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1981年7月，我跟随野外训练的部队来到了安丘县岐山镇。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那高高的山头，崎岖蜿蜒的山路，浓郁的森林，非常适合部队进行野外训练。
由团“司政后”组成的“前指”就住在一个叫桃村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那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五颜六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那苍翠欲滴的柏树一眼望不到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我由于是跟踪报道训练情况的唯一战士，跟“前指”住在一起，除了宣传报道任务外，还兼职公务员，负责室内室外卫生，为机关干部打洗脸水等。
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来，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到山顶，在绿树环抱的秀丽景色中，锻炼一会儿身体，再跑回来。这时机关干部开始起床了，我为他们打上洗脸水，然后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
我们住的房子是刚建好的新房，四周的院墙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一米多高的小墙头，站在院里墙外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有一天，我正在扫院子，突然门口的马路上一个挑水的姑娘吸引了我。她身材修长，脸庞清秀，皮肤白皙，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达到腰际。特别是她看人时，那甜甜的微笑和深深的酒窝，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她让我一下想到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其实，在我看来她比“二妹子”还要美。
她看上去很纤细，但挑着满满两桶水却显得很轻松。随着她挑着水那有节奏的步伐，两条辫子在身后不停地摆动，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的眼球。不知是不是第六感觉，当我正为她拐弯后就看不到她了而遗憾时，她在那停住换了个肩，用手缕缕前面的刘海儿，往后微笑着看了一下。我赶忙低下头去，脸一下红了。虽然，看美女是一种审美诉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处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浪漫的年纪。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心想，我现在当兵就快两年了，明年再考不上学，年底服役期就满了，到时让我退伍怎么办？也许会给很多人带来“笑料”当初人家女方愿意，可他还不要，怎么样？“打光棍”了吧？这时我又联想到我二姑的孩子、我的表哥杨占奎。他是1969年入伍的兵，好像是在成都空军地勤。因家庭经济困难，对象问题很难解决，最后，他在当兵的四川带回来一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像他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部队也不少。如果考不上军校，我就在驻地找一个对象，把她带回老家或者在当地落户，这个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中闪现。“二妹子”的出现，使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以后的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这里比老家富裕，风景如画，环境宜人，找一个“二妹子”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好吗？此后，我对“二妹子”更加关注了。
她每天都从这担水而过，而且，每次在转弯时都扭头莞尔一笑，然后消失在巷子深处。
当时，每天早晨看她担水成了我在农村最大的精神享受。
B、两位女军官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竟主动放弃了这种精神享受。那天，我正在室内写稿子，突然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喊：“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我好奇地出门一看惊呆了：在团领导的陪同下，两名女军官正有说有笑，向“前指”走来。这两名女军官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两张瓜子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除在电影上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穿军装的女人。按上级规定只有在师以上单位才编制有女兵，团以下单位没有这种殊荣。所以，女兵在部队成了“稀有动物”，见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看见两个漂亮的女军官了。
晚上，在给她们的接风宴会上，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说，这是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医疗队，军医叫刘延秋，护士叫邝红。一个是我们军刘链政委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省某位领导的千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酒喝得有些多的王干事神秘地说：“你们说的都是面上的事，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不知道了吧？”说到这里故意“卖关子”的王干事不说了，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没办法大家就都给他敬酒，等他喝得差不多了才说：“她们是来选美的。”大家疑惑地问道：“选美？女的也选美？”看大家不解，王干事又说：“这两个美人儿，是来选对象的。在师机关选遍了，没一个看上眼的。其实她们是从某团来。没想到某团的小伙子们，也没有这个福分，那就看看咱们团谁有这个艳福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少酒，可怎么也睡不着。女兵、女军官、对象、媳妇。这些字眼，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可我是一个兵，我没有这个条件。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军官，并肩走在林荫路上，两人的红五星、红领章，在绿油油的树层中，更显得耀眼夺目，吸引了很多的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正在得意，不知怎么，她却突然生气地跑了，我拼命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此后，争取早日提干，找一个女军人做媳妇成了我的梦想。天亮后，我以不舒服为名没有起床，准确地说是不想再看那位挑水的“二妹子”。当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在农村，这里环境再美也是山沟沟。自己地位不改变，找谁也不能给人家带来幸福，今后我的子孙后代就逃不出我过去的命运。我暗下决心，不能放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彷徨、徘徊，而是选准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也许，我会有100次的失败，但是我仍然会有101次的追求，而追求本身，就是生活给予我最好的报酬。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一人在家看书，村里的支书来串门了。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和我聊天说：“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想不想在这找个对象？”等等。我说，我准备考军校，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支书听了后说：“好，年轻人就该有所追求！”
那个年代，在农村姑娘心中，一身戎装的军人还是很抢手的。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原来村支书就是“二妹子”的哥哥。后来还听人说，以前别人给“二妹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家里很有钱，可她就是不同意。不知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女孩的心真是搞不懂啊！
有人说，处在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心是相通的。难道在那回眸的一刹那，她真能看懂我的心思？
8月底，部队野外训练结束，再过几天就要回营区了。有一天，我有意在那个时间段起来锻炼身体，想再看看挑水的“二妹子”，可是再也没有看到……
这时，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区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于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区逛了逛，夜里买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战友，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潍坊，古称潍县，是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据出土文物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定居。夏商时代，境内有斟灌、寒、三寿等封国。周初，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潍坊昌乐境内）。春秋时期，现市辖区分属齐、鲁、杞、莒等国。战国时，大部属齐，诸城等地属鲁。秦代，东部属胶东郡，高密置县，西部属临淄郡，东南部属琅琊郡。汉代，市境为青、徐二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北海、琅琊、齐三郡和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三国时，地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地为刘宋，北朝地属元魏。隋代市境属北海、高密郡。唐代属河南道，青、密二州。元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置益都路。明朝市境置青州、莱州二府，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为青州、莱州二府所辖，属山东省。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幅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以“手工业之乡”而闻名的潍坊，出产泥塑、首饰、刺绣、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其中，风筝更是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风筝之都”，据记载，潍坊风筝自宋代开始流行民间，明代更加普及。到清乾嘉年间盛行乡里。曾在潍县任七年县令的郑板桥，在他《怀潍县》一诗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清明时节潍坊一带放飞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飞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幽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才华出众的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笔下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比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
而关于郑板桥在潍坊留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难得糊涂”匾额。据说，这四个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有一天，郑板桥忙里偷闲，专程来到莱州的云峰山，观看慕名已久的郑文公碑石刻。由于看得出神，不知不觉耽误了下山的时间，于是，只能在山中一处茅草屋里借住一宿。
主人是一位儒雅老者，自命“糊涂老人”，与郑板桥言谈甚欢。当得知郑板桥是潍县的县令，便请他看自己所珍藏的一尊方桌大小的砚台，并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其上。郑板桥有感其名号，因此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然后，他又落款盖章，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想等考完以后再说。他听后说，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还是先探亲吧！不然等到考完试，那时工作任务重了，探不成家怎么办？我心想，领导说得也对，我也确实想家了，趁现在不忙就探家吧。
超期服役的老兵们，都把这次探家看得神圣和庄严，因为也许下次再回家就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了。我也不例外，准备了大前门香烟、景芝佳酿、糖果、茶叶等，最后我还背了10斤大米，整整两大提包（致使右肩软组织损伤，到现在还经常酸痛）。然后，先乘火车后乘汽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来到朝思暮想的村庄口。当我提着包走下公共汽车，看到眼前曾熟悉的一切，激动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这次探家没有提前告诉家中，目的是“突然袭击”好给全家一个惊喜。正在街上的三叔看到我后，推着自行车赶快迎上来，帮我提上东西送我到家。走进家门，看到吃惊的父母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仔细端详着父母，他们确实老了，过去年轻的脸庞写满了沧桑，腰板也没有过去挺拔了。母亲说，你走后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地外，我和你爹做蛋糕、炸油条，做些小买卖。你看，这房子是新翻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我看到全家吃的玉米饼子、地瓜和萝卜咸菜，心里酸酸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还听说，母亲为了给庄稼打农药曾中毒昏倒在田里，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夜里，送走来看我的院中乡亲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我和父母面前。那就是找对象的问题。我说的三年到了，可还是穿着“两个兜”回来了，我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父母。早年的“雄心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了底气和尊严。父亲说，你弟弟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就先订下来吧！我只有点头应允。父母看我没有再坚持反对，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了。
半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十多天，尽管父母到处托人，结果我连一个女孩的影子也没见着。父母焦急万分。情况搞成这样，究其原因：一是我回来得太突然，父母及亲友都没有准备；二是在部队时曾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家庭和长相都很不错，统统都被我拒绝了，人家心里不舒服，认为我自视清高，当了两天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尤其是看到我并没有提干，说不定年底就退伍了，有些人就有点幸灾乐祸。
在伦镇小孙庄父亲有一位战友，而且多年来两家来往很密切。我在二中上学时离那很近，也经常去。别的亲戚走完了，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孙庄的大娘。当大娘听说我的对象还没有着落，就说，她们村有一个姑娘高中毕业，是位民办老师，身高1.67米，长得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当我想到父母为我的事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答应了。
相亲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彼此很陌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突然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些似是而非的事。再加上平生以来这是我一次相亲，显得激动忐忑，表现肯定一般。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归队，女方还是很给面子，没有完全回绝，答应通通信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插曲，父母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假期满后，我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踏上了返回军营的归途。
一声笛鸣，汽车驶离了村庄。我回头望去，透过车尾的扬尘，看见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唯有父母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向远去的汽车遥望着。
到了部队后，我首先礼节性地给那位女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她也给我回了信。这样我们总共通了三四封信，每封信一张纸，都是礼节性的语言，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生硬的“情书”了。
从家里回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高。宣传股金股长发现后，就找我谈心，我就把家里的现实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他听后心里也很沉重，就说，你不是今年还能考军校吗？从现在起你就抓紧复习，工作的事，等你考完院校再说。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万分真想跪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要知道这在正规连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却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收获。这次在全团军校招生预考中，我这个只上过三个月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凭着自学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并且语言也比过去生动感人多了，并预祝我金榜题名。预考顺利过关后，全师集中组织在师教导队进行复习，迎接全军统考。
正在这时，却突然祸从天降。还差几天就要全军统考了，按常规在考前所有考生要全面检查身体。就在这次体检中，我被查出黄疸指数单项高。医生说，怀疑是肝炎，就强行把我送到某县陆军某医院传染科，进一步住院检查。等我全面检查完确诊没问题后，全军统考结束了。
这沉重的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在病床上，我给家人和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并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啊！面对苍天大地，人显得太渺小了；认命吧！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等等。
家里接到我的信后，父母非常着急，连续给我来了三封信，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可“她”从此以后，再也杳无音信了。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可她竟是铁石心肠。假如就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你该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的一天，我回家探亲，在去看望小孙庄大娘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给我介绍前，别人已将“她”介绍给了邻村接班的一位正式小学老师。因此人身材矮小，“她”正左右徘徊时，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她”本希望我能考上军校，将来能随军脱离农村。哪成想那次我却因体检问题被剥夺了考试的权利。当我向“她”告知我的情况后，“她”感到希望破灭了，心中的天平就向那位正式的小学老师倾斜了。在当时一位农村姑娘，能找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为此，人家当机立断很快与那位老师喜结良缘了。
在大娘家吃完午饭，我信步来到村里的学校。刚进校门，我看到一对可爱的孪生小姊妹正在嬉戏。室内的男、女主人看到突然来了位解放军，很是奇怪，就招呼孩子说，快叫解放军叔叔。当“她”认出是我，尤其是看到我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时，尴尬的微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知趣的男主人借故走开了，“她”把我让进屋。“她”开始认定我过去说没参加考试是骗了“她”。这时，我就把后来是如何提干的做了一番解释，“她”听后释然了。此时，我将心比心，对“她”已没有了怨恨，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但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读到“自责”和“后悔”。
言归正传。在我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政治处领导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同时告诉我，部队兵役制度有所改革，今后有“志愿兵”了。也就是服役满5年后，优秀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继续留队，干满15年后，一律按转业到地方分配工作。这对于我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但是干部待遇拿工资，尤其是今后能到地方安排工作。这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F、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83年12月6日，在军里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上，由于我一年来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在开会间隙，某师炮兵团宣传股长李宝玉慕名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们团驻守在我家乡的邻县平原县，由于刚成立不久，缺少报道员，你要是愿意到我们团去我们保证给你转“志愿兵”。这对我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
回到团里不久，宣传股党支部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入党仪式上，团政委刘荣亲自参加并给我提意见说，梁祖国同志工作积极，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但就是爱留长头发，希望以后注意改正。然后，许多同志也都发表了意见，但都是表扬的多，批评的少，使我听了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和风送暖，草木萌动，三月的青岛春意渐浓。
198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了炮团宣传股李股长的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希望这两天给他答复，不然他要考虑别人了。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是走还是留？我左右权衡着利弊。这里紧靠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有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有闻名遐远的崂山，有通往大海深处的栈桥，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漂亮姑娘……
在青岛驻军很多，相比较而言，海军比陆军吃香。当时，在青岛姑娘中流传的顺口溜是“宁让海军抱一抱，不让陆军靠一靠”。所以说，我就是提了干找对象也没有海军有优势，更别说“志愿兵”了。我的老家在比较偏僻的鲁西北，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青岛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再穷再落后，可那里是我的老家，是我的根啊！这里环境再美丽，姑娘再漂亮，但都不属于我，对我来讲也就毫无意义。最后，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回老家去。那里离家乡近，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有啥事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
出乎我预料的是没过几天团里就接到了军里的调令。原来，李股长曾在军宣传处工作，与军务处的同志们很熟，早就打好了招呼，只等我下决心了。这下，宣传股金股长感到很突然，就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只好实话实说。他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走，并说，他已给政治处王主任打好招呼，年底一定给我转“志愿兵”。
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宣传股王青云和黄浩明两位干事，也都舍不得我走，他们自己出钱请我吃了一顿，又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还送了我一件毛巾被。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件毛巾被边上都已经破了，可我一直还盖在身上舍不得丢。就这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调到炮团不久，军里来通知说，总政干部部给了济南军区40个名额，要从优秀的报道员中通过考试选拔入校深造，毕业后提拔为干部。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团里有关部门经过考察了解，认为我完全符合条件。我心想，这是上天给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拼命地复习迎接考试。没想到的是，就在快考试的前几天，军里干部处突然通知说，经审查梁祖国档案上改过年龄，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脑袋一下快炸裂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军教导大队调走时，家是东北的政治处刘干事与我关系不错，并且知道我准备今后报考军校。他在帮我整理档案时说，你今年没能参加考试很遗憾。他为了让我再考时不至于超年龄，就主动将档案里政审表上的“1961年”改成了“1962年”。
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笔，竟给我埋下了祸根。在我们农村一般是记农历，城里人记阳历。我的档案里记载的是1961年12月某日出生，其实也就是阳历的1962年1月某日。在这危急时刻，我仔细阅读了上次军里通知中规定的考试条件：要求1961年1月以后出生。也就是说，我不改年龄也完全符合条件。再说，年龄是几年前别人帮我改的，并不是针对这次考试才改的。
有了这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李宝玉股长代表组织据理力争。他向军里汇报说，小梁的年龄不改就符合条件，根本没有改的必要。再说，档案是组织保管的，要是改了也是组织的责任。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考试前一天军里同意我参加考试了。
好事多磨，总算又过了一关。考试地点定在济南军区二所。就在第二天考试的那个晚上，因为我背负的包袱太重，感到也许这是唯一改变地位和命运的机会了，越想越睡不着，我竟然失眠了。早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在临进考场前，我到洗漱室用凉水狠狠地洗了洗头，让脑袋清醒清醒进入了考场。一天的考试，基本上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跟我同桌考试的滕永利，考着考着竟虚脱了被抬了出去，过了15分钟后，才又回来继续考。不用说，他肯定也是农村出来的，不然不会把这次机会看得这么重。考完试后一打听，果然，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老乡，他是夏津县的。
考完试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单位。我感到今生今世不会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今后努力工作准备年底转“志愿兵”了。
没想到天上真能掉馅饼。20多天后，我竟拿到了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考得还不错，按分数排名是第30名。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路是那么的宽，晕晕乎乎的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异常。我用手狠狠地掐掐自己的大腿，感到非常疼，说明不是在做梦。
等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带着万分的喜悦请假回家了。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老人的脸上立刻喜上眉梢。但在老家对外我并没有张扬，因为我还有一个隐痛——那就是我的身体黄疸指数高。我非常害怕张扬出去了，万一因身体问题被学校退回来，将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把这个喜讯告诉完父母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拿出给奶奶买的东西，说是要去看奶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长孙，我是奶奶照看大的，我的成长进步奶奶十分挂念。心想，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她”老人家。这时，我突然看到父母一下愣住了，眼眶很快盈出了泪水。原来，为子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生的奶奶，还没有享什么福，就在农历1984年正月初五病逝了，享年75岁。得知这一噩耗，我一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边哭边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事后，别人告诉我，本来三叔要去给我发电报让我回来的，却被父亲挡下。父亲说，孩子离家这么远，再加上他因去年没让考学的事，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让他回来也只是多一个哭的，咱们家这么多人，就不要告诉他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听了父亲的话，三叔想想也是，就放弃了给我发电报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来到奶奶的坟上大哭了一场。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为“她”老人家烧了好多“纸钱”，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奶奶您安息吧，孙子一定努力工作，以此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到单位拿着介绍信到德州陆军第139医院住院去了。在住院期间，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其他一切正常，但到底是啥原因造成黄疸指数高的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为了彻底查清楚原因，解除后顾之忧，我又拿着139医院的介绍信，住进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总医院经过多名专家会诊，还是查不出原因。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医生为我做了有一定危险性的“肝穿刺”手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手术当回事，医生的嘱咐也当成耳旁风，在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下床活动，被给我做手术的范平医生抓了正着。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肝是造血的，一旦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范医生的话，吓了我一身冷汗。此后，我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了7天。“肝穿刺”结果出来后，医院多名专家一致确诊为：生理性黄疸。
有了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如果入校后检查身体再查出黄疸指数高，我也不用害怕了。
经过这样一折腾，出院没多久我就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了济南陆军学校新闻队。那一天是1984年6月6日。
这次招收的41名（后来又追加1名）学员，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的名字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时名字还靠在一起；说陌生是因为大家分布在军区各个单位，除了本单位的外，彼此连面都没见过。入学后，大家个个喜笑颜开，互相寒暄祝贺，因为这次机会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入学第3天后，学校果然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我虽然手中有了“王牌”，但还是忐忑不安，害怕再出啥问题。在等待中过去了10多天，可校门诊部根本没有找我，倒是其他几个同学被找去进行了复查。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在自己的肝上开了一刀。
在陆校我见到了原来一起当兵的、第一年就考上军校的齐河县老乡孙洪海、钱秀山。他们即将毕业，听说我来上学后，都来为我祝贺。望着这两位老乡白净的脸庞，我心想，你们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坐在宁静温馨的教室，过了4年的舒服日子。可我哪？在这4年中我饱经风霜、坎坎坷坷，努力拼搏了4年，才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末班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比我提前4年上军校，但提干只比我们早半年。因为我们是6个月的短期速提班。
入校第7天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在课程安排上除了有关的新闻知识外，还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政治教育、队列训练等。我们这些在单位“稀拉”惯了的机关兵，对室内科目还行，最讨厌的就是队列训练。有时在操场一站就是半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
有一天上午，队里组织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我们“稀稀拉拉”不听招呼，在操场上成了一盘散沙。这时引起了一个身材魁梧、军容十分严整的人注意，只见他走到带队的区队长面前耳语一番，然后下达了洪亮有力的口令：集合！立正！稍息。我们这些“稀拉兵”，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好乖乖地听从口令。只听他说，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学校的队列教员曹志军。”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在军区大名鼎鼎的“队列曹”。他不管平时还是上课，走路的步幅，以及着装、摆臂，都是条令的化身。军区许多单位每逢“八一”节搞阅兵式，都请他当总教练。解放军报饶洪桥记者曾以“曹氏步伐”为题撰写的报告文学，就是写的他，曾在军内引起轰动。然后，听到他接着说，我早就听说学校招了一批“秀才”，不管你们多么能写，但你们首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讲军容、军姿、军纪，就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本来，学校安排我下周才给你们上队列课，但我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天就算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吧，下面听我的口令……
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我们这帮“稀拉兵”，那天上午被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从此，再搞队列训练我们都认真了很多。因为曹教员临走撂下了话说，你们其他科目就算都考了100分，队列课不合格也毕不了业。我们的机会来之不易，都怕因小失大而影响前程。
在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举行声势宏大的阅兵式，但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欣赏电视直播，心情格外激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高亢有力的《军歌》音乐声中，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兵方队，飒爽英姿的女兵方队，整齐的步伐，威武的气势，如排山倒海依次从天安-门广场正步走过……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啥时我能到北京工作就好了。因为，那里是首都，是国家的心脏，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和认真学习，我们这41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各科学业，圆满毕业奔赴军区各个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花开花落。屈指算来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同学，大都已离开了部队。
1981年7月，我跟随野外训练的部队来到了安丘县岐山镇。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那高高的山头，崎岖蜿蜒的山路，浓郁的森林，非常适合部队进行野外训练。
由团“司政后”组成的“前指”就住在一个叫桃村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那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五颜六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那苍翠欲滴的柏树一眼望不到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我由于是跟踪报道训练情况的唯一战士，跟“前指”住在一起，除了宣传报道任务外，还兼职公务员，负责室内室外卫生，为机关干部打洗脸水等。
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来，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到山顶，在绿树环抱的秀丽景色中，锻炼一会儿身体，再跑回来。这时机关干部开始起床了，我为他们打上洗脸水，然后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
我们住的房子是刚建好的新房，四周的院墙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一米多高的小墙头，站在院里墙外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有一天，我正在扫院子，突然门口的马路上一个挑水的姑娘吸引了我。她身材修长，脸庞清秀，皮肤白皙，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达到腰际。特别是她看人时，那甜甜的微笑和深深的酒窝，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她让我一下想到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其实，在我看来她比“二妹子”还要美。
她看上去很纤细，但挑着满满两桶水却显得很轻松。随着她挑着水那有节奏的步伐，两条辫子在身后不停地摆动，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的眼球。不知是不是第六感觉，当我正为她拐弯后就看不到她了而遗憾时，她在那停住换了个肩，用手缕缕前面的刘海儿，往后微笑着看了一下。我赶忙低下头去，脸一下红了。虽然，看美女是一种审美诉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处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浪漫的年纪。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心想，我现在当兵就快两年了，明年再考不上学，年底服役期就满了，到时让我退伍怎么办？也许会给很多人带来“笑料”当初人家女方愿意，可他还不要，怎么样？“打光棍”了吧？这时我又联想到我二姑的孩子、我的表哥杨占奎。他是1969年入伍的兵，好像是在成都空军地勤。因家庭经济困难，对象问题很难解决，最后，他在当兵的四川带回来一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像他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部队也不少。如果考不上军校，我就在驻地找一个对象，把她带回老家或者在当地落户，这个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中闪现。“二妹子”的出现，使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以后的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这里比老家富裕，风景如画，环境宜人，找一个“二妹子”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好吗？此后，我对“二妹子”更加关注了。
她每天都从这担水而过，而且，每次在转弯时都扭头莞尔一笑，然后消失在巷子深处。
当时，每天早晨看她担水成了我在农村最大的精神享受。
B、两位女军官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竟主动放弃了这种精神享受。那天，我正在室内写稿子，突然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喊：“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我好奇地出门一看惊呆了：在团领导的陪同下，两名女军官正有说有笑，向“前指”走来。这两名女军官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两张瓜子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除在电影上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穿军装的女人。按上级规定只有在师以上单位才编制有女兵，团以下单位没有这种殊荣。所以，女兵在部队成了“稀有动物”，见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看见两个漂亮的女军官了。
晚上，在给她们的接风宴会上，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说，这是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医疗队，军医叫刘延秋，护士叫邝红。一个是我们军刘链政委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省某位领导的千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酒喝得有些多的王干事神秘地说：“你们说的都是面上的事，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不知道了吧？”说到这里故意“卖关子”的王干事不说了，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没办法大家就都给他敬酒，等他喝得差不多了才说：“她们是来选美的。”大家疑惑地问道：“选美？女的也选美？”看大家不解，王干事又说：“这两个美人儿，是来选对象的。在师机关选遍了，没一个看上眼的。其实她们是从某团来。没想到某团的小伙子们，也没有这个福分，那就看看咱们团谁有这个艳福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少酒，可怎么也睡不着。女兵、女军官、对象、媳妇。这些字眼，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可我是一个兵，我没有这个条件。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军官，并肩走在林荫路上，两人的红五星、红领章，在绿油油的树层中，更显得耀眼夺目，吸引了很多的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正在得意，不知怎么，她却突然生气地跑了，我拼命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此后，争取早日提干，找一个女军人做媳妇成了我的梦想。天亮后，我以不舒服为名没有起床，准确地说是不想再看那位挑水的“二妹子”。当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在农村，这里环境再美也是山沟沟。自己地位不改变，找谁也不能给人家带来幸福，今后我的子孙后代就逃不出我过去的命运。我暗下决心，不能放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彷徨、徘徊，而是选准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也许，我会有100次的失败，但是我仍然会有101次的追求，而追求本身，就是生活给予我最好的报酬。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一人在家看书，村里的支书来串门了。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和我聊天说：“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想不想在这找个对象？”等等。我说，我准备考军校，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支书听了后说：“好，年轻人就该有所追求！”
那个年代，在农村姑娘心中，一身戎装的军人还是很抢手的。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原来村支书就是“二妹子”的哥哥。后来还听人说，以前别人给“二妹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家里很有钱，可她就是不同意。不知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女孩的心真是搞不懂啊！
有人说，处在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心是相通的。难道在那回眸的一刹那，她真能看懂我的心思？
8月底，部队野外训练结束，再过几天就要回营区了。有一天，我有意在那个时间段起来锻炼身体，想再看看挑水的“二妹子”，可是再也没有看到……
这时，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区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于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区逛了逛，夜里买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战友，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潍坊，古称潍县，是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据出土文物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定居。夏商时代，境内有斟灌、寒、三寿等封国。周初，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潍坊昌乐境内）。春秋时期，现市辖区分属齐、鲁、杞、莒等国。战国时，大部属齐，诸城等地属鲁。秦代，东部属胶东郡，高密置县，西部属临淄郡，东南部属琅琊郡。汉代，市境为青、徐二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北海、琅琊、齐三郡和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三国时，地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地为刘宋，北朝地属元魏。隋代市境属北海、高密郡。唐代属河南道，青、密二州。元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置益都路。明朝市境置青州、莱州二府，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为青州、莱州二府所辖，属山东省。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幅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以“手工业之乡”而闻名的潍坊，出产泥塑、首饰、刺绣、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其中，风筝更是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风筝之都”，据记载，潍坊风筝自宋代开始流行民间，明代更加普及。到清乾嘉年间盛行乡里。曾在潍县任七年县令的郑板桥，在他《怀潍县》一诗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清明时节潍坊一带放飞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飞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幽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才华出众的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笔下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比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
而关于郑板桥在潍坊留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难得糊涂”匾额。据说，这四个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有一天，郑板桥忙里偷闲，专程来到莱州的云峰山，观看慕名已久的郑文公碑石刻。由于看得出神，不知不觉耽误了下山的时间，于是，只能在山中一处茅草屋里借住一宿。
主人是一位儒雅老者，自命“糊涂老人”，与郑板桥言谈甚欢。当得知郑板桥是潍县的县令，便请他看自己所珍藏的一尊方桌大小的砚台，并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其上。郑板桥有感其名号，因此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然后，他又落款盖章，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军校的想法告诉了他，并想等考完以后再说。他听后说，考上考不上还是个未知数，还是先探亲吧！不然等到考完试，那时工作任务重了，探不成家怎么办？我心想，领导说得也对，我也确实想家了，趁现在不忙就探家吧。
超期服役的老兵们，都把这次探家看得神圣和庄严，因为也许下次再回家就脱下军装成了老百姓了。我也不例外，准备了大前门香烟、景芝佳酿、糖果、茶叶等，最后我还背了10斤大米，整整两大提包（致使右肩软组织损伤，到现在还经常酸痛）。然后，先乘火车后乘汽车，经过20多个小时的“急行军”来到朝思暮想的村庄口。当我提着包走下公共汽车，看到眼前曾熟悉的一切，激动的心快要蹦出来了。我这次探家没有提前告诉家中，目的是“突然袭击”好给全家一个惊喜。正在街上的三叔看到我后，推着自行车赶快迎上来，帮我提上东西送我到家。走进家门，看到吃惊的父母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仔细端详着父母，他们确实老了，过去年轻的脸庞写满了沧桑，腰板也没有过去挺拔了。母亲说，你走后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除了种地外，我和你爹做蛋糕、炸油条，做些小买卖。你看，这房子是新翻盖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我看到全家吃的玉米饼子、地瓜和萝卜咸菜，心里酸酸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我还听说，母亲为了给庄稼打农药曾中毒昏倒在田里，幸亏及时被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夜里，送走来看我的院中乡亲们，一个现实的问题又摆在了我和父母面前。那就是找对象的问题。我说的三年到了，可还是穿着“两个兜”回来了，我感到非常愧疚、对不起父母。早年的“雄心壮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早已没有了底气和尊严。父亲说，你弟弟也大了，你有合适的就先订下来吧！我只有点头应允。父母看我没有再坚持反对，就到处张罗给我找对象了。
半个月的假期过去了十多天，尽管父母到处托人，结果我连一个女孩的影子也没见着。父母焦急万分。情况搞成这样，究其原因：一是我回来得太突然，父母及亲友都没有准备；二是在部队时曾有许多人给我介绍对象，有的家庭和长相都很不错，统统都被我拒绝了，人家心里不舒服，认为我自视清高，当了两天兵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尤其是看到我并没有提干，说不定年底就退伍了，有些人就有点幸灾乐祸。
在伦镇小孙庄父亲有一位战友，而且多年来两家来往很密切。我在二中上学时离那很近，也经常去。别的亲戚走完了，父亲就带我去看小孙庄的大娘。当大娘听说我的对象还没有着落，就说，她们村有一个姑娘高中毕业，是位民办老师，身高1.67米，长得很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见。当我想到父母为我的事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答应了。
相亲是很尴尬的一件事。彼此很陌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突然来到一个单独的空间，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聊些似是而非的事。再加上平生以来这是我一次相亲，显得激动忐忑，表现肯定一般。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归队，女方还是很给面子，没有完全回绝，答应通通信再说。
因为有了这个插曲，父母心里总算有了一些安慰。假期满后，我就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恋恋不舍地再一次踏上了返回军营的归途。
一声笛鸣，汽车驶离了村庄。我回头望去，透过车尾的扬尘，看见围观的人都已经散去，唯有父母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向远去的汽车遥望着。
到了部队后，我首先礼节性地给那位女朋友写了一封信，很快她也给我回了信。这样我们总共通了三四封信，每封信一张纸，都是礼节性的语言，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生硬的“情书”了。
从家里回来后，我的情绪一直不高。宣传股金股长发现后，就找我谈心，我就把家里的现实情况向他汇报了一遍。他听后心里也很沉重，就说，你不是今年还能考军校吗？从现在起你就抓紧复习，工作的事，等你考完院校再说。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万分真想跪在地上给他磕几个响头。要知道这在正规连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却啥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总算有了收获。这次在全团军校招生预考中，我这个只上过三个月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完全凭着自学在2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当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后，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并且语言也比过去生动感人多了，并预祝我金榜题名。预考顺利过关后，全师集中组织在师教导队进行复习，迎接全军统考。
正在这时，却突然祸从天降。还差几天就要全军统考了，按常规在考前所有考生要全面检查身体。就在这次体检中，我被查出黄疸指数单项高。医生说，怀疑是肝炎，就强行把我送到某县陆军某医院传染科，进一步住院检查。等我全面检查完确诊没问题后，全军统考结束了。
这沉重的打击来得太突然了、太猛烈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终于支持不住病倒了，几天不吃不喝，只靠输液维持生命。在病床上，我给家人和写了两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观厌世情绪，并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啊！面对苍天大地，人显得太渺小了；认命吧！命中有自然有，命中没有莫强求。”等等。
家里接到我的信后，父母非常着急，连续给我来了三封信，对我进行鼓励和安慰；可“她”从此以后，再也杳无音信了。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可她竟是铁石心肠。假如就是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在他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你该无动于衷坐视不管吗？哪怕是一句安慰的话……
两年后。也就是1985年4月的一天，我回家探亲，在去看望小孙庄大娘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给我介绍前，别人已将“她”介绍给了邻村接班的一位正式小学老师。因此人身材矮小，“她”正左右徘徊时，又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她”本希望我能考上军校，将来能随军脱离农村。哪成想那次我却因体检问题被剥夺了考试的权利。当我向“她”告知我的情况后，“她”感到希望破灭了，心中的天平就向那位正式的小学老师倾斜了。在当时一位农村姑娘，能找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是多么求之不得的事。为此，人家当机立断很快与那位老师喜结良缘了。
在大娘家吃完午饭，我信步来到村里的学校。刚进校门，我看到一对可爱的孪生小姊妹正在嬉戏。室内的男、女主人看到突然来了位解放军，很是奇怪，就招呼孩子说，快叫解放军叔叔。当“她”认出是我，尤其是看到我穿着“四个兜”的军装时，尴尬的微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知趣的男主人借故走开了，“她”把我让进屋。“她”开始认定我过去说没参加考试是骗了“她”。这时，我就把后来是如何提干的做了一番解释，“她”听后释然了。此时，我将心比心，对“她”已没有了怨恨，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但从“她”的脸上，我分明读到“自责”和“后悔”。
言归正传。在我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政治处领导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鼓励。同时告诉我，部队兵役制度有所改革，今后有“志愿兵”了。也就是服役满5年后，优秀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继续留队，干满15年后，一律按转业到地方分配工作。这对于我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但是干部待遇拿工资，尤其是今后能到地方安排工作。这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仍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F、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83年12月6日，在军里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上，由于我一年来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表彰。在开会间隙，某师炮兵团宣传股长李宝玉慕名找到我，告诉我说，他们团驻守在我家乡的邻县平原县，由于刚成立不久，缺少报道员，你要是愿意到我们团去我们保证给你转“志愿兵”。这对我无疑是个极大的诱惑。
回到团里不久，宣传股党支部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入党仪式上，团政委刘荣亲自参加并给我提意见说，梁祖国同志工作积极，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但就是爱留长头发，希望以后注意改正。然后，许多同志也都发表了意见，但都是表扬的多，批评的少，使我听了心里感觉热乎乎的。
和风送暖，草木萌动，三月的青岛春意渐浓。
1984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了炮团宣传股李股长的电话，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希望这两天给他答复，不然他要考虑别人了。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是走还是留？我左右权衡着利弊。这里紧靠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有错落有致的欧式建筑，有闻名遐远的崂山，有通往大海深处的栈桥，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的漂亮姑娘……
在青岛驻军很多，相比较而言，海军比陆军吃香。当时，在青岛姑娘中流传的顺口溜是“宁让海军抱一抱，不让陆军靠一靠”。所以说，我就是提了干找对象也没有海军有优势，更别说“志愿兵”了。我的老家在比较偏僻的鲁西北，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青岛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但再穷再落后，可那里是我的老家，是我的根啊！这里环境再美丽，姑娘再漂亮，但都不属于我，对我来讲也就毫无意义。最后，我终于拿定了主意：走！回老家去。那里离家乡近，父母年龄也越来越大，有啥事说不定还能帮上忙呢。
出乎我预料的是没过几天团里就接到了军里的调令。原来，李股长曾在军宣传处工作，与军务处的同志们很熟，早就打好了招呼，只等我下决心了。这下，宣传股金股长感到很突然，就找我谈话，问我知不知道此事，我只好实话实说。他的意思是不想让我走，并说，他已给政治处王主任打好招呼，年底一定给我转“志愿兵”。
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宣传股王青云和黄浩明两位干事，也都舍不得我走，他们自己出钱请我吃了一顿，又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还送了我一件毛巾被。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件毛巾被边上都已经破了，可我一直还盖在身上舍不得丢。就这样“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调到炮团不久，军里来通知说，总政干部部给了济南军区40个名额，要从优秀的报道员中通过考试选拔入校深造，毕业后提拔为干部。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团里有关部门经过考察了解，认为我完全符合条件。我心想，这是上天给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于是，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拼命地复习迎接考试。没想到的是，就在快考试的前几天，军里干部处突然通知说，经审查梁祖国档案上改过年龄，取消他的考试资格。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脑袋一下快炸裂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军教导大队调走时，家是东北的政治处刘干事与我关系不错，并且知道我准备今后报考军校。他在帮我整理档案时说，你今年没能参加考试很遗憾。他为了让我再考时不至于超年龄，就主动将档案里政审表上的“1961年”改成了“1962年”。
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笔，竟给我埋下了祸根。在我们农村一般是记农历，城里人记阳历。我的档案里记载的是1961年12月某日出生，其实也就是阳历的1962年1月某日。在这危急时刻，我仔细阅读了上次军里通知中规定的考试条件：要求1961年1月以后出生。也就是说，我不改年龄也完全符合条件。再说，年龄是几年前别人帮我改的，并不是针对这次考试才改的。
有了这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李宝玉股长代表组织据理力争。他向军里汇报说，小梁的年龄不改就符合条件，根本没有改的必要。再说，档案是组织保管的，要是改了也是组织的责任。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考试前一天军里同意我参加考试了。
好事多磨，总算又过了一关。考试地点定在济南军区二所。就在第二天考试的那个晚上，因为我背负的包袱太重，感到也许这是唯一改变地位和命运的机会了，越想越睡不着，我竟然失眠了。早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在临进考场前，我到洗漱室用凉水狠狠地洗了洗头，让脑袋清醒清醒进入了考场。一天的考试，基本上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跟我同桌考试的滕永利，考着考着竟虚脱了被抬了出去，过了15分钟后，才又回来继续考。不用说，他肯定也是农村出来的，不然不会把这次机会看得这么重。考完试后一打听，果然，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老乡，他是夏津县的。
考完试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单位。我感到今生今世不会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今后努力工作准备年底转“志愿兵”了。
没想到天上真能掉馅饼。20多天后，我竟拿到了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考得还不错，按分数排名是第30名。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路是那么的宽，晕晕乎乎的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异常。我用手狠狠地掐掐自己的大腿，感到非常疼，说明不是在做梦。
等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带着万分的喜悦请假回家了。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老人的脸上立刻喜上眉梢。但在老家对外我并没有张扬，因为我还有一个隐痛——那就是我的身体黄疸指数高。我非常害怕张扬出去了，万一因身体问题被学校退回来，将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把这个喜讯告诉完父母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拿出给奶奶买的东西，说是要去看奶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长孙，我是奶奶照看大的，我的成长进步奶奶十分挂念。心想，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她”老人家。这时，我突然看到父母一下愣住了，眼眶很快盈出了泪水。原来，为子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生的奶奶，还没有享什么福，就在农历1984年正月初五病逝了，享年75岁。得知这一噩耗，我一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边哭边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事后，别人告诉我，本来三叔要去给我发电报让我回来的，却被父亲挡下。父亲说，孩子离家这么远，再加上他因去年没让考学的事，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让他回来也只是多一个哭的，咱们家这么多人，就不要告诉他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听了父亲的话，三叔想想也是，就放弃了给我发电报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来到奶奶的坟上大哭了一场。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为“她”老人家烧了好多“纸钱”，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奶奶您安息吧，孙子一定努力工作，以此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到单位拿着介绍信到德州陆军第139医院住院去了。在住院期间，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其他一切正常，但到底是啥原因造成黄疸指数高的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为了彻底查清楚原因，解除后顾之忧，我又拿着139医院的介绍信，住进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总医院经过多名专家会诊，还是查不出原因。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医生为我做了有一定危险性的“肝穿刺”手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手术当回事，医生的嘱咐也当成耳旁风，在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下床活动，被给我做手术的范平医生抓了正着。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肝是造血的，一旦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范医生的话，吓了我一身冷汗。此后，我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了7天。“肝穿刺”结果出来后，医院多名专家一致确诊为：生理性黄疸。
有了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如果入校后检查身体再查出黄疸指数高，我也不用害怕了。
经过这样一折腾，出院没多久我就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了济南陆军学校新闻队。那一天是1984年6月6日。
这次招收的41名（后来又追加1名）学员，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的名字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时名字还靠在一起；说陌生是因为大家分布在军区各个单位，除了本单位的外，彼此连面都没见过。入学后，大家个个喜笑颜开，互相寒暄祝贺，因为这次机会将改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入学第3天后，学校果然组织我们进行了体检。我虽然手中有了“王牌”，但还是忐忑不安，害怕再出啥问题。在等待中过去了10多天，可校门诊部根本没有找我，倒是其他几个同学被找去进行了复查。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在自己的肝上开了一刀。
在陆校我见到了原来一起当兵的、第一年就考上军校的齐河县老乡孙洪海、钱秀山。他们即将毕业，听说我来上学后，都来为我祝贺。望着这两位老乡白净的脸庞，我心想，你们在绿树环绕的校园，坐在宁静温馨的教室，过了4年的舒服日子。可我哪？在这4年中我饱经风霜、坎坎坷坷，努力拼搏了4年，才终于赶上了这最后一班“末班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比我提前4年上军校，但提干只比我们早半年。因为我们是6个月的短期速提班。
入校第7天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在课程安排上除了有关的新闻知识外，还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政治教育、队列训练等。我们这些在单位“稀拉”惯了的机关兵，对室内科目还行，最讨厌的就是队列训练。有时在操场一站就是半天，累得腰酸背疼腿抽筋。
有一天上午，队里组织我们进行队列训练，我们“稀稀拉拉”不听招呼，在操场上成了一盘散沙。这时引起了一个身材魁梧、军容十分严整的人注意，只见他走到带队的区队长面前耳语一番，然后下达了洪亮有力的口令：集合！立正！稍息。我们这些“稀拉兵”，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只好乖乖地听从口令。只听他说，我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学校的队列教员曹志军。”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原来他就是在军区大名鼎鼎的“队列曹”。他不管平时还是上课，走路的步幅，以及着装、摆臂，都是条令的化身。军区许多单位每逢“八一”节搞阅兵式，都请他当总教练。解放军报饶洪桥记者曾以“曹氏步伐”为题撰写的报告文学，就是写的他，曾在军内引起轰动。然后，听到他接着说，我早就听说学校招了一批“秀才”，不管你们多么能写，但你们首先是军人；是军人，就得讲军容、军姿、军纪，就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本来，学校安排我下周才给你们上队列课，但我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天就算我给你们上的第一堂课吧，下面听我的口令……
齐步走、跑步走、正步走；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我们这帮“稀拉兵”，那天上午被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从此，再搞队列训练我们都认真了很多。因为曹教员临走撂下了话说，你们其他科目就算都考了100分，队列课不合格也毕不了业。我们的机会来之不易，都怕因小失大而影响前程。
在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中，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庆典。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多次举行声势宏大的阅兵式，但我还是第一次坐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欣赏电视直播，心情格外激动。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到处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在高亢有力的《军歌》音乐声中，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兵方队，飒爽英姿的女兵方队，整齐的步伐，威武的气势，如排山倒海依次从天安-门广场正步走过……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啥时我能到北京工作就好了。因为，那里是首都，是国家的心脏，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和认真学习，我们这41名学员都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各科学业，圆满毕业奔赴军区各个工作岗位。
光阴荏苒，花开花落。屈指算来从我们毕业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那些曾朝夕相处的同学，大都已离开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