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武侠中，中原武林总会有这样一个帮派组织存在，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却有着扶危济贫、心系天下的侠肝义胆。如果说，金庸老先生刻意塑造的郭靖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那么，这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组织也足以称之为此了，而且，绰绰有余！这个帮派组织就是号称天下第一帮的“丐帮”！
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介绍的，是丐帮的前身，乞活军！
就像丐帮有传奇人物如乔峰、洪七公、黄蓉一样，乞活军也是一支不断创造着奇迹的部队，建立成汉帝国，诞生名将如冉闵、李农，着实轰轰烈烈，气势非凡。
然而乞活军的起源与形成却是一个格外沉重的话题，但在那段历史中却无法避免也必须提及。我们需要通过它来窥探一斑那个时代处于绝望中的广大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与反抗。
乞活，乞求活命之意，没有人愿意死，于是，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能去“乞活”。乞活的人多了，再经过他人有目的的组织、培训，就成了军队——乞活军。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中国的北方战场，乞活军很特殊，也很活跃，几经沉浮而不倒，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乞活军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流民集体，为自己乞活，被他人利用。同时兼具官方和民间组织两种性质。所具有的共同的目标（乞活）让乞活军成为流民中最为团结、活动范围最为广泛、历时最为持久的队伍，当然，这也与那个时候广大人民长期吃不饱饭有关。为了最基本的吃饭和生存的问题，乞活军四处流动作战，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贯穿整个八王之乱，贯穿整个五胡乱华，甚至直至南北朝的对峙。
有天灾，有人祸，就有乞活军。
我们换个说法：吃饭的问题，才是乞活军之所以存在的根源。
在五胡乱华时期，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各方势力相继登场和垮台，加上频繁的瘟疫和自然灾害，广大劳动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不能得到保障。
晋惠帝永兴二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以致“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鉴》）；永嘉四年（310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通鉴》）；可以说是见什么吃什么，蝗灾过后，能留给人类的，恐怕也只有光秃秃的土地和遍地骸骨了；永嘉六年（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晋书》）。人不粒食的意思就是：人连一粒粮食都没得吃。饥饿足以让人精神崩溃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地区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晋书》）的人间惨剧。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也时有经常。以并州（今山西北部）为例，“寇贼纵横，道路断塞”（《通鉴》），到处是强盗和兵乱，根本无安全可言。“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通鉴》），本该热闹的市井，颇有生机的乡村，处处残败如人间地狱。
生存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四处流浪和迁徙，以寻求能带来一口吃食和片刻安宁的避难之所。然而，五胡乱世，安宁只能是相对而言，世上本没有“世外桃源”，即使是有，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百姓，多数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四处奔走“乞活”的那些人们，就是流民，而乞活军的形成就是源于这样的流民的泛滥。流民，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因为战乱或饥荒，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成群结队的迁往他乡。流民不同于移民，移民辗转迁徙后会定居下来，有最终的目的地；也不同于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到了地儿，说不准还有安家费可以拿。流民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松散，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吃完了，再去找下一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流民活动是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其实就是流民进行的武装乞活运动，经村过县，如蝗虫一般，席卷走所有能带走的一切。包括那些本不是流民的人们，也因为流民的到来而成为流民。
事情总是在相辅相成中成长，即使它是一棵毒瘤。乱世出流民，因为没有饭吃；流民扰乱世，更乱的乱世让大家都没有饭吃，然后都去做流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那些日子，各方霸主相继逐鹿，地方政府朝不保夕，在惶惶中求以终日，根本无暇顾及泛滥而起的流民，所谓遣送安置更是无从谈起。在当时，流民之多、遍布之广，达到了旷世空前的境况（人口基数虽少，但流民的比例却高）。
有谁愿意接纳那些成千上万的流民呢？没有人，相反，流民所到之处都会受到排斥，无论哪里都缺粮食，有粮食也不愿意给他们吃。但流民自然不想因为文明礼貌而被饿死，于是，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晋书》），还有“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通鉴》）”，这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为防止流民哄抢，各地纷纷组织武装防范，而流民受到攻击，就要自卫，也逐渐自发地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晋书》），“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寇掠汉中”（《通鉴》）。这些流民武装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乞活军也就应运而生。其中最活跃、历时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马腾（就是那个准备把石勒卖掉充军饷的司马腾）的部队。西晋末年，“并州（今山西北部）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饥荒加上兵乱，以至于“郡县莫能自保”（《通鉴》）。无奈之下，州将田甄、李恽、薄盛等人，便将流民组织起来，“悉随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跟随司马腾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东北、山东西部）谋食，这支队伍便被称作乞活军。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将流民收编，使这些人有所依靠；二是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便于谋食。没有财产住所，只为活命乞食，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无后顾之忧，十分勇敢强悍，成为司马腾麾下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乞活军所进行的战斗，主要是和石勒展开的。八王之乱时，司马腾镇守邺城，曾与成都王司马颖互相攻伐。司马颖死后，汲桑和石勒（曾在司马颖旧部公师蕃的麾下效力，当时的石勒还没有发迹）为司马颖报仇，攻下邺城，杀掉司马腾，焚城而去。乞活军又在田甄、田兰等人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了汲桑。
其后乞活军内部由于政见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死后，部众分散，李恽率乞活军逃至洧仓（河南许昌东），与石勒军队进行过多次征战（此时的石勒已是前赵的大将），让石勒吃了不少苦头。如“石季龙（石虎）袭乞活王平于梁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内），败绩而归”（《晋书》）。但终究还是为石勒所灭。另一部乞活军由田甄率领远走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石勒付出很大代价才将其打败，其中陈午一部投降石勒，后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东晋。
这支活跃在中国古战场上的特殊部队，辗转存活了百余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五胡乱华时期流民武装的一个特例。为了粮食，为了生活，为了自保，不得不卷入到战争的行列，也体现出流民的困苦与无奈。一个“乞”字，一个“活”字，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所有流民的悲惨与不幸。乞活军的出现和存在，充分见证了那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悲壮与凄凉。
冉闵、李农领导的军队，其实就是乞活军中的一部。那些活不下去的汉人，是他们赖以起家立足的根本。褚裒北伐的时候，遇到的李农的部队，其实就是投降了后赵的乞活军，纯粹由汉人组成的军队，那时，却是羯人的走狗。
在这里我们要进行介绍的，是丐帮的前身，乞活军！
就像丐帮有传奇人物如乔峰、洪七公、黄蓉一样，乞活军也是一支不断创造着奇迹的部队，建立成汉帝国，诞生名将如冉闵、李农，着实轰轰烈烈，气势非凡。
然而乞活军的起源与形成却是一个格外沉重的话题，但在那段历史中却无法避免也必须提及。我们需要通过它来窥探一斑那个时代处于绝望中的广大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挣扎与反抗。
乞活，乞求活命之意，没有人愿意死，于是，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能去“乞活”。乞活的人多了，再经过他人有目的的组织、培训，就成了军队——乞活军。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中国的北方战场，乞活军很特殊，也很活跃，几经沉浮而不倒，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乞活军是由官方组织起来的流民集体，为自己乞活，被他人利用。同时兼具官方和民间组织两种性质。所具有的共同的目标（乞活）让乞活军成为流民中最为团结、活动范围最为广泛、历时最为持久的队伍，当然，这也与那个时候广大人民长期吃不饱饭有关。为了最基本的吃饭和生存的问题，乞活军四处流动作战，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贯穿整个八王之乱，贯穿整个五胡乱华，甚至直至南北朝的对峙。
有天灾，有人祸，就有乞活军。
我们换个说法：吃饭的问题，才是乞活军之所以存在的根源。
在五胡乱华时期，中国北方连年战乱，各方势力相继登场和垮台，加上频繁的瘟疫和自然灾害，广大劳动人民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不能得到保障。
晋惠帝永兴二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以致“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通鉴》）；永嘉四年（310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通鉴》）；可以说是见什么吃什么，蝗灾过后，能留给人类的，恐怕也只有光秃秃的土地和遍地骸骨了；永嘉六年（312年）“幽州大水，人不粒食”（《晋书》）。人不粒食的意思就是：人连一粒粮食都没得吃。饥饿足以让人精神崩溃而做出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地区出现“易子而食”、“人相食”（《晋书》）的人间惨剧。
天灾无法避免，人祸也时有经常。以并州（今山西北部）为例，“寇贼纵横，道路断塞”（《通鉴》），到处是强盗和兵乱，根本无安全可言。“府寺焚毁，邑野萧条”（《通鉴》），本该热闹的市井，颇有生机的乡村，处处残败如人间地狱。
生存受到威胁，人们不得不四处流浪和迁徙，以寻求能带来一口吃食和片刻安宁的避难之所。然而，五胡乱世，安宁只能是相对而言，世上本没有“世外桃源”，即使是有，也不足以容纳天下百姓，多数人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
四处奔走“乞活”的那些人们，就是流民，而乞活军的形成就是源于这样的流民的泛滥。流民，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因为战乱或饥荒，百姓无法生活，于是成群结队的迁往他乡。流民不同于移民，移民辗转迁徙后会定居下来，有最终的目的地；也不同于徙民，徙民是官方有组织的迁徙，到了地儿，说不准还有安家费可以拿。流民在形式上表现得更为松散，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是他们的家，吃完了，再去找下一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流民活动是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其实就是流民进行的武装乞活运动，经村过县，如蝗虫一般，席卷走所有能带走的一切。包括那些本不是流民的人们，也因为流民的到来而成为流民。
事情总是在相辅相成中成长，即使它是一棵毒瘤。乱世出流民，因为没有饭吃；流民扰乱世，更乱的乱世让大家都没有饭吃，然后都去做流民。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那些日子，各方霸主相继逐鹿，地方政府朝不保夕，在惶惶中求以终日，根本无暇顾及泛滥而起的流民，所谓遣送安置更是无从谈起。在当时，流民之多、遍布之广，达到了旷世空前的境况（人口基数虽少，但流民的比例却高）。
有谁愿意接纳那些成千上万的流民呢？没有人，相反，流民所到之处都会受到排斥，无论哪里都缺粮食，有粮食也不愿意给他们吃。但流民自然不想因为文明礼貌而被饿死，于是，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晋书》），还有“流民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素为居民所苦，皆烧城邑。（《通鉴》）”，这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为防止流民哄抢，各地纷纷组织武装防范，而流民受到攻击，就要自卫，也逐渐自发地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流民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为坞主”（《晋书》），“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据成固，寇掠汉中”（《通鉴》）。这些流民武装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乞活军也就应运而生。其中最活跃、历时最久的便是燕王司马腾（就是那个准备把石勒卖掉充军饷的司马腾）的部队。西晋末年，“并州（今山西北部）饥馑，数为胡寇所掠”，饥荒加上兵乱，以至于“郡县莫能自保”（《通鉴》）。无奈之下，州将田甄、李恽、薄盛等人，便将流民组织起来，“悉随腾就谷冀州，号为'乞活'”，跟随司马腾到冀州（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河南东北、山东西部）谋食，这支队伍便被称作乞活军。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将流民收编，使这些人有所依靠；二是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便于谋食。没有财产住所，只为活命乞食，这样的部队打起仗来无后顾之忧，十分勇敢强悍，成为司马腾麾下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乞活军所进行的战斗，主要是和石勒展开的。八王之乱时，司马腾镇守邺城，曾与成都王司马颖互相攻伐。司马颖死后，汲桑和石勒（曾在司马颖旧部公师蕃的麾下效力，当时的石勒还没有发迹）为司马颖报仇，攻下邺城，杀掉司马腾，焚城而去。乞活军又在田甄、田兰等人的带领下，替司马腾报仇，在乐陵杀了汲桑。
其后乞活军内部由于政见不合走向分裂：一部分在李恽、薄盛带领下，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司马越死后，部众分散，李恽率乞活军逃至洧仓（河南许昌东），与石勒军队进行过多次征战（此时的石勒已是前赵的大将），让石勒吃了不少苦头。如“石季龙（石虎）袭乞活王平于梁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内），败绩而归”（《晋书》）。但终究还是为石勒所灭。另一部乞活军由田甄率领远走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石勒付出很大代价才将其打败，其中陈午一部投降石勒，后又反叛石勒南走江淮，投靠了东晋。
这支活跃在中国古战场上的特殊部队，辗转存活了百余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五胡乱华时期流民武装的一个特例。为了粮食，为了生活，为了自保，不得不卷入到战争的行列，也体现出流民的困苦与无奈。一个“乞”字，一个“活”字，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所有流民的悲惨与不幸。乞活军的出现和存在，充分见证了那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的悲壮与凄凉。
冉闵、李农领导的军队，其实就是乞活军中的一部。那些活不下去的汉人，是他们赖以起家立足的根本。褚裒北伐的时候，遇到的李农的部队，其实就是投降了后赵的乞活军，纯粹由汉人组成的军队，那时，却是羯人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