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相真正洞彻无遗！”赵烈文亦是眼中放光，“一言即切中肯綮！”
顿了顿，“我以为，执笔《祭史可法》者，应该确是赵竹生——祭史、祭阎二文，语气吞吐，笔锋铺排，都很不一样，不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对他的行文的风格，还是熟悉的。”
将“祭史”、“祭阎”两偏文章放在一起比较，这岂非是说——
嗯嗯。
至于“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是指赵景贤驻节扬州，整顿两淮盐务，赵烈文受曾国藩委派，协助赵景贤办差——湘系介入两淮盐务极深，赵景贤若不得赵烈文之助，经营两淮之时，就极可能和湘系发生直接的冲突，到时候，你来我往，落地的人头，便不止李世忠一个了。
“不过，”赵烈文继续说道，“执笔虽然是赵竹生，但此文通篇立意，却绝不是赵竹生本人的首尾——以我对赵竹生的了解，他虽然不愧‘国士’之名，但无论如何，还没有这番惊世骇俗的见识！”
微微一顿，“在扬州大半年，他也好，我也好，都曾经去瞻仰过史宪之的衣冠冢——虽然不是一块儿去的；日常言谈，也不可能不语及史宪之，彼时，赵竹生对史宪之的看法，不逾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范畴，亦不脱前人、时人的窠臼，无非还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板荡忠臣’、‘取义成仁’那一套，并无一字一词之讥诮——”
赵烈文以史可法的字“宪之”称呼史可法，较之直呼其名，自然要客气一些，不过，客气也是有限的——到底没有拿谥号“忠正”称呼史可法，甚至，也没有拿史可法的号“道邻”来称呼史可法。
字、号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一般情形下，称呼号，较之称呼字，要显得更加客气一些。
“这么说，”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这篇《祭史可法》，是另有高人指点喽？”
“爵相说话太委婉了，”赵烈文笑道，“所谓‘另有高人指点’——根本就是‘秉承上意’嘛！”
微微一顿，“不然，这篇文章，也不能在数日之间，就像自己生了脚一般，大半江浙，都走遍了！——更不能和轩邸祭阎丽亨的雄文，这个……‘结伴同行’啊！”
“嗯，‘自己生脚’、‘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惠甫，你的话……怪有意思的。”
沉吟了一下，“那么，这个‘上意’——”
“我以为，”赵烈文目光炯炯，“最重要的，有两点。”
“哦……请道其详。”
“这其一——”
顿了顿，赵烈文说道，“祭阎、祭史，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其实一脉相承——说的是同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阎丽亨、史宪之皆以城守死节，”赵烈文说道，“何以褒阎贬史？扬阎抑史？阎、史之别，不过在于——一个守了八十一天，一个只守了半天！”
“嗯……是。”
“而且，”赵烈文继续说道，“拿祭文中的话说，一个是‘弹丸下邑’，一个是‘淮左名都’、‘宏城大郡’；一个是‘微秩末吏’，一个是‘阁部之尊’、‘人臣之极’；一个是除了‘虮虱编氓’，再无可恃者；一个是以‘举国钱粮，部勒重兵’，结果呢？——嘿嘿！”
顿了顿，“这个‘贤愚之辨’，就未免太明显了些罢！”
曾国藩微微颔首，然后，轻轻的叹了口气，“而且，拿来比较的，不止于阎丽亨——阎丽亨守的，毕竟不是扬州；可是，李祥甫守的，就是扬州了！”
顿了顿，“祭史一文是怎么说的？嗯，‘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史公愦愦，岂尚不逮李庭芝耶？’”
李庭芝是南宋末年的扬州守将，字祥甫，官位、名气，都远不能和史可法相提并论。
“还真比不了李祥甫！”赵烈文说道，“城破之后，李祥甫、史宪之，一般是死节，可是，在此之前，李祥甫整整坚守了扬州一年半的时间！”
顿了顿，“还有，扬州不仅仅是‘城坚濠广’非江阴可比；其军力、财力、民力，更非江阴可比，一天即失守，这——唉，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啊！”
“是啊！”曾国藩又叹了一口气，“这‘愦愦’二字，尤其诛心——言下之意，大敌当前，史宪之非但毫无主张，更加是……唉，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城守上啊！”
“有趣的是，”赵烈文说道，“这两个字，还是史宪之自己的话！是他‘自觉愦愦’，然后，将军务都交给了幕僚处置——他是主帅啊！又不是病的下不了床，岂可如此行事？”
微微一顿，“事实上，敌人尚未开始攻城，史宪之就已经放弃了坚守的企图了！”
“唉！”曾国藩摇了摇头，“真是起之于地下，亦不知如何自辨了！”
“起之于地下——还不晓得怎么个‘起’法儿呢！”
曾国藩微微一怔，“惠甫，什么意思呢？”
“爵相，”赵烈文沉声说道，“史宪之是只有衣冠冢的。”
曾国藩明白赵烈文的意思了：扬州城破之后，史可法尸骨无存。
“江阴城破之后，”赵烈文说道，“阎丽亨被执，虽然有兵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之事，不过，到底是因为他‘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在先，事实上，端重亲王还是很希望他降顺的——阎丽亨延至第二天黎明，才被害的嘛！”
微微一顿，“而且，留全尸，依礼下葬——其后，亦许其子换贵重棺椁，迁葬本籍通州，史载，开棺之时，犹面目如生。”
“端重亲王”就是彼时的“贝勒”博洛，后封端重亲王。
还有，赵烈文不知不觉，用了“被害”一词。
“还有，”赵烈文继续说道，“江阴一役，血战八十一天，本朝这边，累计死四万余人——对阵的双方，早就杀红了眼！端重亲王麾下，不晓得有多少人，欲食阎之肉、寝阎之皮？这种情形下，端重亲王对阎丽亨，犹不失最基本的敬意！”
顿了顿，“史宪之呢？”
“被执之后，不过三言两语，豫亲王即‘使左右兵之，尸裂而死’——”
说到这儿，赵烈文嘴角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即是说，对史宪之，非但没有任何招降的意思，还——”
抿了抿嘴唇，声音干涩，“立即乱刀砍死，甚至是……乱刃分尸！”
“这实在是一件绝大的惨事，豫亲王做的，实在是太过了！可是——唉！”
曾国藩默然不语。
过了片刻，赵烈文继续说道：“史宪之殉国之后，尸体也不晓得是如何处理的？反正，肯定没有下葬！以致其义子史德威收尸的时候，‘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终致尸骨无存了！”
顿了顿，“扬州不比江阴，不过半天即城破，本朝几乎没有什么伤亡，无论如何，谈不上什么切齿之恨；而照史宪之遗书的口吻，他也绝不可能像阎丽亨那样，对豫亲王‘骂不绝口’。”
“则何以至此？——史宪之的官位，较之阎丽亨，可是云泥有别！”
“再想一想史宪之的四份遗书，其中一份，竟是给豫亲王的！而且，纯出以哀求口吻，说什么‘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
“唉！这不是……太过讽刺了吗？”
“那份遗书中，史宪之还说什么‘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可是，写遗书的时候，豫亲王还没有开始攻城呢！”
“这个时候，就自称什么‘败军之将’？甚至，就哀求敌人将自己‘骸骨归葬’？”
“实在是——唉！”
“所以，《祭史可法》一文，说他‘有死志、无战意’——此六字，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的评’！”
赵烈文一口气说了下来，到了后来，语气愈来愈形激烈。
不过，他为曾国藩谋，一向如是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独对之时，几乎没有任何的忌讳。
“惠甫，”曾国藩开口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史宪之这个样子，莫说自己人，唉，就是敌人，也看他不起啊！””
“可不是？”赵烈文说道，“不然，何至于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
顿了一顿，“以前，面对外敌，穷途末路，只要‘死节’，便可许之为‘完人’——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不是说史宪之是什么‘千古万人’吗？反正，只要‘死节’了，不论生前办了多少误国误民的事儿，也统统不计较了！可谓‘一死遮百丑’！”
再顿一顿，“以后，这套嗑，可是唠不下去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所以，你方才说的‘贤愚之辨’——”
顿了顿，打住。
赵烈文把话头接了过来：
“这个‘贤愚之辨’，就不再以什么‘君子、小人’为分野了！必须为国为民，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才能作数——才可谓‘贤’！譬如，守城，你就得守得住！半天就丢给了敌人，你自个儿，就算死上十遍八遍，许给你的，也只是一个‘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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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了顿，“我以为，执笔《祭史可法》者，应该确是赵竹生——祭史、祭阎二文，语气吞吐，笔锋铺排，都很不一样，不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对他的行文的风格，还是熟悉的。”
将“祭史”、“祭阎”两偏文章放在一起比较，这岂非是说——
嗯嗯。
至于“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是指赵景贤驻节扬州，整顿两淮盐务，赵烈文受曾国藩委派，协助赵景贤办差——湘系介入两淮盐务极深，赵景贤若不得赵烈文之助，经营两淮之时，就极可能和湘系发生直接的冲突，到时候，你来我往，落地的人头，便不止李世忠一个了。
“不过，”赵烈文继续说道，“执笔虽然是赵竹生，但此文通篇立意，却绝不是赵竹生本人的首尾——以我对赵竹生的了解，他虽然不愧‘国士’之名，但无论如何，还没有这番惊世骇俗的见识！”
微微一顿，“在扬州大半年，他也好，我也好，都曾经去瞻仰过史宪之的衣冠冢——虽然不是一块儿去的；日常言谈，也不可能不语及史宪之，彼时，赵竹生对史宪之的看法，不逾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范畴，亦不脱前人、时人的窠臼，无非还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板荡忠臣’、‘取义成仁’那一套，并无一字一词之讥诮——”
赵烈文以史可法的字“宪之”称呼史可法，较之直呼其名，自然要客气一些，不过，客气也是有限的——到底没有拿谥号“忠正”称呼史可法，甚至，也没有拿史可法的号“道邻”来称呼史可法。
字、号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一般情形下，称呼号，较之称呼字，要显得更加客气一些。
“这么说，”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这篇《祭史可法》，是另有高人指点喽？”
“爵相说话太委婉了，”赵烈文笑道，“所谓‘另有高人指点’——根本就是‘秉承上意’嘛！”
微微一顿，“不然，这篇文章，也不能在数日之间，就像自己生了脚一般，大半江浙，都走遍了！——更不能和轩邸祭阎丽亨的雄文，这个……‘结伴同行’啊！”
“嗯，‘自己生脚’、‘结伴同行’，”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惠甫，你的话……怪有意思的。”
沉吟了一下，“那么，这个‘上意’——”
“我以为，”赵烈文目光炯炯，“最重要的，有两点。”
“哦……请道其详。”
“这其一——”
顿了顿，赵烈文说道，“祭阎、祭史，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其实一脉相承——说的是同一件事！”
“哪一件事呢？”
“阎丽亨、史宪之皆以城守死节，”赵烈文说道，“何以褒阎贬史？扬阎抑史？阎、史之别，不过在于——一个守了八十一天，一个只守了半天！”
“嗯……是。”
“而且，”赵烈文继续说道，“拿祭文中的话说，一个是‘弹丸下邑’，一个是‘淮左名都’、‘宏城大郡’；一个是‘微秩末吏’，一个是‘阁部之尊’、‘人臣之极’；一个是除了‘虮虱编氓’，再无可恃者；一个是以‘举国钱粮，部勒重兵’，结果呢？——嘿嘿！”
顿了顿，“这个‘贤愚之辨’，就未免太明显了些罢！”
曾国藩微微颔首，然后，轻轻的叹了口气，“而且，拿来比较的，不止于阎丽亨——阎丽亨守的，毕竟不是扬州；可是，李祥甫守的，就是扬州了！”
顿了顿，“祭史一文是怎么说的？嗯，‘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史公愦愦，岂尚不逮李庭芝耶？’”
李庭芝是南宋末年的扬州守将，字祥甫，官位、名气，都远不能和史可法相提并论。
“还真比不了李祥甫！”赵烈文说道，“城破之后，李祥甫、史宪之，一般是死节，可是，在此之前，李祥甫整整坚守了扬州一年半的时间！”
顿了顿，“还有，扬州不仅仅是‘城坚濠广’非江阴可比；其军力、财力、民力，更非江阴可比，一天即失守，这——唉，怎么说都说不过去啊！”
“是啊！”曾国藩又叹了一口气，“这‘愦愦’二字，尤其诛心——言下之意，大敌当前，史宪之非但毫无主张，更加是……唉，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城守上啊！”
“有趣的是，”赵烈文说道，“这两个字，还是史宪之自己的话！是他‘自觉愦愦’，然后，将军务都交给了幕僚处置——他是主帅啊！又不是病的下不了床，岂可如此行事？”
微微一顿，“事实上，敌人尚未开始攻城，史宪之就已经放弃了坚守的企图了！”
“唉！”曾国藩摇了摇头，“真是起之于地下，亦不知如何自辨了！”
“起之于地下——还不晓得怎么个‘起’法儿呢！”
曾国藩微微一怔，“惠甫，什么意思呢？”
“爵相，”赵烈文沉声说道，“史宪之是只有衣冠冢的。”
曾国藩明白赵烈文的意思了：扬州城破之后，史可法尸骨无存。
“江阴城破之后，”赵烈文说道，“阎丽亨被执，虽然有兵卒‘以枪刺其胫，血涌沸而仆’之事，不过，到底是因为他‘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在先，事实上，端重亲王还是很希望他降顺的——阎丽亨延至第二天黎明，才被害的嘛！”
微微一顿，“而且，留全尸，依礼下葬——其后，亦许其子换贵重棺椁，迁葬本籍通州，史载，开棺之时，犹面目如生。”
“端重亲王”就是彼时的“贝勒”博洛，后封端重亲王。
还有，赵烈文不知不觉，用了“被害”一词。
“还有，”赵烈文继续说道，“江阴一役，血战八十一天，本朝这边，累计死四万余人——对阵的双方，早就杀红了眼！端重亲王麾下，不晓得有多少人，欲食阎之肉、寝阎之皮？这种情形下，端重亲王对阎丽亨，犹不失最基本的敬意！”
顿了顿，“史宪之呢？”
“被执之后，不过三言两语，豫亲王即‘使左右兵之，尸裂而死’——”
说到这儿，赵烈文嘴角痉挛似的抽动了一下，“即是说，对史宪之，非但没有任何招降的意思，还——”
抿了抿嘴唇，声音干涩，“立即乱刀砍死，甚至是……乱刃分尸！”
“这实在是一件绝大的惨事，豫亲王做的，实在是太过了！可是——唉！”
曾国藩默然不语。
过了片刻，赵烈文继续说道：“史宪之殉国之后，尸体也不晓得是如何处理的？反正，肯定没有下葬！以致其义子史德威收尸的时候，‘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终致尸骨无存了！”
顿了顿，“扬州不比江阴，不过半天即城破，本朝几乎没有什么伤亡，无论如何，谈不上什么切齿之恨；而照史宪之遗书的口吻，他也绝不可能像阎丽亨那样，对豫亲王‘骂不绝口’。”
“则何以至此？——史宪之的官位，较之阎丽亨，可是云泥有别！”
“再想一想史宪之的四份遗书，其中一份，竟是给豫亲王的！而且，纯出以哀求口吻，说什么‘得以骸骨归葬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
“唉！这不是……太过讽刺了吗？”
“那份遗书中，史宪之还说什么‘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可是，写遗书的时候，豫亲王还没有开始攻城呢！”
“这个时候，就自称什么‘败军之将’？甚至，就哀求敌人将自己‘骸骨归葬’？”
“实在是——唉！”
“所以，《祭史可法》一文，说他‘有死志、无战意’——此六字，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的评’！”
赵烈文一口气说了下来，到了后来，语气愈来愈形激烈。
不过，他为曾国藩谋，一向如是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独对之时，几乎没有任何的忌讳。
“惠甫，”曾国藩开口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史宪之这个样子，莫说自己人，唉，就是敌人，也看他不起啊！””
“可不是？”赵烈文说道，“不然，何至于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
顿了一顿，“以前，面对外敌，穷途末路，只要‘死节’，便可许之为‘完人’——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不是说史宪之是什么‘千古万人’吗？反正，只要‘死节’了，不论生前办了多少误国误民的事儿，也统统不计较了！可谓‘一死遮百丑’！”
再顿一顿，“以后，这套嗑，可是唠不下去了！”
曾国藩点了点头，“所以，你方才说的‘贤愚之辨’——”
顿了顿，打住。
赵烈文把话头接了过来：
“这个‘贤愚之辨’，就不再以什么‘君子、小人’为分野了！必须为国为民，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才能作数——才可谓‘贤’！譬如，守城，你就得守得住！半天就丢给了敌人，你自个儿，就算死上十遍八遍，许给你的，也只是一个‘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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