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顺义王等蒙古首领面圣后的第三日，朱由检终于得到了这些蒙古首领的回应。顺义王在萨囊彻辰的极力劝说下，终于接受了民族及宗教委员会主任一职。
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及宗教委员会直属于内阁之下，比起从前朝廷给的顺义王空头称号更有地位和权力，倒是让顺义王及几名被挑选任命的蒙古首领大为喜悦了起来。
随着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原本在西南地区已经成立的少数民族管理委员会便自动的并入了进来。几名在西南平叛战争中作战出色的云南、贵州、四川土司，也被调入了京城。
而归属于礼部的僧道司也转入到了委员会的名下，原本这些隶属于礼部的官吏对于自己的职位变动还是相当抵触的，不过他们很快就失去了怨言。
在礼部僧道司，一般都是用来安置闲人和不被人所喜的刺头的地方。僧道司的官员从来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就连办公场所在礼部官署内，也是最为破烂狭小的一处厢房之内。
但是改换了门庭之后，这些官员便搬入了十王府一处十亩大小的宅院内，不管是整修一新的建筑，还是雅致非常的园林，都比他们之前的办公场所要阔气的多。
而且这些一贯穷困的官吏，在调任之后，工资立刻翻了3倍。这些物质上的条件，顿时让某些官吏打消了申请调离或是退仕的打算，想要先观望一段时间。
这些留下来的官吏事实上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主任及主任级委员虽然属于少数民族的首领、头人，或是宗教领袖，但是真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人员，却是以这些官吏为骨干的事务官。
所以日后该委员会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部门首领虽然是委员会主任，但是一切权力却掌握在了委员会秘书长的官员手中。虽然委员会主任并不缺乏签字权，但是决定他有权力签署什么文件的，却在于委员会的秘书长。
对于这样一个强势的秘书长职务，历任的委员会主任虽然表示过不满，但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又不得不依靠他们。毕竟每一任主任大多只熟悉本民族、本宗教的事务，另外至多了解一些汉人的文化，对于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事务都很陌生。
脱离了这些近乎全知的辅助官，委员会首先就运转不下去了。而对于首任委员会主任顺义王来说，他倒是没有这个烦恼，但是他也没想过真的去干预委员会的运作。
顺义王依靠着明人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各部首领在他面前一如既往，但是顺义王能够感受到，那些部落首领无意间对他展现出来的轻视。
蒙古各部在入主中原之后虽然接受了一部分汉人的文化，从而摆脱了不少野蛮习性。但是在被汉人赶出中原后，重新恢复了游牧生活的蒙古各部，为了对抗恶劣的生活环境，很快就恢复了一些草原民族的传统。
比如只存在于部族内部的团结，战争时对待其他部族犹如对待其他民族一样，没什么区别。习惯于向强势者屈服，却又鄙视弱者等等。
俺答汗之所以能够成为右翼蒙古诸部的首领，不仅仅在于他为右翼蒙古各部赢得了互市，还在于他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顺义王这个名号与其说是明朝的赏赐，倒不如说是他从明朝手中夺取的。
卜石兔这个顺义王不仅连自己的居城、部众都保不住，还要仰赖明人出头抵挡住林丹汗的进攻，并索回自己的妻、子，这让一干蒙古右翼部落首领大失所望。
如果不是林丹汗想要的不仅仅是顺义王的称号，还包括他们各部在内的各部部众，这些蒙古首领大约一早就投靠他去了。
迫于林丹汗的暴虐，右翼蒙古各部不得不团结在顺义王的周围对抗察哈尔部，但是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各部首领显然已经不再把卜石兔当做他们的首领了。
按照草原上的传统，这个时候，应当有一位更为强大的部落首领接任顺义王，保护右翼蒙古各部的安全，而他们也将向他奉上自己的忠诚。
而顺义王卜石兔很快就会死于一场意外，也许是从马上跌落了下来，又或者是一场疾病。对于这种权力更替中的谋杀，蒙古部族首领们并不比汉人更陌生。
卜石兔同样也很清楚这种传统，所以才会顶着大多数首领的反对，接受了明国朝廷对右翼蒙古各部的盟、旗改编，并在关外设置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
这种行政编制上的变化，大大的削弱了各部首领对于自家部众的控制权，并让明国朝廷的力量重新出现在了草原之上。但是对于想要保证自己身家性命和地位的卜石兔，还有那些各部的贫苦牧民来说，却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即便是很大一部分蒙古部族的小首领，对于这种划分草场确定产权的固定放牧，也是抱着欣然接受的态度的。在以往，虽然大家都承认草原是无主之地，人人皆可放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水草最为丰美的那几片草地，必然是属于几个大部族的。
而一旦较大的部族看中了某个小部族的草场，小部族也只能乖乖的拱手相让，不敢稍作争辩，毕竟大草原上是没有律法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部族会越来越兴盛，而小部族则慢慢消亡终于消失的缘由。
卜石兔心中也很清楚，林丹汗夺走了归化，不仅仅在声誉上对他造成了重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夺走了富饶的土默特川。从此他的部族将再无一片肥沃的土地放牧定居，而需要沦落到同那些小部族抢夺草场的无尽纷争中去了。
已经习惯于舒适定居生活的土默特贵族们，从前他们依靠招募来的汉人耕种，收取赋税就能过上好日子。显然是无法再习惯于亲自拿起马鞭在草原上放牧的生活了。这些贵族的不满情绪，将会在今后彻底埋葬他的权力和地位。
在这种状况之下，为土默特部族，为他自己寻找一个出路，就成了当务之急。成立畜牧公司也好，接受朝廷的官职也好，都是卜石兔增加自己的生存资本，好让朝廷对他更重视一些，多支持他一些，不要让自己沦落到最为悲惨的结局中去。
有着顺义王的带头，不管是接受朝廷委任的官职，还是各旗同四海商行合作成立畜牧公司，都开始走上了正规。而有了这个畜牧公司的存在，各旗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向中央银行贷了款。
这些蒙古首领显然不在意12%的年利率有多高，他们只关心有多少钱能落在自己手中。中央银行衡量评估了风险之后，一共放贷出了80万元的款子。
虽然不少蒙古首领不太喜欢银行给的红票子，但是当这些红票子能够从四海商行中购买到他们需要的货物后，他们便不在意银行给自己的贷款是纸币还是银两这回事了。
当这些蒙古首领开春后返回草原时，起码有一半多的贷款已经花在京城内，其中有十分之一是用于他们自己个人的消费。显然这些蒙古首领们，还没有学会把个人财产同部族财产分开的习惯。
负责打理内蒙畜牧公司的商人对此有些担忧，但是负责管理民族事务的官吏却很乐意见到这种现象。现在这些部落首领以为这贷款是白捡的，但是一旦畜牧公司开始运转起来，当那些牧民们被纳入到大明的经济圈后，他们这种行为就变成了贪污公款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把柄。
而对于右翼蒙古各部大部分首领的欣然接受，代表林丹汗而来的察哈尔使者贵英恰却陷入了头疼之中。虽然察哈尔部小输了一场，但是并没有损及察哈尔部的根本。
真正重要的是，从辽河套迁移到河套平原之后，林丹汗需要大量的物资去安抚那些被强制迁移而来的附庸部族，和被征服的部族。
没有了这些部族对于察哈尔部的支持，察哈尔部就不可能在河套平原上扎下根来。这就好比一棵大树移植之后，就必须大量的灌输肥料和养分，才能让迁移来的树木同土壤结合在一起，而不至于因为水土不合而干枯一样。
但是察哈尔部手中没有明国商人需要的金银，如果用牲畜当做支付手段，这么大数量的牲畜除了官方正式开市外，不是几个走私商人能够吃的下的。而且走私商人也无法满足察哈尔部需要的海量物资。
但是，明国朝廷虽然同意开市，却不愿意提高市赏，这使得贵英恰有些为难。更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是，明国要求察哈尔部接受纸币进行交易，今后连市赏也以纸币进行结算。
虽然明国官员保证，这些纸币可以购买到他们需要的物资，但是贵英恰却很担忧，一旦察哈尔同明国交恶，这些纸币岂不是变成了废纸？毕竟银两可以在任何地方流通，但是纸币却只能同明国进行交易。
此外，明人虽然拒绝了提高市赏的额度，但是却愿意向林丹汗给予一笔35万元的贷款，条件是将原本归化城附近的耕地租借给明人的农垦公司，并要求林丹汗保证这些农垦公司的安全。
贵英恰从心里上并不想答应明人的这些条件，但是一名明国的官员却给他送来了一份契约，约定了四海商行每年从他手中购买10万头牛羊，价格比照市价贵一成。这一成的价格，显然是对他的贿赂，贵英恰也正是为此烦闷不已。
这个新成立的民族及宗教委员会直属于内阁之下，比起从前朝廷给的顺义王空头称号更有地位和权力，倒是让顺义王及几名被挑选任命的蒙古首领大为喜悦了起来。
随着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原本在西南地区已经成立的少数民族管理委员会便自动的并入了进来。几名在西南平叛战争中作战出色的云南、贵州、四川土司，也被调入了京城。
而归属于礼部的僧道司也转入到了委员会的名下，原本这些隶属于礼部的官吏对于自己的职位变动还是相当抵触的，不过他们很快就失去了怨言。
在礼部僧道司，一般都是用来安置闲人和不被人所喜的刺头的地方。僧道司的官员从来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就连办公场所在礼部官署内，也是最为破烂狭小的一处厢房之内。
但是改换了门庭之后，这些官员便搬入了十王府一处十亩大小的宅院内，不管是整修一新的建筑，还是雅致非常的园林，都比他们之前的办公场所要阔气的多。
而且这些一贯穷困的官吏，在调任之后，工资立刻翻了3倍。这些物质上的条件，顿时让某些官吏打消了申请调离或是退仕的打算，想要先观望一段时间。
这些留下来的官吏事实上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民族和宗教委员会的主任及主任级委员虽然属于少数民族的首领、头人，或是宗教领袖，但是真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人员，却是以这些官吏为骨干的事务官。
所以日后该委员会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部门首领虽然是委员会主任，但是一切权力却掌握在了委员会秘书长的官员手中。虽然委员会主任并不缺乏签字权，但是决定他有权力签署什么文件的，却在于委员会的秘书长。
对于这样一个强势的秘书长职务，历任的委员会主任虽然表示过不满，但是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却又不得不依靠他们。毕竟每一任主任大多只熟悉本民族、本宗教的事务，另外至多了解一些汉人的文化，对于其他民族、其他宗教的事务都很陌生。
脱离了这些近乎全知的辅助官，委员会首先就运转不下去了。而对于首任委员会主任顺义王来说，他倒是没有这个烦恼，但是他也没想过真的去干预委员会的运作。
顺义王依靠着明人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各部首领在他面前一如既往，但是顺义王能够感受到，那些部落首领无意间对他展现出来的轻视。
蒙古各部在入主中原之后虽然接受了一部分汉人的文化，从而摆脱了不少野蛮习性。但是在被汉人赶出中原后，重新恢复了游牧生活的蒙古各部，为了对抗恶劣的生活环境，很快就恢复了一些草原民族的传统。
比如只存在于部族内部的团结，战争时对待其他部族犹如对待其他民族一样，没什么区别。习惯于向强势者屈服，却又鄙视弱者等等。
俺答汗之所以能够成为右翼蒙古诸部的首领，不仅仅在于他为右翼蒙古各部赢得了互市，还在于他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顺义王这个名号与其说是明朝的赏赐，倒不如说是他从明朝手中夺取的。
卜石兔这个顺义王不仅连自己的居城、部众都保不住，还要仰赖明人出头抵挡住林丹汗的进攻，并索回自己的妻、子，这让一干蒙古右翼部落首领大失所望。
如果不是林丹汗想要的不仅仅是顺义王的称号，还包括他们各部在内的各部部众，这些蒙古首领大约一早就投靠他去了。
迫于林丹汗的暴虐，右翼蒙古各部不得不团结在顺义王的周围对抗察哈尔部，但是当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各部首领显然已经不再把卜石兔当做他们的首领了。
按照草原上的传统，这个时候，应当有一位更为强大的部落首领接任顺义王，保护右翼蒙古各部的安全，而他们也将向他奉上自己的忠诚。
而顺义王卜石兔很快就会死于一场意外，也许是从马上跌落了下来，又或者是一场疾病。对于这种权力更替中的谋杀，蒙古部族首领们并不比汉人更陌生。
卜石兔同样也很清楚这种传统，所以才会顶着大多数首领的反对，接受了明国朝廷对右翼蒙古各部的盟、旗改编，并在关外设置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
这种行政编制上的变化，大大的削弱了各部首领对于自家部众的控制权，并让明国朝廷的力量重新出现在了草原之上。但是对于想要保证自己身家性命和地位的卜石兔，还有那些各部的贫苦牧民来说，却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即便是很大一部分蒙古部族的小首领，对于这种划分草场确定产权的固定放牧，也是抱着欣然接受的态度的。在以往，虽然大家都承认草原是无主之地，人人皆可放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水草最为丰美的那几片草地，必然是属于几个大部族的。
而一旦较大的部族看中了某个小部族的草场，小部族也只能乖乖的拱手相让，不敢稍作争辩，毕竟大草原上是没有律法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部族会越来越兴盛，而小部族则慢慢消亡终于消失的缘由。
卜石兔心中也很清楚，林丹汗夺走了归化，不仅仅在声誉上对他造成了重大打击，更为重要的是，夺走了富饶的土默特川。从此他的部族将再无一片肥沃的土地放牧定居，而需要沦落到同那些小部族抢夺草场的无尽纷争中去了。
已经习惯于舒适定居生活的土默特贵族们，从前他们依靠招募来的汉人耕种，收取赋税就能过上好日子。显然是无法再习惯于亲自拿起马鞭在草原上放牧的生活了。这些贵族的不满情绪，将会在今后彻底埋葬他的权力和地位。
在这种状况之下，为土默特部族，为他自己寻找一个出路，就成了当务之急。成立畜牧公司也好，接受朝廷的官职也好，都是卜石兔增加自己的生存资本，好让朝廷对他更重视一些，多支持他一些，不要让自己沦落到最为悲惨的结局中去。
有着顺义王的带头，不管是接受朝廷委任的官职，还是各旗同四海商行合作成立畜牧公司，都开始走上了正规。而有了这个畜牧公司的存在，各旗自然也就顺理成章的向中央银行贷了款。
这些蒙古首领显然不在意12%的年利率有多高，他们只关心有多少钱能落在自己手中。中央银行衡量评估了风险之后，一共放贷出了80万元的款子。
虽然不少蒙古首领不太喜欢银行给的红票子，但是当这些红票子能够从四海商行中购买到他们需要的货物后，他们便不在意银行给自己的贷款是纸币还是银两这回事了。
当这些蒙古首领开春后返回草原时，起码有一半多的贷款已经花在京城内，其中有十分之一是用于他们自己个人的消费。显然这些蒙古首领们，还没有学会把个人财产同部族财产分开的习惯。
负责打理内蒙畜牧公司的商人对此有些担忧，但是负责管理民族事务的官吏却很乐意见到这种现象。现在这些部落首领以为这贷款是白捡的，但是一旦畜牧公司开始运转起来，当那些牧民们被纳入到大明的经济圈后，他们这种行为就变成了贪污公款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把柄。
而对于右翼蒙古各部大部分首领的欣然接受，代表林丹汗而来的察哈尔使者贵英恰却陷入了头疼之中。虽然察哈尔部小输了一场，但是并没有损及察哈尔部的根本。
真正重要的是，从辽河套迁移到河套平原之后，林丹汗需要大量的物资去安抚那些被强制迁移而来的附庸部族，和被征服的部族。
没有了这些部族对于察哈尔部的支持，察哈尔部就不可能在河套平原上扎下根来。这就好比一棵大树移植之后，就必须大量的灌输肥料和养分，才能让迁移来的树木同土壤结合在一起，而不至于因为水土不合而干枯一样。
但是察哈尔部手中没有明国商人需要的金银，如果用牲畜当做支付手段，这么大数量的牲畜除了官方正式开市外，不是几个走私商人能够吃的下的。而且走私商人也无法满足察哈尔部需要的海量物资。
但是，明国朝廷虽然同意开市，却不愿意提高市赏，这使得贵英恰有些为难。更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是，明国要求察哈尔部接受纸币进行交易，今后连市赏也以纸币进行结算。
虽然明国官员保证，这些纸币可以购买到他们需要的物资，但是贵英恰却很担忧，一旦察哈尔同明国交恶，这些纸币岂不是变成了废纸？毕竟银两可以在任何地方流通，但是纸币却只能同明国进行交易。
此外，明人虽然拒绝了提高市赏的额度，但是却愿意向林丹汗给予一笔35万元的贷款，条件是将原本归化城附近的耕地租借给明人的农垦公司，并要求林丹汗保证这些农垦公司的安全。
贵英恰从心里上并不想答应明人的这些条件，但是一名明国的官员却给他送来了一份契约，约定了四海商行每年从他手中购买10万头牛羊，价格比照市价贵一成。这一成的价格，显然是对他的贿赂，贵英恰也正是为此烦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