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需要再插一句题外话，既然前文已经说到了科举制度，那作者菌有必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关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底怎样。
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最早诞生于隋朝，由还算是英明神武的隋文帝杨坚创立，只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而已，很是很粗陋，也不算太公平。
因为唐代时的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在考试前，考生往往就会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当时有影响力的高官，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能博得他们的赞赏，以便先声夺人，影响考试结果。
所以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就太大了，许多人在考试之前，就已经知道谁能中状元，谁不能。
毕竟考生已经提前知道考试的主考官是谁，然后写一篇文章交给主考官去看，让主考官对你有印象，这样想要他百分百的公平公正，怎么可能。
再加上唐朝出了笔试外，还有面试，所以即便你笔试过了，还要面临一道难关。
唐朝的面试大概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是身言书判。
所谓的身，就是看你身材样貌是否端正，这点十分重要，据说钟馗当年虽然科举考试笔试考了第一，但因为其样貌难以恭维，所以面试官看到钟馗的样貌之后，就直接将其刷了下来，将之给气得活活撞死，不得不说，很是悲哀。
而所谓言，就是看你吐字是否清晰，要知道唐朝时期普通话并未普及，江浙一带考生面见圣上时说的话语皇帝要是听不懂，那肯定是被刷下来了。
所谓书，就是书法，也就是要求你字迹要写的工整，这一环节稍微能好些。
而最难的就是判了，这算是为真正的王公贵族和门阀世家子弟们开后门了。
因为所谓判，就是判案。
大家都知道，寒门子弟虽然熟读经书，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用心读书，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有人连生活技能都不会，自然很少有人接受过判案这方面的训练。
但这些王公贵族包括门阀世家的子弟则不同，自小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少训练的机会。
因此单凭这一环节，就有不少寒门子弟被挤掉，而让得这些权贵人家大放异彩。
虽然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都在积极的推进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选拔了大量的寒门人才，想以此来对付当时的门阀世家。
甚至有一次考试之后，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还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但其实都是他想当然而已，哪那么容易啊。
毕竟当时世家才是学术方面的权威，掌握着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对他们来说，中举简直不要太轻松，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则不要太难。
而且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考试的内容算是相当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
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而却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
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不想后来的明清，只要中了进士，几乎能百分百的做官，在唐朝，你只是去得了资格证，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不过无论如何，这对于寒门学子来说，中了进士，还是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
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
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自然美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
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
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比如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如此才总算踏进了官场。
而且唐代科举，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
上面都已经说了，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像是大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诗人辈出的唐朝，崭露头角，也没那么容易。
而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一旦通过了前面考试，学子们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来。
此外武则天还开创性的设立了武举，考试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武举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此人便是郑冠。
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们可以自己联络考官，培养感情外，官员们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自己心仪的考生，这称为“公荐”。
同时因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王国，所以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甚至一度只考诗赋，不考其他，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算是不务正业了。
毕竟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只能说明你文学素养很好，可是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所以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
可是到宋朝，这一情况却大大改观，首先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而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43000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
同时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
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过正所谓有利也有弊，虽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但这都是重文抑武带来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说，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两句话，算是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兴于文人之手，也亡于文人之手吧。
毕竟是一个士大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两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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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最早诞生于隋朝，由还算是英明神武的隋文帝杨坚创立，只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仅仅是初步成型而已，很是很粗陋，也不算太公平。
因为唐代时的考试规则还不太严密，在考试前，考生往往就会将自己的作品呈送给当时有影响力的高官，称为“投卷”或“行卷”，希望能博得他们的赞赏，以便先声夺人，影响考试结果。
所以这里面可操作的空间就太大了，许多人在考试之前，就已经知道谁能中状元，谁不能。
毕竟考生已经提前知道考试的主考官是谁，然后写一篇文章交给主考官去看，让主考官对你有印象，这样想要他百分百的公平公正，怎么可能。
再加上唐朝出了笔试外，还有面试，所以即便你笔试过了，还要面临一道难关。
唐朝的面试大概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是身言书判。
所谓的身，就是看你身材样貌是否端正，这点十分重要，据说钟馗当年虽然科举考试笔试考了第一，但因为其样貌难以恭维，所以面试官看到钟馗的样貌之后，就直接将其刷了下来，将之给气得活活撞死，不得不说，很是悲哀。
而所谓言，就是看你吐字是否清晰，要知道唐朝时期普通话并未普及，江浙一带考生面见圣上时说的话语皇帝要是听不懂，那肯定是被刷下来了。
所谓书，就是书法，也就是要求你字迹要写的工整，这一环节稍微能好些。
而最难的就是判了，这算是为真正的王公贵族和门阀世家子弟们开后门了。
因为所谓判，就是判案。
大家都知道，寒门子弟虽然熟读经书，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用心读书，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甚至有人连生活技能都不会，自然很少有人接受过判案这方面的训练。
但这些王公贵族包括门阀世家的子弟则不同，自小的环境给了他们不少训练的机会。
因此单凭这一环节，就有不少寒门子弟被挤掉，而让得这些权贵人家大放异彩。
虽然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都在积极的推进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选拔了大量的寒门人才，想以此来对付当时的门阀世家。
甚至有一次考试之后，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入朝堂拜见皇帝，唐太宗还高兴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但其实都是他想当然而已，哪那么容易啊。
毕竟当时世家才是学术方面的权威，掌握着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对他们来说，中举简直不要太轻松，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则不要太难。
而且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考试的内容算是相当复杂，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等五十多种科目，最为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
唐高宗李治以后，进士科逐渐重要起来，许多宰相权臣等都是进士出身，由于考试时间都在春天，因此科考被称为“春闱”。
而却唐代科举取士规模很小，进士科得第很难，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新科官员中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只占5%左右。
而且，进士及第只是取得了作官的资格，不想后来的明清，只要中了进士，几乎能百分百的做官，在唐朝，你只是去得了资格证，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
不过无论如何，这对于寒门学子来说，中了进士，还是如同鲤鱼跳过龙门一样值得庆贺，科举成绩公榜之后，进士及第称“登龙门”。
第一名曰状元，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
宴会以后，新科进士们一起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显示荣耀，中进士因此又称为“雁塔题名”。
新科进士的各种聚会庆贺活动中，有很多王公权贵参加，有很多权贵就在聚会中甄选女婿，这对那些既得官位又得娇妻的穷酸学生来说，自然美是天大的喜事。
唐代诗人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以此表达高中后的愉悦心情。
柳宗元常科登第后，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刻被授予“集贤殿正字”。
相反，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却没有通过吏部考试的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到地方上去任官员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
比如韩愈在考中进士后，吏部考试三次都没有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如此才总算踏进了官场。
而且唐代科举，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推荐，考生因此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趋之若鹜。
上面都已经说了，这种体制隐含着很大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倾向，但也的确有很多学子因为才华显露头角，算是有利有弊吧。
像是大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结果受到了极力称赞，白居易的仕途因此得益不少，不然他想要在诗人辈出的唐朝，崭露头角，也没那么容易。
而武则天时期，女皇帝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
一旦通过了前面考试，学子们便可以到殿堂之上由皇帝亲自考问，这无疑是莫大的荣幸。
但在，唐代殿试还只是偶然行为，没有形成制度，一直到了宋朝，才固定下来。
此外武则天还开创性的设立了武举，考试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科目，由兵部主考，“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武举考试算是在唐朝末年的混乱时期发挥了重要作。
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是中国历代武举生中唯一一位官至宰相者。
此外唐朝还诞生了一位文武双科状元，此人便是郑冠。
823年，郑冠高中文科状元，828年，郑冠又中武举状元，他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中武举状元的人。
此外除了考生们可以自己联络考官，培养感情外，官员们也可以向选拔部门推荐自己心仪的考生，这称为“公荐”。
同时因为唐朝是一个诗歌的王国，所以在开元天宝年间，进士科甚至一度只考诗赋，不考其他，也偏离了选官的主旨，算是不务正业了。
毕竟作诗写赋是文学功底，只能说明你文学素养很好，可是文学素养与为官所需的政治能力并没有直接关系。
再加上因功授官和门第荫袭，所以终唐一代，官员队伍中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占多数。
可是到宋朝，这一情况却大大改观，首先文官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其中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有学者统计，在唐朝290年中，科举共取进士6603人；而在两宋316年中，完全依靠考试成绩的进士达43000人。
而且宋代共有135位宰相，其中90%以上系科举出身。
所以宋朝算是完善了科举制，真正实现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吏。
像是宋代科举正式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三年举办一次。
由地方主持的初选考试称为“乡试”或“解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中央级的考试。
同时宋朝严禁“行卷”和“公荐”，对整个考试过程中严加控制。
考官在考试前全部进入贡院（专门的考试场地），考试期间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
考官的亲属如果参加考试另行组织，叫“别头试”。
为防止考生作弊，进考场之前还要进行搜身。
为防止考官在判卷环节徇私情，考卷要“糊名”，密封考生信息；还要誉录，考卷密封编号之后发送誉录院，由书手在官员监督下抄写副本，将副本送考官评定，防止以字识人。
试卷经三级核定成绩后方可拆封、公布。
殿试也要经过初试、复试、详定三级评定。
考试程序的严密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使科举制的功能不仅限于选拔官吏，而是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样一来，宋代科举制大大提高了官员队伍的文化素质。
因此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沈括、黄庭坚、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他们在政坛上有过重要影响，行政能力颇为不凡。
而且学术上也有成就，著作流传至今；诗文亦属一流，书法各有千秋。
宋代有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在宋代各个领域有建树的人物，多半都有当官的履历。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
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过正所谓有利也有弊，虽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但这都是重文抑武带来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说，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两句话，算是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兴于文人之手，也亡于文人之手吧。
毕竟是一个士大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两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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