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渊思看着眼前这个拄着一根拐杖却健步如飞的奸商，大为惊奇的说道：“汪行长，本官也不过才得到要发行战争公债的消息，你如何就知道了？
不过汪行长你好像找错人了，此事是郭尚书亲自负责，我度支司同这次战争公债发行的事务无关啊。”
以往不管见到多小的官吏，汪逢元都要曲着身子陪着笑脸，但是现在的汪逢元，即便是站在王渊思这样的户部郎中面前，也一样挺直了自己的腰板。
中央银行每向户部发放一笔贷款，汪逢元就感觉自己就多了一份底气。以往他看到这些官员，就如同老鼠看到了猫，对于他们这些商人来说，哪怕是赚了再多的钱，但只要得罪了一名不入流的小吏，都会让他们倾家荡产。
是以大明的商人一旦有了钱，便要让家中子弟进学，指望出个读书人保护自己的家业。在那个时候，汪逢元眼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自己头上的那片天。
不过现在作为中央银行当家人的汪逢元，眼界自然就同以往大为不同了。而作为中央银行最大的债务人，户部官员也就首先失去了在他心里的那种莫名威严。
老于事故的汪逢元，很快便听出了王渊思表面上的话语虽然显得亲近，但是背后却有一种不屑于同自己过多交往的高傲。
汪逢元对此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中央银行虽然是户部最大的债主，股东中还有内府和北地的诸多士绅，但是随着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建立，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户部债主的垄断地位。
如果说这天下有什么生意最难做，从前的汪逢元一定会认为是和官府的生意最难做。但是要问天下什么生意的利润最好，现在的汪逢元也一定会说，是同官府做生意的利润最好。
事实上，如果不是大明的国库实在太穷，汪逢元觉得光是自己的中央银行就能掏光国库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这些官老爷们一旦失去了蛮不讲理的本事，在生意场上就是一群把自己卖了都还搞不清状况的蠢驴。
汪逢元心中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对着王渊思却是这么说的，“郎中大人虽然是尚书大人的心腹，但尚书大人毕竟也是60岁的人了，郎中大人是时候为自己的前程考虑一二了。”
王渊思顿时拉下脸来喝斥道：“鹤城男请自重，尚书大人乃是本官的恩师。”
汪逢元收敛了笑意，一脸严肃的说道：“我对于郭尚书绝无诅咒之意，我只是想要提醒王郎中，中央银行同郭尚书一向合作的很好，我们又怎么会希望户部尚书换人呢？
只不过，那位王侍郎现在同交通银行和山西银行打的火热，大有取尚书之位以代之的气势，王郎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想法么？
郭尚书在位，自然天下太平，但是郭尚书去职之后，谁来接任郭尚书的位置呢？我们由衷的希望，能够继续秉持郭尚书制定政策的人上位而已。”
“我们？”王渊思有些狐疑的看着汪逢元询问道。汪逢元爽快的回道：“中央银行的各位股东代表，希望王郎中未来能够接替户部尚书之位，继续保持三家银行的现状。”
王渊思立刻明白了过来，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成立较迟，且一开始心存疑虑投入不足，导致中央银行获得了内府和户部的重点扶持。
从中央银行出现，到现在为止不过两年。但是大明各地每年向中央解运钱粮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业务。
在以前，国家一年两税的征收，那是官府的头等大事，绝不会允许商人插手其中。而例行了200余年的大明税收体制，也变得异常复杂、繁琐和低效。
比如让一部分京城官员到南京去领取俸禄，让锦州的军士到山海关领取军饷，把上海的一石稻米运到北京，又要把保定的一石小麦运往南京。
这些莫名奇妙的规定，也许当年只是因为突发意外的临时举措，但是到了现在却成了不可变更的祖制。这种丝毫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旧规，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自然是有人可以从中渔利了。
中央银行刚刚解运地方到中央的税粮时，自然是遇到了不少官吏的刁难的。但是获得了内府强力支撑的中央银行在打破了这些陋规之后，便享受到了惊人的收益。
中央银行借助国家库藏对商人进行拆解，又从商人手中拆解钱粮以补充地方或中央所需。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国家库藏和商人仓储，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互补不足，交换有无的关系。
光是南方商人在北方贩卖货物之后的收益汇兑回南方，中央银行利用这笔收益发放边军军饷，然后用南方税收交付给返回南方的商人这块，就让中央银行至少每年稳稳入账了3、4百万两收益。
中央银行的成果，自然让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大为眼红，特别是山西银行，一直都把宣大边镇的军饷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是过去上百年里，这些山西商人行事实在是过于抠门。
他们仗着同山西、宣大边镇将门的交好，提供给边军的物资一向是价高而质劣，在边镇中下层将士那里早就坏了名声。
中央银行向四海商行购买输送的物资，比山西商人的货物质量好不说，价格低分量也足。加上总参谋部在宣大编练的新军压阵，使得这些山西商人开始寻找，取消中央银行垄断国税解运地位的方法了。
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联手向户部侍郎王家祯示好，未曾不是在未雨绸缪。
汪逢元的暗示，也让王渊思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国初时户部下属只有四个清吏司，曰总部：掌天下户口、贡赋和赈灾；曰度支部：掌考校、赏赐等；曰金部：掌市舶、库藏、茶盐等；曰仓部：掌漕运、军储和出纳科粮。
不过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丞相之后，就把户部下属改成了按照省份设立的十二清吏司，成祖之后形成了十三清吏司，然后一直沿用到天启末年。
新皇登基之后，又再度在侍郎之下，十三清吏司之上，复设四总部，以协助户部尚书和左右侍郎管理十三清吏司的事务。
而新设立的度支司，除了原有的职权之外，还多了一项掌管整个国库收支账目的核查权力。这也使得王渊思的地位同两位户部侍郎相当，在权力上还要超过户部的右侍郎。
如果说户部现在管着大明的钱袋子，那么度支司便管着户部的钱袋子。这个位子是如此重要，王渊思受两位户部侍郎的嫉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如汪逢元所言，中央银行并不希望户部的格局有所改变，而王渊思同样也不希望自己的位置有什么变动。如果能够借助中央银行的支持，越过其他人接任户部尚书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成，至少也要保住现在的位置。
王渊思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鹤城男的好意我明白了，但是户部尚书乃是朝廷公器，就算郭公去位，也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私相授受的，自有陛下和内阁进行裁断。
不过，只要本官在户部待上一天，也一定会保住郭公辛苦开创出来的局面的…”
对于王渊思的表态，汪逢元感到了满意。对他来说，支持王渊思竞争户部尚书的位子，是顺带的。他是真真切切的想要支持这场战争，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数日前朝会上皇帝的言论，在三家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现在已经是街知巷闻。两淮盐业的重新洗牌已经成为定局，两淮盐商的资产，很快就会成为三家银行的战利品。
而这些还不是三家银行最丰厚的获利，真正的收益还在于，纠缠了一年的金银比价，终于将要落下帷幕了。几日前的朝会刚刚结束，黄金期货市场内，就有人开始陆续抛出白银，转而看好黄金，不再试图阻扰金价上升了。
两淮盐商用于支撑白银价格的资金，从这一刻开始就会是三家银行和其他人的目标。因为盐引案被拘禁起来的八大盐总商，使得这些黄金交易所内的资金失去了主持者。
这些资金就像是一头烤的喷香的小乳猪，只要拿着刀叉的人，都能上去切下一块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发财机会么。
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汪逢元自然不希望朝堂上出现什么变局，从而让两淮盐商有了翻身的机会。
如果不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汪逢元甚至想要独自包销所有的战争公债。获得了两淮盐税的抵押，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对未来的两淮盐业公司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显然是一桩很好的投资。
在汪逢元同王渊思交谈的时候，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代表同样找到了户部侍郎王家祯，他们的目的和汪逢元差不多，除了想要在户部内部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之外，同样希望朝廷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于是在郭允厚还在考虑如何向三家银行分派公债任务时，崇祯所需要的第一期作战经费已经有了着落了。三家银行不仅主动包销了所有公债，还为了占据公债的大头，激烈的争论了好几场。
不过汪行长你好像找错人了，此事是郭尚书亲自负责，我度支司同这次战争公债发行的事务无关啊。”
以往不管见到多小的官吏，汪逢元都要曲着身子陪着笑脸，但是现在的汪逢元，即便是站在王渊思这样的户部郎中面前，也一样挺直了自己的腰板。
中央银行每向户部发放一笔贷款，汪逢元就感觉自己就多了一份底气。以往他看到这些官员，就如同老鼠看到了猫，对于他们这些商人来说，哪怕是赚了再多的钱，但只要得罪了一名不入流的小吏，都会让他们倾家荡产。
是以大明的商人一旦有了钱，便要让家中子弟进学，指望出个读书人保护自己的家业。在那个时候，汪逢元眼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自己头上的那片天。
不过现在作为中央银行当家人的汪逢元，眼界自然就同以往大为不同了。而作为中央银行最大的债务人，户部官员也就首先失去了在他心里的那种莫名威严。
老于事故的汪逢元，很快便听出了王渊思表面上的话语虽然显得亲近，但是背后却有一种不屑于同自己过多交往的高傲。
汪逢元对此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中央银行虽然是户部最大的债主，股东中还有内府和北地的诸多士绅，但是随着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建立，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户部债主的垄断地位。
如果说这天下有什么生意最难做，从前的汪逢元一定会认为是和官府的生意最难做。但是要问天下什么生意的利润最好，现在的汪逢元也一定会说，是同官府做生意的利润最好。
事实上，如果不是大明的国库实在太穷，汪逢元觉得光是自己的中央银行就能掏光国库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这些官老爷们一旦失去了蛮不讲理的本事，在生意场上就是一群把自己卖了都还搞不清状况的蠢驴。
汪逢元心中虽然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对着王渊思却是这么说的，“郎中大人虽然是尚书大人的心腹，但尚书大人毕竟也是60岁的人了，郎中大人是时候为自己的前程考虑一二了。”
王渊思顿时拉下脸来喝斥道：“鹤城男请自重，尚书大人乃是本官的恩师。”
汪逢元收敛了笑意，一脸严肃的说道：“我对于郭尚书绝无诅咒之意，我只是想要提醒王郎中，中央银行同郭尚书一向合作的很好，我们又怎么会希望户部尚书换人呢？
只不过，那位王侍郎现在同交通银行和山西银行打的火热，大有取尚书之位以代之的气势，王郎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想法么？
郭尚书在位，自然天下太平，但是郭尚书去职之后，谁来接任郭尚书的位置呢？我们由衷的希望，能够继续秉持郭尚书制定政策的人上位而已。”
“我们？”王渊思有些狐疑的看着汪逢元询问道。汪逢元爽快的回道：“中央银行的各位股东代表，希望王郎中未来能够接替户部尚书之位，继续保持三家银行的现状。”
王渊思立刻明白了过来，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成立较迟，且一开始心存疑虑投入不足，导致中央银行获得了内府和户部的重点扶持。
从中央银行出现，到现在为止不过两年。但是大明各地每年向中央解运钱粮的工作，已经成为了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业务。
在以前，国家一年两税的征收，那是官府的头等大事，绝不会允许商人插手其中。而例行了200余年的大明税收体制，也变得异常复杂、繁琐和低效。
比如让一部分京城官员到南京去领取俸禄，让锦州的军士到山海关领取军饷，把上海的一石稻米运到北京，又要把保定的一石小麦运往南京。
这些莫名奇妙的规定，也许当年只是因为突发意外的临时举措，但是到了现在却成了不可变更的祖制。这种丝毫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旧规，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自然是有人可以从中渔利了。
中央银行刚刚解运地方到中央的税粮时，自然是遇到了不少官吏的刁难的。但是获得了内府强力支撑的中央银行在打破了这些陋规之后，便享受到了惊人的收益。
中央银行借助国家库藏对商人进行拆解，又从商人手中拆解钱粮以补充地方或中央所需。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国家库藏和商人仓储，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互补不足，交换有无的关系。
光是南方商人在北方贩卖货物之后的收益汇兑回南方，中央银行利用这笔收益发放边军军饷，然后用南方税收交付给返回南方的商人这块，就让中央银行至少每年稳稳入账了3、4百万两收益。
中央银行的成果，自然让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大为眼红，特别是山西银行，一直都把宣大边镇的军饷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是过去上百年里，这些山西商人行事实在是过于抠门。
他们仗着同山西、宣大边镇将门的交好，提供给边军的物资一向是价高而质劣，在边镇中下层将士那里早就坏了名声。
中央银行向四海商行购买输送的物资，比山西商人的货物质量好不说，价格低分量也足。加上总参谋部在宣大编练的新军压阵，使得这些山西商人开始寻找，取消中央银行垄断国税解运地位的方法了。
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联手向户部侍郎王家祯示好，未曾不是在未雨绸缪。
汪逢元的暗示，也让王渊思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国初时户部下属只有四个清吏司，曰总部：掌天下户口、贡赋和赈灾；曰度支部：掌考校、赏赐等；曰金部：掌市舶、库藏、茶盐等；曰仓部：掌漕运、军储和出纳科粮。
不过朱元璋杀胡惟庸废除丞相之后，就把户部下属改成了按照省份设立的十二清吏司，成祖之后形成了十三清吏司，然后一直沿用到天启末年。
新皇登基之后，又再度在侍郎之下，十三清吏司之上，复设四总部，以协助户部尚书和左右侍郎管理十三清吏司的事务。
而新设立的度支司，除了原有的职权之外，还多了一项掌管整个国库收支账目的核查权力。这也使得王渊思的地位同两位户部侍郎相当，在权力上还要超过户部的右侍郎。
如果说户部现在管着大明的钱袋子，那么度支司便管着户部的钱袋子。这个位子是如此重要，王渊思受两位户部侍郎的嫉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正如汪逢元所言，中央银行并不希望户部的格局有所改变，而王渊思同样也不希望自己的位置有什么变动。如果能够借助中央银行的支持，越过其他人接任户部尚书自然是最好的。如果不成，至少也要保住现在的位置。
王渊思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鹤城男的好意我明白了，但是户部尚书乃是朝廷公器，就算郭公去位，也不是我们这些臣子可以私相授受的，自有陛下和内阁进行裁断。
不过，只要本官在户部待上一天，也一定会保住郭公辛苦开创出来的局面的…”
对于王渊思的表态，汪逢元感到了满意。对他来说，支持王渊思竞争户部尚书的位子，是顺带的。他是真真切切的想要支持这场战争，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数日前朝会上皇帝的言论，在三家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现在已经是街知巷闻。两淮盐业的重新洗牌已经成为定局，两淮盐商的资产，很快就会成为三家银行的战利品。
而这些还不是三家银行最丰厚的获利，真正的收益还在于，纠缠了一年的金银比价，终于将要落下帷幕了。几日前的朝会刚刚结束，黄金期货市场内，就有人开始陆续抛出白银，转而看好黄金，不再试图阻扰金价上升了。
两淮盐商用于支撑白银价格的资金，从这一刻开始就会是三家银行和其他人的目标。因为盐引案被拘禁起来的八大盐总商，使得这些黄金交易所内的资金失去了主持者。
这些资金就像是一头烤的喷香的小乳猪，只要拿着刀叉的人，都能上去切下一块来，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发财机会么。
就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汪逢元自然不希望朝堂上出现什么变局，从而让两淮盐商有了翻身的机会。
如果不是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汪逢元甚至想要独自包销所有的战争公债。获得了两淮盐税的抵押，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对未来的两淮盐业公司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显然是一桩很好的投资。
在汪逢元同王渊思交谈的时候，山西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代表同样找到了户部侍郎王家祯，他们的目的和汪逢元差不多，除了想要在户部内部寻找自己的支持者之外，同样希望朝廷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于是在郭允厚还在考虑如何向三家银行分派公债任务时，崇祯所需要的第一期作战经费已经有了着落了。三家银行不仅主动包销了所有公债，还为了占据公债的大头，激烈的争论了好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