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国现行的税率在列国中较高的，税目也是五花八门，连家里有把菜刀，一根鱼竿，一张渔网都要收税，甚至还有“厕肥”税。就是茅厕里拉下的屎，也得上税，就因为大粪可以肥田，提高亩产，因此也就有了上税的动机。
这次推行的《推商税》最厉害的是存盈税，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过手税”和“转运税”，通俗的说，类似于增值税和公路养护费。
所有货物从原产地贩卖至目的地，中间的流转过程中都有几道贩子，这些贩子只要过他们的手，并且他们有盈利，就得逐层收税，这还不算，货物的最终销售的净利润，得征收超额过手税。
转运税就简单了，你的货运输了多少陆路、水陆，都要受转运税，相当于公路养护费。
这样一来，商人的最终利润会被增加的税目稀释，再加上存盈税兜底捞，朝廷得以通过吸商人的血，充实国库。但所有增加的成本，最后都会反应到销售终端的物价上，商人少赚了，完全可以通过提高价钱，从老百姓身上赚回来，并造成通货膨胀。
《推商税》最终将把物价推上天，同时公孙岳没有出台价格管控机制，这是《推商税》的最大硬伤。增税必然导致价格上涨，这是正常经济现象，只要商人还有利润可图，就应该限制涨价。
但公孙岳在《推商税》中只字未提价格管控政策，这意味着不是内阁对新法后果的估计不足，便是咸王为通过变法，默许了公孙岳与权贵达成妥协。允许王公贵胄在此次涨价风暴之前，开始囤货，坐等价格暴涨。
亦或者，公孙岳目的就是大量查抄商贾，没收资产，坐等价格上涨，然后出手换取大量国库所需的物资和贵重金属。
由此来看《推商税》的背后充满了复杂的利益交换，但百里燕仍不明白，公孙岳究竟为何要如此激进的推进变法，如此明显的经济弊端，他就不知道？大司农莫安正就没上奏？
而当市场通胀达到顶峰，消费力远不能适应市场价格之际，消费开始萎缩，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出现通货紧缩，甚至萧条。
一胀一缩之间，国家把老百姓和富裕阶层的钱，统统卷进自己的口袋，结果只能是统治阶层通吃所有阶层。当然，时下是君主制，王天下，甚至连完全的封建制度都算不上。
喝着酒，百里燕吃了口牛肉，又往嘴里塞了两颗吊豆说道：
“高兄，眼下木已成舟，你我也无力左右朝局，依在下之见，此事不宜纠缠过甚，否则恐招致非议。”
“魏贤弟是担心议贤馆的那些酸腐之人？就他们也知天下大事，不过一群逞口舌之快，毫无建树的小人尔。”高勋不以为然。
时下的制度下言论空前自由，人人皆可议政论政，诸子百家方兴未艾，变法的浪潮空前高涨。
“议贤馆”便是咸国国都陔陵城内一处说政议政的馆场，坐落于城东闹市区的三层高楼。议贤馆的客栈的二楼、三楼是客房，为所谓的文人墨客提供基本的免费食宿，而费用则由咸国自掏腰包。
一楼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内殿，周围可容五百人跪坐，内殿中央由各派的当红说政派畅谈国政，甚至可以各方辩论，围坐的其他人也可以畅所欲言评点一二，甚至不乏唇枪舌战的精彩激辩。
议贤馆百里燕也曾去过几次，在他看来，绝大多数都是酸腐的文人吃饱了撑着，躲在议贤馆混吃等死，与其说是议贤馆，不如说是养闲官。
想当初相国公孙岳也是在议贤馆辩论胜出发的家，后被现在的咸王收入太子府中，一上台便委以丞相重任。
百里燕担心，高勋作为赵逊门客，他也经常去议贤馆论政，以他现在的思想，不免遭到支持新法者的攻击。
“高兄，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可知‘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人言可畏？”
高勋顿显迷茫，百里燕不清楚是自己表达有误，还是这个成语的内涵还不存在于时下，只见高勋紧锁眉头苦想许久。
“高某不才，还请贤弟指教。”
“指教二字愧不敢当，在下也是略知一二。”
“贤弟请说。”高勋放下筷子，听得认真。
“高兄可知《推商税》最为拥戴者何人。”
“商贾、百姓皆无利可图，为大王与权贵获利，拥戴者自是王公贵胄一干人等。”
“不然。”百里燕道，喝了口酒继续说：“商人敛财天经地义，世上也没人愿意干亏本的买卖。而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无论价格贵贱，百姓只能购买商人财货，别无选择。
前番《农桑令》一举推高粮价，以至民怨沸腾，不法商贩借此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敛取不义之财，由此令百姓深恶痛绝。
如今民愤方平，家财万贯者无不是囤积居奇赚得盆满钵满，而百姓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倘若此时再向富商课以重税，百姓定然群起而攻之，但凡商贾富人有钱者，百姓皆敢于揭发私藏财货者，以泄私愤。
若是你我妄议《推商税》弊端，市井之言定然以为你我在替奸商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届时众人公议，你我何以应对。”
“但《推商税》对百姓毫无益处可言，百姓何以拥戴新法。”高勋似乎仍然不解。
“高兄，天下百姓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明事理者十不足一，焉能各个与高兄这般深谋远虑料事在后。”
“贤弟是说，百姓之所以拥戴新政，实是为泄一己之私愤，而忘乎所以。”
“正是如此。”
是人，都有红眼病，当有别人腰缠万贯吃饱喝足，穿金戴银妻妾成群之际，你家徒四壁打着光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心理平衡吗，肯定不平衡，论谁心理都不平衡。
公孙岳推出《推商税》，便是给了心理不平衡的普罗大众一次泄愤的机会。但凡是商人，就没一个不偷税漏税转移财产的，被举报者多数都是实证。
全天下富裕阶层毕竟是少数，《推商税》就等于把富裕阶层推到了穷人阶层的对立面，鼓励穷人检举揭发私藏转移钱款的富裕阶层。即便你如实申报财产，但只要查，永远都能查出莫须有的名目。
当民愤处于亢奋的高点，价格变化没有引发实质生活窘迫时，老百姓自然拥戴新政，倘若高勋堂而皇之的指责公孙岳的《推商税》，结果只能是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甚至被暴民冲入家中殴打致死。
尤其是高勋时常去议贤馆论政，以他的性格，还不把《推商税》说的一无是处。
如此一来，无异于开罪拥戴新政的酸腐穷文人，而文人多数都是穷困潦倒却又能识几个字。时下真正懂经济的文人，怕是一万个人里都没有一个，跟他们谈经济，如同对牛弹琴。
百里燕说话之际，酒肆之内突然鼓噪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穷读书人，身着各色粗布直裾，点了几壶苦酒，半斤白切猪肉，围坐在酒肆中央说起话来，人还挺多，有七八人。
“诸位，都听说了吧，议贤馆申时开说，相国大人的得意门生恭首谦将主持说政，论辩《推商税》。”
“是嘛，这次可真是大快人心，那些个奸商不义之徒，压榨我等百姓是何等残酷，也该轮到他们吃点苦头。”
“对，前番奸商作祟民不聊生，奉阳君作乱便是这等不义之徒为了一己之私，祸害我们咸国。若非这等败类，咸国岂能向晋国称为下邦之国。”
“正是如此，奸商当道法令不明，依在下看，相国新推《推商税》正逢其时。”
说话者多半都在谈论《推商税》，无一例外都是新政的拥戴者，矛头也指向了富裕阶层。
正值百里燕细听之际，高勋几杯酒下肚，听闻丞相得意门生恭首谦要在议贤馆论道，他打了个酒嗝壮起胆子：
“魏贤弟，恭首谦申时要在议贤馆论道，你我前去一探究竟，看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高兄，恭首谦此人极善辞令，高兄贸然前去与之激辩，万一落得个下风，岂不被人耻笑。”
“诶，大丈夫顶天立地，败于下风何足道哉。走，你我速去，晚了便只能站着了，走吧。”
高勋催促着，全然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声放在心上。百里燕虽然担心，但也打算一探究竟。
公孙岳能让恭首谦出面开讲论道，多半是在为即将实施的《推商税》做舆论准备。
封建社会的天下舆论主导权，一半掌握在君王和国家决策机构，另一半则在天下文人知识分子的口中，老百姓只是舆论哄骗下的良民。为了新法的名正言顺，就需要舆论的鼓噪和引导。
而恭首谦此人是公孙岳的得意门生，今年不过二十二岁，确是巧舌如簧极善诡辩。
百里燕三年前刚到陔陵，曾在议贤馆听过其对志国推行新历法的纵论，恭首谦当时抨击志国推行的历法是危害世间的歪理邪说，公开指责志国狼子野心，想取梁朝而代之而号令诸侯。
其最核心的论据是自古以来，历法都由中央王朝制定，从无任何诸侯王制定历法一说，志国擅自推行新历法，意在谋权篡位。
这次推行的《推商税》最厉害的是存盈税，除此之外还增加了“过手税”和“转运税”，通俗的说，类似于增值税和公路养护费。
所有货物从原产地贩卖至目的地，中间的流转过程中都有几道贩子，这些贩子只要过他们的手，并且他们有盈利，就得逐层收税，这还不算，货物的最终销售的净利润，得征收超额过手税。
转运税就简单了，你的货运输了多少陆路、水陆，都要受转运税，相当于公路养护费。
这样一来，商人的最终利润会被增加的税目稀释，再加上存盈税兜底捞，朝廷得以通过吸商人的血，充实国库。但所有增加的成本，最后都会反应到销售终端的物价上，商人少赚了，完全可以通过提高价钱，从老百姓身上赚回来，并造成通货膨胀。
《推商税》最终将把物价推上天，同时公孙岳没有出台价格管控机制，这是《推商税》的最大硬伤。增税必然导致价格上涨，这是正常经济现象，只要商人还有利润可图，就应该限制涨价。
但公孙岳在《推商税》中只字未提价格管控政策，这意味着不是内阁对新法后果的估计不足，便是咸王为通过变法，默许了公孙岳与权贵达成妥协。允许王公贵胄在此次涨价风暴之前，开始囤货，坐等价格暴涨。
亦或者，公孙岳目的就是大量查抄商贾，没收资产，坐等价格上涨，然后出手换取大量国库所需的物资和贵重金属。
由此来看《推商税》的背后充满了复杂的利益交换，但百里燕仍不明白，公孙岳究竟为何要如此激进的推进变法，如此明显的经济弊端，他就不知道？大司农莫安正就没上奏？
而当市场通胀达到顶峰，消费力远不能适应市场价格之际，消费开始萎缩，经济进入下行通道，出现通货紧缩，甚至萧条。
一胀一缩之间，国家把老百姓和富裕阶层的钱，统统卷进自己的口袋，结果只能是统治阶层通吃所有阶层。当然，时下是君主制，王天下，甚至连完全的封建制度都算不上。
喝着酒，百里燕吃了口牛肉，又往嘴里塞了两颗吊豆说道：
“高兄，眼下木已成舟，你我也无力左右朝局，依在下之见，此事不宜纠缠过甚，否则恐招致非议。”
“魏贤弟是担心议贤馆的那些酸腐之人？就他们也知天下大事，不过一群逞口舌之快，毫无建树的小人尔。”高勋不以为然。
时下的制度下言论空前自由，人人皆可议政论政，诸子百家方兴未艾，变法的浪潮空前高涨。
“议贤馆”便是咸国国都陔陵城内一处说政议政的馆场，坐落于城东闹市区的三层高楼。议贤馆的客栈的二楼、三楼是客房，为所谓的文人墨客提供基本的免费食宿，而费用则由咸国自掏腰包。
一楼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内殿，周围可容五百人跪坐，内殿中央由各派的当红说政派畅谈国政，甚至可以各方辩论，围坐的其他人也可以畅所欲言评点一二，甚至不乏唇枪舌战的精彩激辩。
议贤馆百里燕也曾去过几次，在他看来，绝大多数都是酸腐的文人吃饱了撑着，躲在议贤馆混吃等死，与其说是议贤馆，不如说是养闲官。
想当初相国公孙岳也是在议贤馆辩论胜出发的家，后被现在的咸王收入太子府中，一上台便委以丞相重任。
百里燕担心，高勋作为赵逊门客，他也经常去议贤馆论政，以他现在的思想，不免遭到支持新法者的攻击。
“高兄，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可知‘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人言可畏？”
高勋顿显迷茫，百里燕不清楚是自己表达有误，还是这个成语的内涵还不存在于时下，只见高勋紧锁眉头苦想许久。
“高某不才，还请贤弟指教。”
“指教二字愧不敢当，在下也是略知一二。”
“贤弟请说。”高勋放下筷子，听得认真。
“高兄可知《推商税》最为拥戴者何人。”
“商贾、百姓皆无利可图，为大王与权贵获利，拥戴者自是王公贵胄一干人等。”
“不然。”百里燕道，喝了口酒继续说：“商人敛财天经地义，世上也没人愿意干亏本的买卖。而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无论价格贵贱，百姓只能购买商人财货，别无选择。
前番《农桑令》一举推高粮价，以至民怨沸腾，不法商贩借此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敛取不义之财，由此令百姓深恶痛绝。
如今民愤方平，家财万贯者无不是囤积居奇赚得盆满钵满，而百姓家徒四壁食不果腹，倘若此时再向富商课以重税，百姓定然群起而攻之，但凡商贾富人有钱者，百姓皆敢于揭发私藏财货者，以泄私愤。
若是你我妄议《推商税》弊端，市井之言定然以为你我在替奸商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届时众人公议，你我何以应对。”
“但《推商税》对百姓毫无益处可言，百姓何以拥戴新法。”高勋似乎仍然不解。
“高兄，天下百姓目不识丁者十之八九，明事理者十不足一，焉能各个与高兄这般深谋远虑料事在后。”
“贤弟是说，百姓之所以拥戴新政，实是为泄一己之私愤，而忘乎所以。”
“正是如此。”
是人，都有红眼病，当有别人腰缠万贯吃饱喝足，穿金戴银妻妾成群之际，你家徒四壁打着光棍，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心理平衡吗，肯定不平衡，论谁心理都不平衡。
公孙岳推出《推商税》，便是给了心理不平衡的普罗大众一次泄愤的机会。但凡是商人，就没一个不偷税漏税转移财产的，被举报者多数都是实证。
全天下富裕阶层毕竟是少数，《推商税》就等于把富裕阶层推到了穷人阶层的对立面，鼓励穷人检举揭发私藏转移钱款的富裕阶层。即便你如实申报财产，但只要查，永远都能查出莫须有的名目。
当民愤处于亢奋的高点，价格变化没有引发实质生活窘迫时，老百姓自然拥戴新政，倘若高勋堂而皇之的指责公孙岳的《推商税》，结果只能是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甚至被暴民冲入家中殴打致死。
尤其是高勋时常去议贤馆论政，以他的性格，还不把《推商税》说的一无是处。
如此一来，无异于开罪拥戴新政的酸腐穷文人，而文人多数都是穷困潦倒却又能识几个字。时下真正懂经济的文人，怕是一万个人里都没有一个，跟他们谈经济，如同对牛弹琴。
百里燕说话之际，酒肆之内突然鼓噪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穷读书人，身着各色粗布直裾，点了几壶苦酒，半斤白切猪肉，围坐在酒肆中央说起话来，人还挺多，有七八人。
“诸位，都听说了吧，议贤馆申时开说，相国大人的得意门生恭首谦将主持说政，论辩《推商税》。”
“是嘛，这次可真是大快人心，那些个奸商不义之徒，压榨我等百姓是何等残酷，也该轮到他们吃点苦头。”
“对，前番奸商作祟民不聊生，奉阳君作乱便是这等不义之徒为了一己之私，祸害我们咸国。若非这等败类，咸国岂能向晋国称为下邦之国。”
“正是如此，奸商当道法令不明，依在下看，相国新推《推商税》正逢其时。”
说话者多半都在谈论《推商税》，无一例外都是新政的拥戴者，矛头也指向了富裕阶层。
正值百里燕细听之际，高勋几杯酒下肚，听闻丞相得意门生恭首谦要在议贤馆论道，他打了个酒嗝壮起胆子：
“魏贤弟，恭首谦申时要在议贤馆论道，你我前去一探究竟，看看他如何自圆其说。”
“高兄，恭首谦此人极善辞令，高兄贸然前去与之激辩，万一落得个下风，岂不被人耻笑。”
“诶，大丈夫顶天立地，败于下风何足道哉。走，你我速去，晚了便只能站着了，走吧。”
高勋催促着，全然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声放在心上。百里燕虽然担心，但也打算一探究竟。
公孙岳能让恭首谦出面开讲论道，多半是在为即将实施的《推商税》做舆论准备。
封建社会的天下舆论主导权，一半掌握在君王和国家决策机构，另一半则在天下文人知识分子的口中，老百姓只是舆论哄骗下的良民。为了新法的名正言顺，就需要舆论的鼓噪和引导。
而恭首谦此人是公孙岳的得意门生，今年不过二十二岁，确是巧舌如簧极善诡辩。
百里燕三年前刚到陔陵，曾在议贤馆听过其对志国推行新历法的纵论，恭首谦当时抨击志国推行的历法是危害世间的歪理邪说，公开指责志国狼子野心，想取梁朝而代之而号令诸侯。
其最核心的论据是自古以来，历法都由中央王朝制定，从无任何诸侯王制定历法一说，志国擅自推行新历法，意在谋权篡位。