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_第八章 张居正的缺陷
栽赃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生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儿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参考消息
戚继光送礼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戚继光还给张居正送过海狗肾一类的玩意儿。服药以后,遍体发热,即便是严冬天气,也不用戴貂帽。只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气,也只能跟着首辅大人光着脑袋挨冻。虽然张居正自己声称身体日渐“不能起”是因为痔疮,但明人笔记《五杂俎》中,说张居正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倒是很符合吃燥热补品过多的症状。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儿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儿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作出抉择——求签。
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儿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
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蒙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作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吗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儿上,冯保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再审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浑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报仇雪恨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儿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那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挂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
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参考消息
斩草除根
邵大侠有个三岁的儿子,叫邵仪。张居正在干掉邵大侠的同时,也没忘嘱托巡抚张佳胤把邵仪关在家里,看押起来。邵方的女婿沈应奎是个武进士,听到风声后想到邵仪一死,邵家就要绝后,于是准备一救。当晚,他拎着酒菜跑去跟一个关系很铁的推官喝酒,把推官灌醉后,跳出城墙,半夜到达邵家,把邵仪带走并藏匿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沈应奎又去看望与他喝酒的推官。这时衙役们发现小孩不见了,大家一商量,准是邵方女婿干的!正好那位推官也在座,听了连替沈应奎大叫冤枉:“我们明明喝了一晚上的酒,早上还见了面,他哪儿有时间去偷小孩?”此事随即悬而未决,邵仪也因此幸运地活了下来。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发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
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参考消息
挡路者必清
张学颜和刘台之间,张居正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张学颜,这也是有原因的。综观张居正的为人,很有重军官轻言官的习惯。张学颜镇守一方,就算跟李成梁站在一起也是有分量的人物。张居正对待张学颜就如同对待戚继光一样,为了维持边关的安宁,凡是妨碍养兵练军的人,一概清扫。张学颜也因此被贴上了“太岳党”的标签,张居正去世后,没过过久,便被迫致仕返乡。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儿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干活,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
,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参考消息
刘台的奏疏
刘台的奏疏,言辞非常激烈,说张居正举荐私人、罢免言官、为子谋私、贪污受贿,“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而且在老家大兴土木,费数十万银盖房子,伺候的人员成百上千,车马轿子肩舆、出行的规制“与王者同”。真是针针见血、字字诛心,专门踩着张居正的痛脚开骂。虽然刘台眼下败给了座师,但后来万历清算张居正时,列出的几大罪状里面未必没有这次弹劾的影子。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地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儿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当时,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参考消息
禁毁书院
明代的书院跟别的朝代比起来确实不同,不但讲学论政,还不时聚众闹事,曾有一年因为科举的录取比例过低而聚集数百人大闹考场。嘉靖、隆庆时期直到万历初期,王守仁的心学大盛,王门弟子遍布天下,讲学之风盛行海内,书院也达到极盛。张首辅此次大刀阔斧地取缔了全国私人书院共计六十四处,这些书院原本都有乡绅捐赠的田粮,书院关闭后,田地还之于民,校舍则全部变成了官吏们的府衙。
有仇必报张居正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棒,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以安葬。
参考消息
何心隐
何心隐其实是个“笔名”,他原名梁汝元,是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何心隐与张居正早年曾有过冲突,张居正还未得势时,何心隐就对朋友说过,他要是有朝一日执掌大权,我必定会死在他的手里。万历七年的这次扫荡书院,不少人猜测目标就是何心隐(他主持着一家私立求仁书院)。何心隐在祁门学生胡时和的家中被捕,辗转江西、湖南而被押解到武昌的监狱中,不久便以“妖逆”、“大盗犯”的罪名死在了酷刑之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消息一出,不管认不认识何心隐的,无不为之叫冤,就连张贴着榜文的路边,也每天充斥着叹息声和怒斥声。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待遇问题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儿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参考消息
教主之死
万历七年,江湖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天地三阳会”的教主王铎死了。这个王铎原本是个和尚,立志要学太祖朱元璋,当个和尚皇帝。他在军中组织三阳会(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宣扬“大劫”将至,在地方到处敛财,盖了三阳大殿,造了三尊混元主佛,任命三十六名“天将”,找了六千多个虔诚信徒,借着度牒的名义就准备造反。结果事情败露,他被怕死的天将之一杀死,六千多信徒一哄而散。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生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不算啥,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儿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参考消息
戚继光送礼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篇》称,戚继光还给张居正送过海狗肾一类的玩意儿。服药以后,遍体发热,即便是严冬天气,也不用戴貂帽。只是苦了百官,再冷的天气,也只能跟着首辅大人光着脑袋挨冻。虽然张居正自己声称身体日渐“不能起”是因为痔疮,但明人笔记《五杂俎》中,说张居正死时“肤体燥裂,如炙鱼然”,倒是很符合吃燥热补品过多的症状。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的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把人搞倒之后,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儿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来如此。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儿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作出抉择——求签。
在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证明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儿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
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蒙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作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吗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儿上,冯保连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再审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浑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报仇雪恨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儿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那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的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挂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
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参考消息
斩草除根
邵大侠有个三岁的儿子,叫邵仪。张居正在干掉邵大侠的同时,也没忘嘱托巡抚张佳胤把邵仪关在家里,看押起来。邵方的女婿沈应奎是个武进士,听到风声后想到邵仪一死,邵家就要绝后,于是准备一救。当晚,他拎着酒菜跑去跟一个关系很铁的推官喝酒,把推官灌醉后,跳出城墙,半夜到达邵家,把邵仪带走并藏匿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沈应奎又去看望与他喝酒的推官。这时衙役们发现小孩不见了,大家一商量,准是邵方女婿干的!正好那位推官也在座,听了连替沈应奎大叫冤枉:“我们明明喝了一晚上的酒,早上还见了面,他哪儿有时间去偷小孩?”此事随即悬而未决,邵仪也因此幸运地活了下来。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发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
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的行为,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参考消息
挡路者必清
张学颜和刘台之间,张居正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张学颜,这也是有原因的。综观张居正的为人,很有重军官轻言官的习惯。张学颜镇守一方,就算跟李成梁站在一起也是有分量的人物。张居正对待张学颜就如同对待戚继光一样,为了维持边关的安宁,凡是妨碍养兵练军的人,一概清扫。张学颜也因此被贴上了“太岳党”的标签,张居正去世后,没过过久,便被迫致仕返乡。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儿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飙,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干活,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
,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参考消息
刘台的奏疏
刘台的奏疏,言辞非常激烈,说张居正举荐私人、罢免言官、为子谋私、贪污受贿,“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而且在老家大兴土木,费数十万银盖房子,伺候的人员成百上千,车马轿子肩舆、出行的规制“与王者同”。真是针针见血、字字诛心,专门踩着张居正的痛脚开骂。虽然刘台眼下败给了座师,但后来万历清算张居正时,列出的几大罪状里面未必没有这次弹劾的影子。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地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出现在他的眼前——书院。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儿。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王守仁同志终于可以瞑目了,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儿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当时,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儿,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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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毁书院
明代的书院跟别的朝代比起来确实不同,不但讲学论政,还不时聚众闹事,曾有一年因为科举的录取比例过低而聚集数百人大闹考场。嘉靖、隆庆时期直到万历初期,王守仁的心学大盛,王门弟子遍布天下,讲学之风盛行海内,书院也达到极盛。张首辅此次大刀阔斧地取缔了全国私人书院共计六十四处,这些书院原本都有乡绅捐赠的田粮,书院关闭后,田地还之于民,校舍则全部变成了官吏们的府衙。
有仇必报张居正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棒,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以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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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隐
何心隐其实是个“笔名”,他原名梁汝元,是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何心隐与张居正早年曾有过冲突,张居正还未得势时,何心隐就对朋友说过,他要是有朝一日执掌大权,我必定会死在他的手里。万历七年的这次扫荡书院,不少人猜测目标就是何心隐(他主持着一家私立求仁书院)。何心隐在祁门学生胡时和的家中被捕,辗转江西、湖南而被押解到武昌的监狱中,不久便以“妖逆”、“大盗犯”的罪名死在了酷刑之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消息一出,不管认不认识何心隐的,无不为之叫冤,就连张贴着榜文的路边,也每天充斥着叹息声和怒斥声。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待遇问题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儿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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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之死
万历七年,江湖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天地三阳会”的教主王铎死了。这个王铎原本是个和尚,立志要学太祖朱元璋,当个和尚皇帝。他在军中组织三阳会(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宣扬“大劫”将至,在地方到处敛财,盖了三阳大殿,造了三尊混元主佛,任命三十六名“天将”,找了六千多个虔诚信徒,借着度牒的名义就准备造反。结果事情败露,他被怕死的天将之一杀死,六千多信徒一哄而散。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米。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儿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不但改变了我对古代交通工具的看法,还让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