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最是一年春好处”,本来,此时正是踏青西湖的绝佳时光,不过,赵烈文抑制住了自己的游观之兴,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一俟结束,他便收拾行装,首途天津了。

    是次祭典,非但是有清以来,对宋岳鄂武穆王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祭典,其中的一些做法,大约也算是“有宋以来”——譬如,朝廷明确要求,除了朝廷和“地主”浙江,其余各省,都要派员参加。

    人选上面,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旨意,而督、抚、藩、臬本人,不奉旨是不能够离开辖境的;同时,大伙儿都明白,是次祭典,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举办的时间点,又如此之敏感——选在中、法彼此宣战,辅政王南下“检查战备”之时——则这个特出的要求,绝非只是叫多几个人过来撑场面,一定是借着是次祭典,直接或间接的发布什么极重大的宣示。

    所以,参加祭典的人,一定不能虚应故事——一定要能够真正起到督、抚的耳、目、口的作用。

    于是,绝大部分的督、抚,不约而同的派出了自己的头号幕僚,作为本省“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

    这班幕僚,个个身上都是有功名的,不是道台,也是知府,有的还加了按察使衔,论起“官身”,一省之中,仅次于藩、臬,参加这种“国祭”,是很合适的。

    譬如,代表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是周馥,代表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就是赵烈文了。

    也有例外的,譬如,新疆候任巡抚展东禄的代表,是陶茂林。

    陶总镇并不是展抚军的幕僚,是次回内地,身份虽是展抚军的代表,不过,并非专为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而来——他另衔专命。

    第一,向朝廷汇报新疆设省筹备的种种情形。

    第二,送两个人给朝廷——一个是前和田的“伯克”尼亚孜;一个是手诛阿古柏、伯克胡里父子的热娜古丽。

    尼亚孜出卖故主,投靠阿古柏,出任伪职,既间接导致了和田屠城惨剧,又是不折不扣的反叛,本来很该付诸刑典的,问题是,西征大军刚刚南下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反正”了,穿过一个大大的塔里木盆地,跑到库车去“投诚”,也算历经艰险,一副“诚意十足”的样子,他那颗脑袋,实在不大砍的下去。

    热娜古丽呢,手诛元凶,本来很该大肆表彰的,可是,想一想她杀的这两个人和她的关系——一个是她的老公,一个是她的情人。

    而且,这两位,还是父子。

    唉,别的不说,这个“聚麀之诮”,就很叫人尴尬了。

    所以,也不晓得拿她怎么办才好。

    还有,尼亚孜和热娜古丽都表示,不愿意再留居新疆了。

    尼亚孜是真不能呆在新疆——新疆人尤其是和田人恨毒了他,只要一离开朝廷的庇护,尼亚孜非被他的老乡撕碎了不可。

    热娜古丽则表示,新疆是她的“伤心地”,“不忍长居”。

    于是,经请旨,新疆方面,将这两位一块儿送往北京,请朝廷发落。

    这桩差使办妥了,陶茂林便再次作为展东禄的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新疆太远了,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日期的确定,是比较迟的事儿了,新疆再派人过来,已经赶不及了,陶茂林既在北京,就顺理成章的做了新疆的代表。

    是次祭典,行省之外,蒙古、西藏也奉旨派代表参加——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宋以来”了。

    譬如,西藏的代表,是陪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北京“就学”的德柱活佛——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前西藏的“摄政”。

    *

    *

    抵埠天津,一下船,赵烈文就直奔三口通商衙门。

    前文有过交代,曾国藩这个直隶总督,兼领三口通商事,而三口通商衙门设在天津,因此,一年之内,曾国藩呆在保定,大约七、八个月;呆在天津,大约四、五个月——两头儿跑。

    曾中堂呆在天津的时候,三口通商衙门就兼直隶总督行辕了。

    目下,冬去春来,正是一年中三口商事由少转多的时候。

    不过,往年曾国藩移节天津,都在春夏之交,今年是特别的早一些了。

    之所以这么早,是曾中堂领了辅政王的钧命:确保中法战争期间,直隶不会发生“排洋”的事情。

    直隶洋人的聚集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京师,一个是天津,京师不劳曾中堂费心,他要管好的,是天津。

    辅政王明确交代,“两国交兵,不罪来使,况乎商民?法兰西在华商民,只要遵纪守法,中法开战期间,一体保护!”

    又特别嘱咐,“要防备有人借机生事,由法而洋,兴风作浪——或者兴起教案,或者拿什么‘扶清灭洋’之类的说头蛊惑人心,若真有这样的人,涤翁,你给我往死里削他!”

    当然,辅政王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辅政王的严加戒备,曾国藩略不以为然,如今不像前些年了,风气已开,“仇洋”的事情,已经少了许多,在这上头,不像是有人能够兴风作浪的样子——

    “扶清灭洋”?那是什么鬼?辅政王的脑洞,会不会开的大了点儿?

    不过,小心总是没过逾的,王爷既然有命,自然禀遵不误。

    赵烈文见到曾国藩的时候,他正带着老花镜,埋首纹枰之中,一只手捻着稀疏的花白胡子,一只手掂着一粒黑子,攒眉凝目,踌躇不定。

    棋盘的旁边,摆着一卷棋谱。

    哦,正在“打谱”呢。

    赵烈文立即抱怨,“爵相!菲尔普斯医生说过,黑白子这件物事,其实最耗目力!你的眼疾,也不过堪堪有些好转,怎么就又自困于方圆之中了?”

    微微一顿,“保身、养生,最紧要的,是节劳、节欲!——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曾国藩摘下老花镜,换上近视镜,抬起头来,笑了一笑,说道:“是惠甫啊!你说的对,这手谈的诱惑,其实也是一种‘欲’,实在也是要‘节’的——惭愧,惭愧!”

    说着,伸出手去,乱了棋局。

    赵烈文的目光,落到棋枰之旁的棋谱上,“那一本,是《仙机武库》吧?”

    “是。”

    赵烈文含笑说道,“据一枰之垒,邈有万里之形;拈两指之兵,恍发千钧之弩!奇正相生,实乃麟阁未设色之白图,大将不血刃之虚战!也怪不得爵相不能忘情!”

    曾国藩“呵呵”笑道:“惠甫,我已经放开了!你倒还来招我?”

    赵烈文一笑,换了话题,“这两副眼镜的度数,还合适吧?”

    “合适!”曾国藩掂须笑道,“大约就是太合适了,自以为多累半个时辰的目力,也没有什么关系,才会忍耐不住,自己打了自己一回劫的!”

    “轩邸替爵相请的这个洋医生,”赵烈文说道,“确实是国手!——不过,爵相的眼疾虽然已渐痊愈,可是,眼镜的度数——不论老花镜还是近视镜,可都是比上两副的度数要高了!”

    微微一顿,“爵相,菲尔普斯医生反复告诫——养目、养目!”

    “好了好了,”曾国藩笑道,“惠甫,我已经受教了——譬如小孩子偷糖吃,偶尔犯戒一次,就被你抓到了——哎,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赵烈文心中微动,这种玩笑话,以前,爵相可是很少说的呀!

    “爵相的心情,看来很好啊!”

    “彼此彼此!”曾国藩掂须颔首,“惠甫,你也是神采飞扬啊!”

    “江阴、杭州的事情,爵相应该已经有所耳闻了?”

    “略有所知了——目下,有了电报了嘛!”

    “我这儿有两份东西——”赵烈文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叠纸来,“先请爵相过目——爵相看过了,我再汇报此番江南之行之所得。”

    微微一顿,“我估计,这两份东西,目下,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各省‘代表’,大约已经人手一份了!”

    说着,递了过去。

    曾国藩接了过来,一眼扫过,见上头的每一个字,都有六、七分见方的样子,晓得这是赵烈文为照顾他的眼力,特意写的大字,不由感动,“惠甫,有心了!”

    “这两份,”赵烈文指点着,“一份是轩邸祭阎丽亨的雄文,另一份,是赵竹生的大作——《祭史可法》。”

    曾国藩微微一怔,“史可法?”

    “对!”赵烈文点了点头,“不是‘史忠正’,也不是‘史道邻’、‘史宪之’,是‘史可法’!”

    顿了一顿,“通篇皮里阳秋,说是‘祭’,其实……嗯,还是请爵相自己看吧!”

    曾国藩摘下近视镜,换上老花镜,看了起来。

    他看的很慢,眼中的光芒,忽明忽暗。

    看过了,双目微合,手指极轻、极缓的点着椅子的扶手。

    过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又从头看起。

    看的还是很慢。

    终于,第二遍也看完了。

    曾国藩摘下老花镜,再次合上了眼睛。

    又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带上近视镜,透过镜片,眼中已灼然生辉。

    “惠甫,”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你以为,这篇《祭史可法》,确实是出自赵竹生之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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