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
1979年12月7日，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拿着奶奶、父母、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告别了故乡、亲人和朋友，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
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我赶快伸出头去，看到华灯璀璨、霓虹闪烁，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
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大家醒醒。到了，下车了！”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心想，难道到东北了吗？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对地理位置，在头脑中没啥概念，不知道哪是哪。
原来，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全部下车后，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大解放”，“大解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我们下车后，看到了“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
这哪里是城市？分明是大山沟！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在验兵时，总听人说，这批兵好，是技术兵，驻守在大城市。还没容我多想，我们很快就列队、点名、分班，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
按部队的规矩，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从起床、叠被、洗刷、吃饭、穿衣；走步、跑步、正步等科目做起，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穿衣要有时间限制。就说简单的走步吧，在家谁不会走？可在部队就不行了。步幅、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但进步并不大。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两省5地。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禹城县、齐河县；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丹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不是以地域山东、江苏形成两大派系，而是以城市兵、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城市兵聪明，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训练进步大；农村兵朴实，肯吃苦，但反应慢，没见过什么世面，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所以，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有一次，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洗澡，当然要脱光了衣服，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在家时，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难为情，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我才尴尬万分、慢腾腾地脱衣服，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
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课余时间，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抒情歌曲。那挥手之间的动作，那抑扬顿挫的旋律，让人倍感钦佩。我私下里想，这么好听的歌，咱咋没有听过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终于在队列、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练射击，必须把左眼闭上，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根本没法瞄准。没有办法，只有苦练。这样我就走路时练，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
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射击、投弹是硬指标，射击是环数，投弹是米数。
正式射击那天，我非常紧张，怕打个不及格。可是鬼使神差，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射击时，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我吸取了教训，开始冷静了，3发子弹各命中8环，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
这时，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梁祖国你咋搞的？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他和我一个毛病，却打了个全班第一）。”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
射击结束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我却只张嘴不出声，黯然神伤。
那天晚上，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你争取拿个好成绩，以弥补射击的不足。”我默默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期间，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C、在全师作巡回报告
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回到营区便于管理，一切又走向了正规，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所以，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所以就有了竞争。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但老实肯干。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再打扫室内，为此，经常“遭到”班长的表扬。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同为新兵，人家表现那么好，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有很多次，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4点钟就起来了，这时天还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可看看天太早，班里同志还在睡觉，不能打扫室内，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所以也没“遭到”任何表扬。这时，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把笤帚、拖把都藏了起来，等到天快亮了，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
后来，这事还是被陈班长知道了，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正确对待荣誉，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班长的批评教育，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此后，不管表扬不表扬，我都坚持到厨房帮厨，打扫公共厕所，到连部掏灰渣，为排长洗衣服等，并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我不但多次受到表扬，还受到了连嘉奖。
我们排长叫刘国义，湖南常德人。我开始帮他洗衣服，确实并没有想让他知道。每次我都是偷偷拿出来，洗后晾干叠得板板整整再悄悄放回去。没想到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找我谈话说：“以后再不准帮我洗了。你还年轻，多学点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方面！”
刘排长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让人深思。连队回到营区后，主要担任团礼堂的建设任务。在这个建设任务中，我作为新兵主要任务是为老兵砌好的墙“勾缝”。相对老兵们来说轻松很多。那时团电影组有个广播站，专门播颂各单位涌现的好人好事，这样我就把连队“加班加点赶进度，热火朝天盖礼堂”等先进事迹，写成稿子送到电影组。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搭得很高的架子上“勾缝”，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下面播颂由六连战士梁祖国提供的报道……”后面播的啥，我根本没听进去，激动得我身子一晃差点从很高的架子上掉下去。从此以后，就在我们团的广播里不断听到我的名字。在这期间，我除了写广播稿外，也偷偷给《前卫报》、《解放军报》寄稿子。可一连寄了几十篇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样我就经常找团里宣传股负责新闻的郭干事请教。郭干事非常热心，耐心给我讲解辅导，使我进步很大。
1980年6月，我经连队推荐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考试，因我高中毕业的“水分”太大，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名落孙山。那次我们团共有5名同志被全军各类院校录取，其中山东两人、江苏三人。据我了解他们全是参加过高考的“大学漏子”。身边战友考取的现实，更进一步增强了我考军校的决心。
人前的风光，源自背后的汗水。看来我的军校之路还任重道远，必须有一个长远规划才行。连队除了施工外，还要进行政治教育等集体活动，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怎么才能有时间学习呢？这时我想到了去喂猪。因为在连队当饲养员比较清闲、业余时间多，许多同志因嫌名声不好听而不愿意去。深思熟虑后，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要求当饲养员的申请书。张以明指导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这种不怕吃苦的思想也值得表扬，但当饲养员一般都是老同志，干几年后好给他们解决组织（入党）问题。新同志一般不会考虑。”
此路不通，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我突然想到4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拿着一篇稿子到宣传股找郭干事请教。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穿着“两个兜”、比我老的战士趴在桌上写稿子。这时，郭干事给我介绍说：“小梁，这是三营八连的战士张先岭，也是你们山东老乡，比你早入伍两年。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所以我们把他调上来当专职报道员。”当时，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课上，对郭干事的话也没多想。
此时，郭干事的话使我幡然醒悟。我心想，今后努力写新闻报道，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就能脱离连队，调到机关当专职报道员了嘛，那不就有时间学习了吗？拿定主意后，我先放下了文化学习，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刻苦钻研新闻写作，争取早日见报。
1980年12月10日，是我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济南军区《前卫报》三版刊登了我写得一篇不足500字的“处女作”，没想到此后它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现摘录如下：
某团三十名干炊事工作的老战士总结经验留给连队
某部队某团30名超期服役的炊事员，在即将离开部队的前夕，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出了40篇炊事工作经验，留给连队。
四连炊事班长李久生，当了六年炊事员。在这期间，他虚心向老炊事员请教，并先后阅读了《烹调技术》《中国名菜谱》《营养学》等十几本有关书籍，还利用探家机会到湖南省的4个著名饭店取经，对烹调技术比较熟练。李久生看到自己快要离开部队了，就抓紧时间总结了6年来的炊事工作经验，并翻阅了40多项技术资料，不顾疲劳，认真编写《野炊》《粗粮细做》《烹调》等技术资料和经验体会。六连炊事班长陈成伦对改灶节煤有一些办法。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出节煤的经验，传授给同志们。
（原载《前卫报》1980年12月10日三版）
我写的稿子见报了，这在连队成了新闻。从连领导到排长、班长都给予了表扬，老乡们也都跑来为我祝贺。我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那天夜里，我拿着手电在被窝里把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文章看了又看，并总结了过去几十篇稿子石沉大海的原因。
稿子见报后，多数人给予了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有的说，“还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再上一篇看看？”还有的说，“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十多天后的12月28日《前卫报》二版，又以“某新兵连建立新兵特长爱好登记卡片”为题，再次刊登了我写的文章。这下在全团引起轰动，一个新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两篇文章，这在全团过去是从没有过的。
稿子的见报，赶走了心中落榜的阴霾。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又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正在这时，我没想到父亲来部队看我了。亲人相见格外激动，我和父亲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客房里彻夜长谈。原来这次父亲来是有目的：就是原来跟我提过的那个女孩的家人又催了，问到底怎么办？你考学又没考上，是否回心转意了？不然人家可不再等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就有些生气。我从来没答应过什么，更没让人家等我。我把我的想法给父亲说了，同时再次表明我现在坚决不找对象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我对城里的姑娘，没有什么具体印象的话，但我现在确确实实有了。看看团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助理员，还有我们连的排长们，他们个个找得都是城市的姑娘。她们修长的身材，如花似玉的容貌，讲究美艳的穿着，举手投足间的风韵，都让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男子如痴如醉、遐想无限。我们部队虽然驻守在山沟里，但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来自沈阳、石家庄、长沙、大连、青岛等城市美若天仙的女子，纷至沓来？就因为他们是军官。“家有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队的政治地位很高，这些漂亮的女子常常因自己找了个军官做对象而倍感自豪和骄傲。那时，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千难万难，一定争取提干，也像这些年轻的军官一样，找一个城市姑娘做媳妇，决不能让我的悲剧在我的下一代重演。
父亲未能说服我，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听了连队领导和刘排长对我的介绍，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回去不久，我们师隆重召开了1980年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在那次会上，我以“新战士怎么迈好新闻报道第一步”为题作了典型发言。会后，根据师政治部领导的意见，我在全师所属的炮团及其他三个步兵团等单位做了巡回报告。
巡回报告一结束，我就顺其自然地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专职报道员，实现了我原来的设想。
到了机关后，别看“两个兜”，但除了工资待遇以外，其他与机关干部一样。工作有专门的办公室，吃饭是机关食堂。并且，机关干部吃饭还花钱买饭票，我因为有伙食费就不用花钱了。因为我是战士，所以领导对我的要求也不像机关干部那样严格，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自己支配。但政治待遇还是享受了，每当到哪个单位采访，人家都高接远迎，热情地介绍“这是团政治处的某某”。每当这时，我就想啥时真正成了政治处的人就好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的1994年6月，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政治机关总政治部。
为了“踢好头三脚”，能在政治处长期干下去，实现我的“既定方针”，我拿出了在连队施工的劲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拼命采访、写作。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稿子不断见诸报端，有时甚至一个版面就有我的三篇稿子。
在忙忙碌碌中，又到了6月份考军校的日子。上天好像有意眷顾我，那年的军队院校招生又有了有利于我的新规定：第一年入伍的不能参加招生考试，以后军校招生都从第二年的优秀战士中选拔。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我少了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担忧的是许多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就是抱着考军校来的，新的规定对他们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这在全军肯定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名新闻报道员，我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就连夜采访了许多今年想报考军校的新战士，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稿子发往报社，很快在6月7日军区《前卫报》一版重要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对全军区暂时不能报考军校的新战士起到了安抚军心、稳定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
现摘录如下：
报考条件不够工作干劲不减
某团320名新战士思想稳定工作积极
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某部队某团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新战士，识大体、颇大局，思想稳定，工作积极，努力为连队建设作贡献。
这个团共有320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新战士。他们听说去年入伍的新战士，有四名第一年就考取了军队院校，所以，考学的心情非常迫切，不少新战士让家里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数理化自学丛书，认真复习，准备报考军队院校。可是，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有了新规定：服役满一年以上的优秀正副班长和战士才有条件报考。这一来，许多新战士不能报考了。但他们能正确对待，仍然勤奋工作，斗志不减。一炮连新战士刘坤，入伍前参加地方高考只差六分落榜，现在他已复习完了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他说：“当兵首先是尽义务，入学是第二位的，这项规定我坚决赞成。”训练中，他发扬“两不怕”的革命精神，苦练苦钻炮兵专业，两次炮兵理论考核都得了满分。他还热情鼓励排里两名符合条件的战士报考，把自己的书全部给他们看，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辅导。五连新战士谭诚胜在学校是有名的数理化尖子，高考期间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当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他各项工作仍扎扎实实，刻苦认真。最近，连队进行射击（第一练习）、投弹、政治、文化四项考核，他都取得了优秀成绩，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1年6月7日一版）
由于我在新闻报道中的出色表现，虽然我的预考成绩很不理想，但负责招生考试的团政治处干部股，还是破例让我参加了全军统考，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第二次落榜对我打击很大，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但想想当兵时的誓言，想想在家庭中作为大哥的责任，我深深感到“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拼搏进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还得继续努力。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永远接受失败。
1979年12月7日，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拿着奶奶、父母、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告别了故乡、亲人和朋友，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
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我赶快伸出头去，看到华灯璀璨、霓虹闪烁，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
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大家醒醒。到了，下车了！”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心想，难道到东北了吗？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对地理位置，在头脑中没啥概念，不知道哪是哪。
原来，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全部下车后，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大解放”，“大解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我们下车后，看到了“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
这哪里是城市？分明是大山沟！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在验兵时，总听人说，这批兵好，是技术兵，驻守在大城市。还没容我多想，我们很快就列队、点名、分班，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
按部队的规矩，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从起床、叠被、洗刷、吃饭、穿衣；走步、跑步、正步等科目做起，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穿衣要有时间限制。就说简单的走步吧，在家谁不会走？可在部队就不行了。步幅、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但进步并不大。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两省5地。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禹城县、齐河县；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丹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不是以地域山东、江苏形成两大派系，而是以城市兵、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城市兵聪明，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训练进步大；农村兵朴实，肯吃苦，但反应慢，没见过什么世面，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所以，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有一次，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洗澡，当然要脱光了衣服，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在家时，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难为情，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我才尴尬万分、慢腾腾地脱衣服，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
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课余时间，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抒情歌曲。那挥手之间的动作，那抑扬顿挫的旋律，让人倍感钦佩。我私下里想，这么好听的歌，咱咋没有听过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终于在队列、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练射击，必须把左眼闭上，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根本没法瞄准。没有办法，只有苦练。这样我就走路时练，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
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射击、投弹是硬指标，射击是环数，投弹是米数。
正式射击那天，我非常紧张，怕打个不及格。可是鬼使神差，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射击时，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我吸取了教训，开始冷静了，3发子弹各命中8环，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
这时，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梁祖国你咋搞的？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他和我一个毛病，却打了个全班第一）。”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
射击结束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我却只张嘴不出声，黯然神伤。
那天晚上，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你争取拿个好成绩，以弥补射击的不足。”我默默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期间，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C、在全师作巡回报告
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回到营区便于管理，一切又走向了正规，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所以，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所以就有了竞争。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但老实肯干。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再打扫室内，为此，经常“遭到”班长的表扬。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同为新兵，人家表现那么好，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有很多次，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4点钟就起来了，这时天还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可看看天太早，班里同志还在睡觉，不能打扫室内，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所以也没“遭到”任何表扬。这时，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把笤帚、拖把都藏了起来，等到天快亮了，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
后来，这事还是被陈班长知道了，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正确对待荣誉，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班长的批评教育，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此后，不管表扬不表扬，我都坚持到厨房帮厨，打扫公共厕所，到连部掏灰渣，为排长洗衣服等，并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我不但多次受到表扬，还受到了连嘉奖。
我们排长叫刘国义，湖南常德人。我开始帮他洗衣服，确实并没有想让他知道。每次我都是偷偷拿出来，洗后晾干叠得板板整整再悄悄放回去。没想到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找我谈话说：“以后再不准帮我洗了。你还年轻，多学点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方面！”
刘排长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让人深思。连队回到营区后，主要担任团礼堂的建设任务。在这个建设任务中，我作为新兵主要任务是为老兵砌好的墙“勾缝”。相对老兵们来说轻松很多。那时团电影组有个广播站，专门播颂各单位涌现的好人好事，这样我就把连队“加班加点赶进度，热火朝天盖礼堂”等先进事迹，写成稿子送到电影组。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搭得很高的架子上“勾缝”，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下面播颂由六连战士梁祖国提供的报道……”后面播的啥，我根本没听进去，激动得我身子一晃差点从很高的架子上掉下去。从此以后，就在我们团的广播里不断听到我的名字。在这期间，我除了写广播稿外，也偷偷给《前卫报》、《解放军报》寄稿子。可一连寄了几十篇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样我就经常找团里宣传股负责新闻的郭干事请教。郭干事非常热心，耐心给我讲解辅导，使我进步很大。
1980年6月，我经连队推荐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考试，因我高中毕业的“水分”太大，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名落孙山。那次我们团共有5名同志被全军各类院校录取，其中山东两人、江苏三人。据我了解他们全是参加过高考的“大学漏子”。身边战友考取的现实，更进一步增强了我考军校的决心。
人前的风光，源自背后的汗水。看来我的军校之路还任重道远，必须有一个长远规划才行。连队除了施工外，还要进行政治教育等集体活动，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怎么才能有时间学习呢？这时我想到了去喂猪。因为在连队当饲养员比较清闲、业余时间多，许多同志因嫌名声不好听而不愿意去。深思熟虑后，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要求当饲养员的申请书。张以明指导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这种不怕吃苦的思想也值得表扬，但当饲养员一般都是老同志，干几年后好给他们解决组织（入党）问题。新同志一般不会考虑。”
此路不通，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我突然想到4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拿着一篇稿子到宣传股找郭干事请教。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穿着“两个兜”、比我老的战士趴在桌上写稿子。这时，郭干事给我介绍说：“小梁，这是三营八连的战士张先岭，也是你们山东老乡，比你早入伍两年。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所以我们把他调上来当专职报道员。”当时，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课上，对郭干事的话也没多想。
此时，郭干事的话使我幡然醒悟。我心想，今后努力写新闻报道，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就能脱离连队，调到机关当专职报道员了嘛，那不就有时间学习了吗？拿定主意后，我先放下了文化学习，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刻苦钻研新闻写作，争取早日见报。
1980年12月10日，是我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济南军区《前卫报》三版刊登了我写得一篇不足500字的“处女作”，没想到此后它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现摘录如下：
某团三十名干炊事工作的老战士总结经验留给连队
某部队某团30名超期服役的炊事员，在即将离开部队的前夕，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出了40篇炊事工作经验，留给连队。
四连炊事班长李久生，当了六年炊事员。在这期间，他虚心向老炊事员请教，并先后阅读了《烹调技术》《中国名菜谱》《营养学》等十几本有关书籍，还利用探家机会到湖南省的4个著名饭店取经，对烹调技术比较熟练。李久生看到自己快要离开部队了，就抓紧时间总结了6年来的炊事工作经验，并翻阅了40多项技术资料，不顾疲劳，认真编写《野炊》《粗粮细做》《烹调》等技术资料和经验体会。六连炊事班长陈成伦对改灶节煤有一些办法。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出节煤的经验，传授给同志们。
（原载《前卫报》1980年12月10日三版）
我写的稿子见报了，这在连队成了新闻。从连领导到排长、班长都给予了表扬，老乡们也都跑来为我祝贺。我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那天夜里，我拿着手电在被窝里把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文章看了又看，并总结了过去几十篇稿子石沉大海的原因。
稿子见报后，多数人给予了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有的说，“还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再上一篇看看？”还有的说，“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十多天后的12月28日《前卫报》二版，又以“某新兵连建立新兵特长爱好登记卡片”为题，再次刊登了我写的文章。这下在全团引起轰动，一个新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两篇文章，这在全团过去是从没有过的。
稿子的见报，赶走了心中落榜的阴霾。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又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正在这时，我没想到父亲来部队看我了。亲人相见格外激动，我和父亲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客房里彻夜长谈。原来这次父亲来是有目的：就是原来跟我提过的那个女孩的家人又催了，问到底怎么办？你考学又没考上，是否回心转意了？不然人家可不再等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就有些生气。我从来没答应过什么，更没让人家等我。我把我的想法给父亲说了，同时再次表明我现在坚决不找对象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我对城里的姑娘，没有什么具体印象的话，但我现在确确实实有了。看看团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助理员，还有我们连的排长们，他们个个找得都是城市的姑娘。她们修长的身材，如花似玉的容貌，讲究美艳的穿着，举手投足间的风韵，都让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男子如痴如醉、遐想无限。我们部队虽然驻守在山沟里，但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来自沈阳、石家庄、长沙、大连、青岛等城市美若天仙的女子，纷至沓来？就因为他们是军官。“家有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队的政治地位很高，这些漂亮的女子常常因自己找了个军官做对象而倍感自豪和骄傲。那时，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千难万难，一定争取提干，也像这些年轻的军官一样，找一个城市姑娘做媳妇，决不能让我的悲剧在我的下一代重演。
父亲未能说服我，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听了连队领导和刘排长对我的介绍，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回去不久，我们师隆重召开了1980年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在那次会上，我以“新战士怎么迈好新闻报道第一步”为题作了典型发言。会后，根据师政治部领导的意见，我在全师所属的炮团及其他三个步兵团等单位做了巡回报告。
巡回报告一结束，我就顺其自然地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专职报道员，实现了我原来的设想。
到了机关后，别看“两个兜”，但除了工资待遇以外，其他与机关干部一样。工作有专门的办公室，吃饭是机关食堂。并且，机关干部吃饭还花钱买饭票，我因为有伙食费就不用花钱了。因为我是战士，所以领导对我的要求也不像机关干部那样严格，工作时间基本上是自己支配。但政治待遇还是享受了，每当到哪个单位采访，人家都高接远迎，热情地介绍“这是团政治处的某某”。每当这时，我就想啥时真正成了政治处的人就好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的1994年6月，我调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政治机关总政治部。
为了“踢好头三脚”，能在政治处长期干下去，实现我的“既定方针”，我拿出了在连队施工的劲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拼命采访、写作。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写的稿子不断见诸报端，有时甚至一个版面就有我的三篇稿子。
在忙忙碌碌中，又到了6月份考军校的日子。上天好像有意眷顾我，那年的军队院校招生又有了有利于我的新规定：第一年入伍的不能参加招生考试，以后军校招生都从第二年的优秀战士中选拔。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是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我少了很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担忧的是许多今年入伍的新战士就是抱着考军校来的，新的规定对他们肯定是个沉重的打击。这在全军肯定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名新闻报道员，我捕捉到这个信息后，就连夜采访了许多今年想报考军校的新战士，有针对性地写了一篇稿子发往报社，很快在6月7日军区《前卫报》一版重要位置刊登了。这篇报道，对全军区暂时不能报考军校的新战士起到了安抚军心、稳定情绪、鼓舞士气的作用。
现摘录如下：
报考条件不够工作干劲不减
某团320名新战士思想稳定工作积极
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某部队某团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新战士，识大体、颇大局，思想稳定，工作积极，努力为连队建设作贡献。
这个团共有320名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新战士。他们听说去年入伍的新战士，有四名第一年就考取了军队院校，所以，考学的心情非常迫切，不少新战士让家里寄来了高考复习大纲、数理化自学丛书，认真复习，准备报考军队院校。可是，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有了新规定：服役满一年以上的优秀正副班长和战士才有条件报考。这一来，许多新战士不能报考了。但他们能正确对待，仍然勤奋工作，斗志不减。一炮连新战士刘坤，入伍前参加地方高考只差六分落榜，现在他已复习完了高中的全部数理化课程。他说：“当兵首先是尽义务，入学是第二位的，这项规定我坚决赞成。”训练中，他发扬“两不怕”的革命精神，苦练苦钻炮兵专业，两次炮兵理论考核都得了满分。他还热情鼓励排里两名符合条件的战士报考，把自己的书全部给他们看，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辅导。五连新战士谭诚胜在学校是有名的数理化尖子，高考期间因病未能参加考试。当今年军队院校招收部队学员的新规定下达后，他各项工作仍扎扎实实，刻苦认真。最近，连队进行射击（第一练习）、投弹、政治、文化四项考核，他都取得了优秀成绩，受到干部战士的称赞。
（原载济南军区《前卫报）1981年6月7日一版）
由于我在新闻报道中的出色表现，虽然我的预考成绩很不理想，但负责招生考试的团政治处干部股，还是破例让我参加了全军统考，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第二次落榜对我打击很大，确实有些灰心丧气了。但想想当兵时的誓言，想想在家庭中作为大哥的责任，我深深感到“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拼搏进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还得继续努力。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就永远接受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