甚至比上次锦纶堂事件还要大。

    锦纶堂那次毕竟是商人在闹事,直接闹事的人并不是工人,而是一群见不得人的流氓,因此尽管那次事件牵扯到的工人数量几十万人,可舆论上多少还是两边倒。

    但这次不一样了,根据刑部的审讯,这些人真的就是一群烧窑工。人数倒是不多,只有三十多个,是附近时代烧窑为生的一个大宗族。

    他们家从明代起就开始烧窑了,他们的老窑口在新安的鹰嘴山下,烧制的青砖过去行销新安、东莞两地,养活了全族上下三百多口人。

    但现在生计日蹙,年关将近,可是窑场一年来就没开过几次火。一群苦闷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多喝了几杯,壮了胆子,来了脾气,越说越气,就有人提议要砸砖厂,就这么来了。

    他们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有锦纶堂前例在,官府认为向公堂诉告他们,很容易就能结案。

    但社会舆论起来了。

    尤其是几个月前,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中精神信仰崩塌的一群老夫子,突然好像找到了共识一样,他们第一批站出来为烧窑工说话。哪怕有人认为烧窑工做的不对的,此时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此舆论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支持烧窑工的声音。

    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言论,陈芝廷都慌了神了,这时代的官员,谁不在意名声呢?曾国藩那样休养极深的大儒,都会因为天下人的漫骂而病倒,陈芝廷的养气功夫远不如曾国藩,他有点无法决断的感觉。

    他习惯在无法决断的时候来找朱敬伦,他本就不是一个强硬的官员,甚至远远比不上丁日昌这样的满清官员。

    “他们犯法了对吗?”

    朱敬伦问他。

    陈芝廷点点头。

    “那关你什么事?”

    陈芝廷马上不懂了,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朱敬伦叹道:“他们犯法了,自然有司法程序,你操那么多心有用吗?你想干涉司法吗?法院归你管吗?”

    连声质问让陈芝廷如同醍醐灌顶,是啊,这些事不归他管啊,抓人、审人,那是刑部的事情,确实还算六部分内之事,可是法院并不归六部,朱敬伦当初直接划到了门下省,算是监察部门。

    可问题是天下人现在骂的是官府,说的是官府昏庸无能,说的是奸佞当道,他陈芝廷是尚书令,他是宰相啊,骂官府不就是骂他,而且真的有人指名道姓骂的。

    “你这城府还真是太欠了,当官哪有不挨骂的。只要他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就当没听见吧。骂我的比骂你的多多了,我要是天天想这事,还活不活了?”

    朱敬伦没说谎,骂朱敬伦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读书人,对那些人来说,朱敬伦现在就是逆贼。

    陈芝廷叹口气:“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他真的不想挨骂了。

    朱敬伦叹道:“给那些家属一些照看吧。不能让孤寡坐困,让贫弱待死啊。”

    陈芝廷点点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报纸也早就讲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穷苦的烧窑工,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来大多数人都是靠着打零工为生,明明是手艺人却不能用手艺吃饭,才做下这等错事。按现在的法律,他们流放无疑了,可他们的儿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老父母怎么办。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况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于愤怒到这种地步。

    可是陈芝廷有一个顾虑:“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话,这不是助长犯罪吗?”

    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朱敬伦接着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一代再干这种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后总会要另一代人来追赶的,他们只能追赶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伦绝对不愿意将这种责任推给后代的,事实上现在他也可以选**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园的发展,让那些小茶园在享受一二十年垄断的福利,可是之后呢,印度茶上来了,他们还是要破产,二十年之后的差距,可就真的赶不上了,这种时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机会成本,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就是气运,你失去了那个大气运,再想遇到,没那么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可能让他们心里没怨恨,可是我们得让他们有怨能平,得让他们有说理的地方。公堂本来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让公堂敢说话。谁都不能干涉公堂断案。只是现在老百姓还不太爱打官司,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用刀子说话。都是一群文盲,但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事了。官府现在把学堂都管上了,小学也教了数学,但还缺了一门课,法律!”

    教育肯定是必须的,现代教育的目的,中国人长期走了弯路,新中国后一直以为国家培养最急需的人才为目的,大肆强调数理化的重要性,试图补上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科学这门功课的严重缺失,但是矫枉过正,反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浓厚的人文气息。

    西方人教育的目的是给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至于人才,是自己奋斗出来的,而不是国家的义务。结果西方人的世界观反而比较正常,没有那么多的功利。

    但中国传统中缺少法律的教育,传统教育中对待法律的看法往往比较负面,爱打官司的人是不道德的,息讼的结果是让法律没有成为保证公道的最后一道屏障。加上官员的渎职,法律确实也不公道,最后更没人相信法律了。

    有什么办法能比从小就教育孩子的法律意识好呢。

    “这事礼部跟刑部合议吧。”

    礼部管教育,刑部管司法,法律教育的问题,当然就这两部共同协议出一个方案最好。

    “这是长久的事情,下一代人才能起到效果,这一代人是要吃苦的。但是让他们吃苦,也得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吃苦,得让他们知道他们吃苦是有结果的。得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现在吃苦,下一代就不会在吃苦了。现在工部力推兴业大计,不就是用富民来说事吗,让工部牵头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发告示也好,打广告也好,让大家有个盼头,不绝望是正理。”

    不让人绝望,人就不会不顾一切,这是朱敬伦从那种明明大大减少了数量,反而安定了人心的移民现象,哪里领悟到的,因为他给人了最后一点希望。

    陈芝廷回去后立刻遵照朱敬伦的指示,让刑部和礼部合议推广法制观念的问题,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公堂是最后说理的地方这个道理;让工部出面宣传工业的最终目的是富民这一个理念,为此每年拨出十万两给工部作为宣传费用。

    关于这次砸砖厂的问题处理,那几个激愤闹事的烧窑工依然是被判流放了,流放到了阿拉斯加,但因为他们这次事件中没有死人,因此流放期限只有三年,官府保证给予他们家人以照顾,清醒过来的烧窑工都认罪了。

    当然该挨的骂还是少不了,就有一群自认为为国家考虑的精英,批评官府这种做法,是在助长暴民犯法的行为,也有骂官府不过是出事了才知道收买人心,早干什么去了。

    但陈芝廷知道,官府出面照顾那些老弱,不过是出于仁道考虑,只是因为他们少了家里的顶梁柱活不下去,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政治考量,这件事他做的问心无愧,突然感觉到,那些骂声似乎根本不值得关心了。

    国内的问题很麻烦,国外的问题也一团乱麻,最麻烦的是法国人。

    德意志邦国联军在法国政府倒台期间,如入无人之地一般攻打到了巴黎,包围了巴黎,整个欧洲的目光都吸引到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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