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过后，对于嘉谷系的合作社社员来说，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分红就要来了！
今年，为了配合嘉谷农业公司的合作社组建计划，嘉谷系大豆种植合作社成为了最早一批进行分红的合作社。
为了安排好外来村民的参观和宣传，嘉谷农业上下忙得都要秃顶了。
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村和一个村表面上看都是相似的，但是细看，却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不同意加入嘉谷系合作社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
譬如有的村子是某几户村民不肯加入合作社，他们就像是村里的“钉子户”，往往是一两户可能就让整个村子的耕地连不成片；又譬如有的村子是村干部们，出于权力或利益的考虑，抗拒成立合作社……
还有的地方甚至连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划分都是马虎的，比如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是空置的，如果村民把土地撂荒了，县乡政府和行政村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无法把村民的撂荒地收回来，只能看着土地撂荒干瞪眼……
为此，嘉谷农业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专门的评估小组，按照战略部设计的公式，对每个目标村子评估出一个“攻略指数”。
这个“攻略指数”，其实就是反映了该村子加入嘉谷合作社的可能性大小。很简单，只有一两户“钉子户”的村子，肯定比满村都是“钉子户”的村子更值得攻略。
而那些“攻略指数”较高的村子的“钉子户”或者村干部们，就是这一波参观嘉谷合作社分红的主力。
鲁省的老农民曹连福就是其中的一名典型代表。
他坐在嘉谷农业安排接送的大巴车上，前往嘉谷在鲁省最大的一个大豆种植合作社，心里波澜不惊。
他所在的村子，不是没有组建过合作社，而且还是村干部们亲自领导组建的，但结果怎么样？
不过两年时间，合作社最终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合作社所有财产(农机、设备及其他)一夜之间被债主们“抢劫一空”。
你能想象吗？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偷不抢，埋头干活，一年的劳动成果却比玻璃还要脆弱，拿孩子的学费、家人的生活费和老人的医疗费，向市场的汪洋大海，空打一个水漂——这样的合作社，要它何用？
自此以后，老农民曹连福一听到“合作社”都避之不及。
但村里的人们就是不知道吸取教训，当嘉谷的员工上门来游说的时候，纷纷被所谓的“钱景”迷得昏了头，嚷嚷着要加入嘉谷合作社，简直要气死他了。
呵，天下的乌鸦都一样黑，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自力更生，他就看这家叫“嘉谷”的公司要玩出啥花样来——反正他们包路费和食宿费，权当是出来旅游了。
等到了合作社，他们被安排进入了一个小学的大操场。操场内的座椅上满满当当的全是人，而在高台处，摆着一堆东西，上面还盖着布。
曹连福摸不清嘉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顺着嘉谷员工的引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差不多是抵达会场的最后一批人了，没有等多久，仪式就开始了。
合作社社长在一片或热切或疑惑的目光中上台，言简意赅道：“……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分红，等会叫到名字的社员，请上台来领钱。”
话毕，他大手一挥，就卷起了面前的布。
下方，是一堆红彤彤的百元大钞。
一叠又一叠，一摞又一摞，紧紧密密，生动而又沉静，像是一张用钱做成的床。
会场内，猛的一静，静的落针可闻。
几秒钟后，屏息凝视的人们，又齐刷刷的“呼”出一口气，整齐得像是训练出来似的。
没有人知道那里面有多少钱，也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现金。
而这，正是嘉谷想要的效果——嘉谷系大部分合作社，每年随着分红金额的提高，已经改为银行转账了。但现在为了展现“壕气”，今年的大豆合作社再次采用现金分红。
很显然，一摞摞实实在在的百元大钞，确实比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更能震撼人心。
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一个个上台领钱的村民。
“石良国，入股土地46亩，分得红利38180元；石良顺，入股土地63亩，分得红利52290元……”合作社社长挨个点名上台领钱。
“我的天哪，他们1亩大豆分红800多元！”台下的人群中不知哪位喊这一嗓子，话音刚落，人群就陷入了疯狂的讨论。
“多少？”曹连福拍拍耳朵，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们的产量是有多高啊？”
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合作社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分红了，这次主要是种植大豆的分红——鲁省地区大豆的播种时间一般于麦收后才进行。
他也种大豆，因此很清楚，他自己种植的大豆，即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在最好的年份，每亩收益也不过是在500元左右。
而这个合作社呢，已经是扣除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所有生产成本了，而且据说还只是按照盈利的80%进行分红，居然还能拿到差不多是他今年两倍的亩均收益。
前面的一位社员听到他的话，傲然道：“我们种植的是高蛋白大豆‘嘉豆9号’，今年的产量比去年还高一点，差不多每亩460斤吧。”
另一位社员也转过头来，认真道：“关键是合作社统一整地、品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等规模经营，每亩成本至少降低了200元，而‘嘉豆9号’的收购价也比普通大豆每斤要高出五毛。”
“你舒服喽，除了每年有固定分红，还在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哎，你今年工资加分红超过十五万了吧？”前一个社员问道。
“你又差到哪里去了？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你还腾出身来打一份工。别说你今年的收入少于二十万……”后一个社员撇撇嘴道。
“唉，收入再多都不够花啊。我儿子今年要结婚，对方彩礼就要几十万，还要在市里买房，想想都头疼。”
“慌什么？社长不是说了吗？明年我们会种植一个新的大豆品种，据说产量能翻一倍，你想想明年分红会有多少？”
“嗨，我也听说了，要不然我儿子还真不敢买房……”
旁边的老农民曹连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这是什么神仙合作社？
还有，农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面了？
几十万的彩礼，至少几百万的市里的房子，都只是头疼而已——想想自己快三十岁还在打光棍的儿子……他都不敢想好吗？
恍惚中，他听到一句话“当初把土地交给嘉谷合作社的决定一点儿也没错”，顿时一个激灵。
想想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不由得心跳加速：对哦，我好像，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台下的人群中，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
最朴实的语言是最有力量的，不用嘉谷的员工去特意描述，在场诸人，都能从金钱的魔力中，体会到加入嘉谷合作社的“钱途”。
而他们憧憬的表情，被外围的摄影机清晰地记录着。
……
“这场面，煽动性太强了，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放上去。”同时在外围，央视的王导演对身边的齐政苦笑道。
这不是在采访，而是在拍摄纪录片。
刚收到央视请求的时候，齐政都陡然一惊。
纪录片是好东西啊，它虽然不赚钱，但格调满满。想当年，嘉谷一部《舌尖上的大米》，将“嘉谷大米”这个品牌宣传得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商学院经典的一个商业案例。
而央视的纪录片尤为高逼格，正如王导演拍摄的，是一部类似于《辉煌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全面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嘉谷被选为“农业线”的典范之一。
对此，齐政当然是举双手支持了。而合作社分红的场面，就是拍摄组要记录的素材之一。
对于王导演的“抱怨”，齐政耸耸肩：“什么时候，都不能小看大叠钞票的直接冲击力。”
至于如何在纪录片中起到激励作用，而非引来仇富的目光，其中的尺度把握，就是王导的工作了。
王导演点点头，看着摄像机中一张张面带憧憬的脸庞，突然道：“我之前采访过袁老先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真的挺有道理的。”
“什么话？”齐政也想知道水稻杂交之父是怎么评价嘉谷的。
“他说，嘉谷之于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培育出了多少新的作物，而是嘉谷的合作社组织体系。”王导演轻声道。
齐政张张嘴，又停了一下，最后摇头道：“……过奖了。”
王导演先是一笑，像是陷入了回忆：“我倒觉得不夸张。我当年下乡到东北，在黑龙江边上种过地，也开过拖拉机，所以我知道什么叫机械化。那个时候我们一台东方红54的机组，三五个人，就可以种3500亩，当时就觉得效率已经很高了。但是你现在看看最现代化的，配了GPS和数字地图的最先进的拖拉机，一昼夜翻地的规模可以达到5000亩。所以它一个作业季节，一个台套，至少要三万亩的作业规模，才可以充分让它发挥作用。三万亩，如果靠老百姓自己流转土地，要流转到什么时候？所以只有自上而下地将庞大而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才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二次革命’完成的希望。”
齐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作为一个导演，他还对于农业有这样的认识？
不过再一想想，又能理解了，如果不是对农业有一定了解，央视也不会让他来拍摄纪录片的“农业线”了。
“嘉谷系合作社现在有多少个了？”看到分红进入了尾声，王导演好奇地问了一句。
齐政想了想，说道：“目前，嘉谷在全国成立了1300多家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个合作社自主经营土地面积为6.14万亩；户均大中型农机2.8台套，至少比散户经营高50%……”
王导演轻吐了一口气，指着镜头里的社员们，问道：“真好。你知道我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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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政配合地摇摇头。
“是希望，是干劲，是崭新的精神面貌！”王导演哈哈大笑道。
看着那些抱着钱的社员们，笑得跟佛祖一样；仿佛他们拥抱的不是纯粹的钞票，而是新的生活，齐政不禁默默地点头。
特别是分红大会结束后，抱着钱的社员们，坐上了一辆辆汽车，渐渐的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泛起的青烟下，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脸孔。
这一幕也被央视的摄像组如实记录下来。
“这是？”王导演挑挑眉毛，看向齐政。
齐政摊手，道：“以他们的分红，拥有一辆普通的私家车，很奇怪吗？”
“他们都有汽车？”
“想买的都有吧。嘉谷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两人的对话，引来一阵古怪的表情。
现在的私家车，当然不算什么难得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车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是一群农民的话，那就有点违和了。
曾几何时，中国的农民，这么富了？
王导演意味深长地看向齐政，道：“看来，嘉谷啊，确实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总是要改变一些东西的。”齐政远望着汽车离开的尾烟，微微昂首，“嘉谷总是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
……
今年，为了配合嘉谷农业公司的合作社组建计划，嘉谷系大豆种植合作社成为了最早一批进行分红的合作社。
为了安排好外来村民的参观和宣传，嘉谷农业上下忙得都要秃顶了。
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村和一个村表面上看都是相似的，但是细看，却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不同意加入嘉谷系合作社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
譬如有的村子是某几户村民不肯加入合作社，他们就像是村里的“钉子户”，往往是一两户可能就让整个村子的耕地连不成片；又譬如有的村子是村干部们，出于权力或利益的考虑，抗拒成立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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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吗？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偷不抢，埋头干活，一年的劳动成果却比玻璃还要脆弱，拿孩子的学费、家人的生活费和老人的医疗费，向市场的汪洋大海，空打一个水漂——这样的合作社，要它何用？
自此以后，老农民曹连福一听到“合作社”都避之不及。
但村里的人们就是不知道吸取教训，当嘉谷的员工上门来游说的时候，纷纷被所谓的“钱景”迷得昏了头，嚷嚷着要加入嘉谷合作社，简直要气死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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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良国，入股土地46亩，分得红利38180元；石良顺，入股土地63亩，分得红利52290元……”合作社社长挨个点名上台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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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曹连福拍拍耳朵，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们的产量是有多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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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种大豆，因此很清楚，他自己种植的大豆，即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在最好的年份，每亩收益也不过是在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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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社员也转过头来，认真道：“关键是合作社统一整地、品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等规模经营，每亩成本至少降低了200元，而‘嘉豆9号’的收购价也比普通大豆每斤要高出五毛。”
“你舒服喽，除了每年有固定分红，还在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哎，你今年工资加分红超过十五万了吧？”前一个社员问道。
“你又差到哪里去了？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你还腾出身来打一份工。别说你今年的收入少于二十万……”后一个社员撇撇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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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在采访，而是在拍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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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齐政当然是举双手支持了。而合作社分红的场面，就是拍摄组要记录的素材之一。
对于王导演的“抱怨”，齐政耸耸肩：“什么时候，都不能小看大叠钞票的直接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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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演点点头，看着摄像机中一张张面带憧憬的脸庞，突然道：“我之前采访过袁老先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真的挺有道理的。”
“什么话？”齐政也想知道水稻杂交之父是怎么评价嘉谷的。
“他说，嘉谷之于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培育出了多少新的作物，而是嘉谷的合作社组织体系。”王导演轻声道。
齐政张张嘴，又停了一下，最后摇头道：“……过奖了。”
王导演先是一笑，像是陷入了回忆：“我倒觉得不夸张。我当年下乡到东北，在黑龙江边上种过地，也开过拖拉机，所以我知道什么叫机械化。那个时候我们一台东方红54的机组，三五个人，就可以种3500亩，当时就觉得效率已经很高了。但是你现在看看最现代化的，配了GPS和数字地图的最先进的拖拉机，一昼夜翻地的规模可以达到5000亩。所以它一个作业季节，一个台套，至少要三万亩的作业规模，才可以充分让它发挥作用。三万亩，如果靠老百姓自己流转土地，要流转到什么时候？所以只有自上而下地将庞大而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才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二次革命’完成的希望。”
齐政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作为一个导演，他还对于农业有这样的认识？
不过再一想想，又能理解了，如果不是对农业有一定了解，央视也不会让他来拍摄纪录片的“农业线”了。
“嘉谷系合作社现在有多少个了？”看到分红进入了尾声，王导演好奇地问了一句。
齐政想了想，说道：“目前，嘉谷在全国成立了1300多家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个合作社自主经营土地面积为6.14万亩；户均大中型农机2.8台套，至少比散户经营高50%……”
王导演轻吐了一口气，指着镜头里的社员们，问道：“真好。你知道我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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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些抱着钱的社员们，笑得跟佛祖一样；仿佛他们拥抱的不是纯粹的钞票，而是新的生活，齐政不禁默默地点头。
特别是分红大会结束后，抱着钱的社员们，坐上了一辆辆汽车，渐渐的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泛起的青烟下，显露出各自不同的脸孔。
这一幕也被央视的摄像组如实记录下来。
“这是？”王导演挑挑眉毛，看向齐政。
齐政摊手，道：“以他们的分红，拥有一辆普通的私家车，很奇怪吗？”
“他们都有汽车？”
“想买的都有吧。嘉谷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两人的对话，引来一阵古怪的表情。
现在的私家车，当然不算什么难得的东西了。
但是，如果车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是一群农民的话，那就有点违和了。
曾几何时，中国的农民，这么富了？
王导演意味深长地看向齐政，道：“看来，嘉谷啊，确实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总是要改变一些东西的。”齐政远望着汽车离开的尾烟，微微昂首，“嘉谷总是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