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天。

    王朝酒店2000年秋天的悉尼演唱会,是我主导的中国红河民族交响乐团的首次商演,能否成功,其实我心中也没有底,也感到很大的压力。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由国家公派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和慱士学位。可以说:如果不是云南,准确地说如果不是边城迤萨,那读研究生和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都不会轮到我。那年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我就以云南红河县阿扎乡哈尼族多声部唱法为论文主题,写岀了论文《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兼论云南红河哈尼族多声部唱法的世界价值〉》。我否定了人们普遍认为的只有欧洲才有多声部音乐艺术的观点,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感性的、单一的、单线条的。而欧洲音乐是理性的、逻辑的、复合性的、是经历过西方工业革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从而否定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民族音乐虚无论,音乐艺术在欧美的观点。我也因此被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学术权威讥嘲为狂妄之徒。我承认我的狂妄,同时也承认中国音乐史就是一部被割裂撕烂了的历史,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学艺术是不可能游离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在历史的沿革中,中国音乐不断地被革命的暴力打断乃至消解,很多艺术形式在漫长的岁月中,于时间中腐烂、流失、以至消亡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我们中国而言,也存在着地理的差异性、文化的差异性。就是这种差异性,让云南红河阿扎乡哈尼族多声部唱法这种艺术形式留存了下来。因此,我始终认为阿扎乡就音乐艺术而言,不仅是中国的阿扎乡,而且还是世界的阿扎乡。因此,我的结论是欧洲有的艺术,我们有,欧洲没有的艺术我们也有,并且是从来都有。如果谁否定了这点,就是对中国千年文明史的质疑。

    当年我的狂妄,也缘于对一些人的心理上的反感,开口就是肖邦、舒伯特、还有什么柴可夫斯基,这些大师当然好,可阿扎乡土地上的人,人人都是歌者,人人都是舞者,他们在大地上舞蹈,难道就不能是大师吗?当然,我得感恩于我的早已不在人间的老校长,是他把我的论文送给了一位据说是什么首长,首长批示说我是一个有民族大义的好学生,是中国民族音乐的未来,也由此而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这个被视为乱说乱讲的学生被派到了英国。(此处要与后面自圆其说)回国后,我一直在国家交响乐团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我离开国家交响乐团有太多的原因,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让红河阿扎乡这样的中国民族音乐让世界知道,让这个时代知道。

    阿索对我说:“黄,黃老师,不要有什么压力,赚钱不赚钱无所谓,就当我们去悉尼耍一把。”

    阿索早就不是什么文联办主任,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在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名为奕车(跨国)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名下的产业有玉石、矿产、木材、房地产、酒店等,拥有缅北最大的玉石基地,拥有老挝的黄金开采权和木材开采权,在国内也有不少的产业,是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商人之一。因此,就财产归属而言,中国红河民族交响乐团的所有者是阿索,我这个团长只是主事者而己。

    我对阿索说:“我不能无所谓,我一辈子晃去晃来就是想干成这件事情,让世界听到中国人,阿扎乡的人,唱出的最动人的声音。”

    阿索说:“这,这我知道,我们奕车人从小就唱歌,唱给天空听,唱给大地听,唱给布谷鸟听,我们是用心唱,秋天丰收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灵天空大地布谷鸟听懂了我们的心愿,所以才有了丰收。就事论事,我相信黄老师你,但不想你有压力,我亏得起。有钱当然重要,但还得有尊严。”阿索的汉话还是结结巴巴的。

    我和阿索都回避不谈阿玥的事。

    阿索轻描淡写的说:“这么多年还一个人过吗?还是应该有个伴才行”。

    我说:“习惯了。”

    我和阿索的偶遇还是在悉尼歌剧院。

    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在悉尼参加一个活动,友人约我到悉尼歌剧院观看乌克兰歌舞团表演的歌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这边的一个日本女人指着前面的一个中国人说:“中国人,暴发户,跑歌剧院睡觉来了。”

    不料这个中国人睁开眼睛说:“我就睡觉了不可以吗?你知道音乐是用心来听的而不是用眼睛看的,你懂吗?你一个日本娘们知道什么是音乐?中国人从来都是你们的祖宗,将来还是。你想不想听,我让你在这歌剧院听中国人最好的音乐?你们日本人除了中国的东西还有什么?”

    日本女人一时无语。我一看这黑脸汉子不是阿索吗?在歌剧院吵架终究不雅,我上去悄然拉着阿索的手,走出了歌剧院。

    走出歌剧院,见一女的和两黑衣人紧跟阿索,在歌剧院门口,两黑衣人上来就把我架住。阿索厉声说:“松开,我的老师,一点眼水没有,你们看他像杀手吗?”黑衣人恭敬地说:“是,主席。”

    原来女的是他秘书,黑衣人是保镖,搞得像黑社会似的。

    这是他乡遇故知啊!

    想起多年前的相遇晃若隔世。

    我别了友人,上了阿索的黑色的林肯轿车,直奔阿索在悉尼的分公司。就是这次偶遇,萌生了中国红河民族交响乐团。

    那天晩上,阿索说:“黄,黄老师若有意,我就在昆明盖一红河歌剧院,像悉尼歌剧院一样。”

    阿索的口气真的有点像暴发户,但我还是动心了。

    阿索说:“你答应主事,我就投资。”

    就是这次悉尼的偶遇,让我下决心离开了可能相伴一生的国家交响乐团。从组织机构、人员配置,到红河歌剧院的建成,花去了五年的时间。2000春天,红河歌剧院的首次演出《大地狂欢》成了当年中国娱乐界的十大事件之一。但我们的目标是悉尼,是世界,是中国民族音乐的复兴,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最好的声音最好的音乐在中国,在云南,在红河阿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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