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情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万人空巷,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彪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儿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儿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儿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做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地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应该说,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让他走,皇帝不想让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让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儿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已经没有敌手了,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他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十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儿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当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的,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
    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儿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儿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听说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人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岁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地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刀。正当他准备遗言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还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地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地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蒙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在这次廷杖中,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吴中行被打之后,差点儿当场气绝,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休养了大半年,还拄了一辈子拐杖。
    但赵用贤就不同了,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元气大伤,却明显能扛得多,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就能起床跑步了。
    这是一个奇迹,同样被打的两个人,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精神,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打屁股。
    参考消息
    没有永远的朋友
    吴中行被打完之后,校尉用布把他拖出长安门,用门板抬起,责令其家属当天把他抬出京城。中书舍人秦柱带医生赶来,灌以汤药,吴中行才苏醒过来,然后抱病登车南下返乡,身上溃烂的皮肉掉了几十块。翰林院的许国为了表达钦佩之情,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杯上镌诗一首:“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岂料张居正死后,吴中行和赵用贤重新为官,与许国成为政敌,许国讥讽他们“不过意气用事,偶然弄成了一两件事,现在尾巴就翘起来了”,两人气不过,不是皇帝拦着就辞职回家了。
    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
    廷杖,也就是打屁股,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大庭广众之下,扒光裤子,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几棍下去,皮开肉绽,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
    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打屁股,并不如此简单,事实上,那是个技术工种。
    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你爹打你,无非是用扫把、小棍子,惨无人道点的,最多也就是皮带。
    但廷杖就不同了,它虽然也用棍子,却是大棍子。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实在让人胆寒。所以连圣人也说过,遇到小棍子你就挨,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小杖则受,大杖则走)。
    而执行廷杖的人,基本上都是锦衣卫。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开展体育活动,随手一抡,不说开碑碎石,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
    所以经过综合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无意外,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
    但一直以来,意外始终在发生着,一百杖打不死的有,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说到底,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
    综观世界,单就智商而言,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相信还没生出来。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打不打屁股,那是上级的事,但怎么打,那就是我的事了。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确保一打就死,或者百打不死,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具体方法如下:(有兴趣者,可学习一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本人概不负责。)
    找到一块砖头(种类不限),在上面垫一张宣纸(一点就破那种),用棍子猛击宣纸,如宣纸破裂,则重新开始。如此这般不断练习,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
    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基本就可以出师了。给你送
    过钱的,就打宣纸,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
    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打砖头,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
    顺便说一句,在当时,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这也是门绝活,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找一块平整的肉,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张宣纸,用刀剁宣纸,把下面的肉剁碎,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就算是炉火纯青了。
    练这一手,那也是深谋远虑:如果给钱的,一刀下去就结果,不会有痛苦;不给钱的,随手一刀,爱死不死,多久才死,反正是你的事。
    如果有给大钱的,那就有说头了,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不用验明首级,再买通验尸官,犯不着人头落地,就能玩花样了: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看上去血肉模糊,其实大血管丝毫无损,抬回去治两天,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基本上没啥缺陷。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什么“庖丁解牛”,和砍头、打屁股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这就是技术。
    技术决定效益,这是个真理。
    所以长久以来,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不勤奋不行。但日久天长,朝廷也不是傻瓜,慢慢地看出了门道,为保证廷杖的质量,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分别是:打、着实打、用心打。
    所谓打,就是意思意思,谁也别当真,糊弄两下就没事了。
    而着实打,就是真打了,该怎么来怎么来,能不能挺得住,那得看个人体质。
    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只要是这个口令,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绝对不能手软。
    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后来打得多了,就成了公开命令,不但要写明,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
    既然是着实打,那就没什么说的了。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也说了情,但毕竟命令很明确,如果过轻,没准儿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和钱比起来,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既然同样是着实打,同样是读书人,体质相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赵用贤却如此从容?
    原因很简单,赵用贤是个胖子,而吴中行很瘦,用拳击术语讲,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抗击打能力不同。赵用贤有脂肪保护,内伤较小;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
    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但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
    张居正夺情风波
    挨打之后还没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没资格坐轿子)。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
    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是否有人主使,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坚持到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
    但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也不是这两位硬汉,而是一个女人。
    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打完之后,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与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赵用贤的老婆。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赵用贤的肉。
    由于打得太狠,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赵夫人在这些打掉的肉中,找到了最大的一块,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从此挂在了家里。
    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是因为在她看来,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你爹虽然挨了打,但是打得光荣,打得伟大!
    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却打不完是非。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骂来骂去,终于把皇帝骂火了。
    虽然才十五岁,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他看得很清楚,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却被群起而攻之,天理何在?!
    敢跟我的张先生(皇帝的日常称呼)为难,废了你们!
    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
    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事实证明,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好汉是少数,孬种是大多数,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既然再骂要赔本(杀头),那就消停了吧。
    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他的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为了改革,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他做了很多事,得罪了很多人,一旦他略有不慎,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永不翻身,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所有的人更悲惨。
    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但他没有选择。如果他失败了,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高拱的敌人只是他,而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
    是啊,张居正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你可以占据土地、集聚财富、培养党羽、扶植手下,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没有人会反抗你,也没有人能反抗你。
    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你偏偏要丈量土地,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
    大家都是官员,都是既得利益者,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
    因为你们不明白,我和你们不同。
    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
    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我的斗志不会衰竭,我的心志不会动摇,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我也绝不妥协。
    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除了官位和名利,你们已别无所求,但我不同。
    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宦海沉浮之后,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
    参考消息
    备受荣宠
    张居正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赵氏还健在,张居正把她接到北京养老。当时从他们江陵老家到北京,要过黄河,赵老太太没出过远门,有些惧怕,就对侍女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过河呀?”等到了北京,老人家又问了一遍,人家告诉他,早就过啦。原来沿路官员以浮船为桥,上铺黄土,移栽柳树。张家的护送队伍从桥旁走过,老太太毫无知觉,还以为是在逛岸边,赏景色哩。到达北京后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皇太后相见,并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还被赏赐了很多珍贵的礼物。
    这就是我的理想,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
    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真正的张居正。
    在对他的描述中,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他善于权谋,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他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
    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张居正,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据说他来自外星球,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捏石头就像玩泥巴,还会飞,出门从不打车,也不坐地铁,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老穿同一件制服,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地球人都知道。
    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因为他是超人。
    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是无所不能的,他压根儿就不是人。
    张居正不是超人,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挑灯苦读,是为了混碗饭吃,进入官场;参与权力斗争,拉帮结伙,是为了保住官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
    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这个俗人,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他破坏了规则,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比如整顿官场,比如惩办贪官,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情节并不重要。
    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有正常的欲望,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过犹豫和挣扎,有过贪婪和污点,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
    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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